戰國子家敘論九齊晉兩派政論

九齊晉兩派政論

　　一種政論之生不能離了他的地方人民性，是從古到今再顯明沒有的事情。例如放任經濟論之起于英，十八世紀自由論之起於法，國家論及國家社會論起於德，所謂「拜金主義」者之極盛於美，都使我們覺得有那樣土田，才生那樣草木。中國在春秋戰國間東西各部既通而未融，既混而未一，則各地政論之起，當因地域發生很不同的傾向，是自然的事。戰國時風氣最相反的莫如齊秦，一以富著，一以強稱；一則寬博，一則褊狹；一則上下靡樂，一則人民勇於公戰；一則天下賢士皆歸之，一則自孝公以來即燔滅詩書（見《韓非子·和氏》篇）。齊則上下行商賈之利，秦則一個純粹的軍國家，齊之不能變為秦，猶秦之難於變為齊。秦能滅齊而不能變其俗，秦地到了漢朝，為天下之都，一切之奢侈皆移於關中，而近秦之巴蜀，山鐵之富甲於世間，然後其俗少變，然關西猶以出將著聞。（時諺：「關東多相，關西多將。」）在這樣的差異之下，齊晉各有其不同的政治，亦即各有其政論是應該的。

　　但秦在繆公一度廣大之後，連著幾代不振作，即孝公令中所謂「厲躁簡公出子之不寧」者。及獻孝兩世，然後又有大志於中國，而關東賢士，因秦地自然之俗而利導之，如衛鞅。不有關東賢士，無以啟秦地之質，不有秦地之質，亦無以成關東賢士之用。此樣政治之施用在秦，而作此樣政論者則由三晉。晉在初年亦全是一個軍國家，和東方諸侯不同，和秦國歷代姻戚，邊疆密邇，同俗之處想必甚多。即如晉國最大之趙孟，本是秦之同宗，晉之大夫出奔，每至於秦。晉在後來既強大，且富庶，漸失其早年軍國的實在。既分為三之後，只有趙國沿保持早年的武力。韓、魏地富中國，無土可啟（魏始有上郡，後割于秦，遂失邊境），有中土之侈靡可學，遂為弱國。在不能開富不能啟土範圍之內，想把國家弄得強且固，於是造成一種官術論，即所謂中子之學，而最能實行這些官術論者，仍然是秦。

　　所以戰國時的政治論，略去小者不言，大別有東西兩派。齊為東派，書之存於後者有《管子》《晏子》。這個政論的重要題目是：如何用富而使人民安樂，如何行權而由政府得利，如何以富庶致民之道德，如何以富庶戒士卒之勇敢，如何富而不侈，如何庶而不淫。《管子》書中論政全是以經濟為政治論，《晏子》書論政全是以杜大國淫侈為政體論。返觀韓魏官術之論，及其行于秦國之跡，則全不是這些話，富國之術，只談到使民務本事，而痛抑商賈之操縱，執法立信，信賞必罰，「罰九賞一」，「燔滅詩書」，重督責而絕五蠹（《商君書》作「六虱」）。蓋既富之國，應用其富，而經濟政策為先（齊既衰之國，應強其政，而刑名之用為大（韓魏）；新興之國，應成一種力大而易使之民俗，以為兼併之資，而所謂商君之法者以興。這便是《管子》《晏子》書對於《商君》《韓非》書絕然不同的原因。

　　管晏商韓四部書都很駁雜，須待下篇論諸子分析時詳說，此處但舉齊學晉論幾個重要分素。

　　齊學《管子》書沒有一個字能是管子寫的，最早不過是戰國中年的著作，其中恐怕有好些是漢朝的東西。今姑以太史公所見幾篇為例，《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之旨要，太史公約之云：

　　管仲既任政相齊，以區區之齊在海濱，通貨積財，富國強兵，與俗同好惡。故其稱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順民心。」故論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與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其為政也，善因禍而為福，轉敗而為功。貴輕重，慎權衡。桓公實怒少姬，南襲蔡，管仲因而伐楚，責包茅不入貢于周室。桓公實北征山戎，而管仲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于柯之會，桓公欲背曹沫之約，管仲因而信之。諸侯由是歸齊。故曰：知「與之為取」，政之寶也。

　　輕重權衡《管子》書中言之極詳，現在不舉例。《管子》書中義，譎中有正，變中有常，言大而誇，極多絕不切實用者，如《輕重戊》一段，思將天下買得大亂，而齊取之。齊雖富，焉能這樣？這固全是齊人的風氣。然其要旨皆歸於開富源以成民德，治民對鄰，皆取一種適宜的經濟政策。《晏子》書文采甚高，陳義除貶孔丘外，皆與儒家義無相左處。齊人好諫，好以諷辭為諫，晏子實淳於髡所慕而為其隱語諷辭者（見《史記》），齊人後來且以三百篇為諫書。

　　三晉論齊雖那樣富，「泱泱乎大國風」，但其人所見頗鄙，大有據菑萊而小天下之意。孟子每言齊人所見不廣，妄以自己所有為天下先，如雲，「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若晉則以密邇東西周之故，可比齊人多知道天下之大，歷史之長，又以曆為百餘年中國伯主，新舊獻典，必更有些製作，故三晉政論當不如齊國之陋，然又未免於論術多而論政少，或竟以術為政。關於刑名之學之所起，《淮南·要略》說得很好：

　　申子者，韓昭侯之佐。韓、晉之別國也。地激民險，而介於大國之間。晉國之故禮未滅，韓國之新法重出，先君之令未收，後君之令又下，新故相反，前後相繆，百官背亂，莫知所用：故刑名之書生焉。（此言亦見《韓子·定法》篇，《韓子》書不出一人手，不知此言是誰抄誰者。）

　　申子刑名之學用於秦晉，用於漢世，此種官術自其小者言之，不過是些行政之規，持柄之要。申子書今雖不可見，然司馬子長以為「申子卑卑施之於名實」。大約還沒有很多的政治通論。不過由綜核名實發軌，自然可成一種溥廣的政論。所以韓子之學，雖許多出於名實之外，然「引繩墨，切事情」，亦即名實之推廣，不必因狹廣分申、韓為二，兩人亦皆是韓地的地道出產。申子書今佚，然故書所傅申子昭侯事，頗有可引以證其作用者。

　　申子嘗請仕其從兄，昭侯不許，申子有怨色。昭侯曰：「所為學於子者，欲以治國也。今將聽子之謁，而廢子之術乎？已其行子之術，而廢子之請乎？子嘗教寡人修功勞，視次第，今有所私求，我將奚聽乎？」申子乃辟舍請罪，曰：「君真其人也！」

　　昭侯有敝袴，命藏之。侍者曰：「君亦不仁者矣！不賜左右而藏之。」昭侯曰：「吾聞明主愛一顰一笑，顰有為顰，笑有為笑。今袴豈特顰笑哉？吾必待有功者！」（上兩事見《韓子》《說苑》等，文從《通鑒》所引。）

　　《韓非子》的雜篇章多是些申申子之意者，但韓非政論之最精要處在《五蠹》《顯學》兩篇，這是一個有本有末的政論，不可僅把他看做是主張放棄儒墨文學俠士者。《顯學》已抄在前篇，《五蠹》文長，不錄。

　　《商君書》純是申韓一派中物，《靳令》篇言「六虱」，即《韓子》中「五蠹」之論。商君決不會著書，此書當是三晉人士，因商君之令而為之論。《韓非子》說家有其書，則托于商君之著書，戰國末年已甚流行，《韓非子》議論從其出者不少。

　　我們現在可以申韓商君為一派，而以為其與齊學絕不同者，《韓非子》書中有顯證。

　　（《定法》第四十三）問者曰：「申不害、公孫鞅，此二家之言孰急於國？」應之曰：「是不可程也。人不食十日則死，大寒之隆，不衣亦死，謂之衣食孰急於人，則是不可一無也，皆養生之具也。今申不害言術，而公孫鞅為法。術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責實，操殺生之柄，課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執也。法者，憲令著於官府，賞罰必于民心，賞存乎慎法，而罰加乎奸令者也，此臣之所師也。君無術則弊於上，臣無法則亂於下，此不可一無，皆帝王之具也。」

　　（同篇下文又雲）二子之於法術，皆未盡善也。

　　（《難二》第三十七）景公過晏子，曰：「子宮小，近市，請徙子家豫章之圃。」晏子再拜而辭曰：「且嬰家貧，待市食而朝暮趨之，不可以遠。」景公笑曰：「子家習市，識貴賤乎？」是時，景公繁于刑。晏子對曰：「踴貴而履賤。」景公曰：「何故？」對曰：「刑多也。」景公造然變色曰：「寡人其暴乎？」於是損刑五。或曰：「晏子之貴踴，非其誠也，欲便辭以止多刑也，此不察治之患也。夫刑當，無多；不當，無少。無以不當聞，而以太多說，無術之患也。敗軍之誅以千百數，猶北且不止，即治亂之刑如恐不勝，而奸尚不盡。今晏子不察其當否，而以太多為說，不亦妄乎？夫惜草茅者耗禾穗，惠盜賊者傷良民，今緩刑罰，行寬惠，是利奸邪而害善人也。此非所以為治也。」

　　齊桓公飲酒，醉，遺其冠，恥之，三日不朝。管仲曰：「此非有國之恥也。公胡其不雪之以政？」公曰：「胡其善。」因發倉囷，賜貧窮，論囹圄，出薄罪。處三日而民歌之，曰：「公胡不復遺冠乎？」

　　或曰：「管仲雪桓公之恥於小人，而生桓公之恥于君子矣！使桓公發倉囷而賜貧窮，論囹圄而出薄罪，非義也，不可以雪恥使之而義也。桓公宿義，須遺冠而後行之，則是桓公行義，非為遺冠也。是雖雪遺冠之恥於小人，而亦遺義之恥于君子矣。且夫發囷倉而賜貧窮者，是賞無功也；論囹圄而出薄罪者，是不誅過也。夫賞無功則民偷幸而望於上，不誅過則民不懲而易為非。此亂之本也，豈可以雪恥哉？」

　　按，上段必是當時流行《晏子諫書》中一節，下段必是當時流行《管子》書中一節，所謂「因禍以為福，轉敗以為功」者，為韓子學者皆不取此等齊人政論。

　　今本管、韓書中皆多引用《老子》文句處，《管子》在漢志中列入道家，而太史公以為申韓皆原于道德之義。按，此非戰國末年事，此是漢初年編輯此類篇章者加入之采色，待下篇論諸子文籍分析時詳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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