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國子家敘論八《老子》五千言之作者及宗旨

八《老子》五千言之作者及宗旨

　　汪容甫《老子考異》一文所論精澈，茲全錄之如下：

　　《史記·孔子世家》云：「南宮敬叔與孔子俱適周問禮，蓋見老子雲。」《老莊申韓列傳》云：「孔子適周，問禮於老子。」按，老子言行今見於曾子問者凡四，是孔子之所從學者可信也。夫助葬而遇日食，然且以見星為嫌，止柩以聽變，其謹於禮也如是；至其書則曰：「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下殤之葬，稱引周召史佚，其尊信前哲也如是；而其書則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彼引乖違甚矣！故鄭注謂古壽考者之稱，黃東發《日抄》亦疑之，而皆無以輔其說。其疑一也。《本傳》：「雲老子楚苦縣厲鄉曲仁裡人也。」又云：「周守藏室之史也。」按周室既東，辛有入晉（《左傳》昭二十年），司馬適秦（《太史公自序》），史角在魯（《呂氏春秋·當染篇》），王官之符，或流播于四方，列國之產，惟晉悼嘗仕于周，其他固無聞焉。況楚之于周，聲教中阻，又非魯鄭之比。且古之典籍舊聞，惟在瞽史，其人並世官宿業，羈旅無所置其身。其疑二也。《本傳》又云：「老子，隱君子也。」身為王官，不可謂隱。其疑三也。今按《列子·黃帝》《說符》二篇，凡三載列子與關尹子答問之語（《莊子·達生》篇與《列子·黃帝》篇文同，《呂氏春秋·審己》篇與《列子·說符》篇同）。而列子與鄭子陽同時，見於本書。《六國表》：「鄭殺其相駟子陽。」在韓列侯二年，上距孔子之歿凡八十二年。關尹子之年世既可考而知，則為關尹著書之老子，其年亦從可知矣。《文子·精誠》篇引《老子》曰：「秦楚燕魏之歌，異傳而皆樂。」按，燕終春秋之世，不通盟會。《精誠》篇稱燕自文侯之後始與冠帶之國（燕世家有兩文公，武公子文公，《索隱》引《世本》作閔公，其事蹟不見於《左氏春秋》，不得謂始與冠帶之國。桓公子亦稱文公，司馬遷稱其予車馬金帛以至趙，約六國為縱，與文子所稱時勢正合）。文公元年上距孔子之歿凡百二十六年，《老子》以燕與秦楚魏並稱，則《老子》已及見文公之始強矣。又魏之建國，上距孔子之歿凡七十五年，而《老子》以之與三國齒，則《老子》已及見其侯矣。《列子·黃帝》篇載老子教楊朱事（《莊子·寓言》篇文同，惟以朱作子居，今江東讀朱如居，張湛注《列子》云：朱字子居，非也）。《楊朱》篇禽子曰：「以子之言問老聃、關尹則子言當矣，以吾言問大禹、墨翟，則吾言當矣。」然則朱固老子之弟子也。又云：「端木叔者，子貢之世也。」又云：「其死也，無瘞埋之資。」又云：「禽滑釐曰：『端木叔，狂人也，尋其祖矣。』段幹生曰：『端木叔，達人也，德過其祖矣。』」朱為老子之弟子，而及見子貢之孫之死，則朱所師之老子不得與孔子同時也。《說苑·政理》篇：「楊朱見梁主，言治天下如運諸掌。」梁之稱王自惠王始，惠王元年上距孔子之歿凡百十八年，楊朱已及見其王，則朱所師事之老子其年世可知矣。《本傳》云：「見周之衰，乃遂去，至關。」抱朴子以為散關，又以為函谷關。按，散關遠在岐州，秦函谷關在靈寶縣，正當周適秦之道，關尹又與鄭之列子相接，則以函穀為是。函穀之置，舊無明文。當孔子之世，二崤猶在晉地，桃林之塞，詹瑕實守之。惟賈誼《新書·過秦》篇云：「秦孝公據崤函之固。」則是舊有其地矣。秦自躁懷以後，數世中衰，至獻公而始大，故《本紀》獻公二十一年：「與晉戰于石門，斬首六萬。」二十三年：「與魏晉戰少梁，虜其將公孫瘞。」然則是關之置，在獻公之世矣。由是言之，孔子所問禮者，聃也，其人為周守藏室之史，言與行則曾子問所在者是也。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本紀》在獻公十一年，去魏文侯之歿十三年，而老子之子宗為魏將封于段幹（《魏世家》，安釐王四年，魏將段幹子請予秦南陽以和。《國策》，華軍之戰，魏不勝秦，明年將使段幹崇割地而講。《六國表》，秦昭王二十四年，白起擊魏華陽軍。按，是時上距孔子之卒，凡二百一十年），則為儋之子無疑。而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者，儋也。其入秦見獻公，即去周至關之事。《本傳》云：「或曰，儋即老子。」其言韙矣。至孔子稱老萊子，今見於太傅禮衛將軍文子篇，《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亦載其說，而所雲貧而樂者，與隱君子之文正合。老萊之為楚人，又見《漢書·藝文志》，蓋即苦縣厲鄉曲仁裡也。而老聃之為楚人，則又因老萊子而誤，故《本傳》老子語孔子「去子之驕色與多欲，態心與淫志」。而《莊子·外物》篇則曰，老萊子謂孔子「去汝躬矜與汝容知」。《國策》載老萊子教孔子語，《孔叢子·抗志》篇以為老萊子語子思，而《說苑·敬慎》篇則以為常樅教老子（《呂氏春秋·慎大》篇，表商容之閭。高誘注，商容，殷之賢人，老子師也。商常容樅音近而誤。《淮南·主術訓》，表商容之閭，注同。《繆稱訓》：老子學商容，見舌而知守柔矣。《呂氏春秋·離謂》篇，箕子商容以此窮。注，商容，紂時賢人，老子所從學也）。然則老萊子之稱老子也舊矣。實則三人不相蒙也。若《莊子》載老聃之言，率原于道德之意，而《天道》篇載孔子西藏書于周室，尤誤後人。「寓言十九」，固已自揭之矣。

　　容甫將《老子列傳》中之主人分為三人，而以著五千文者為史儋，孔子問禮者為老聃，家於苦縣者為老萊子。此種分析誠未必盡是，然實是近代考證學最秀美之著作。若試決其當否，宜先審其推論所本之事實，出自何處。一、容甫不取《莊子》，以為「寓言十九，固自揭之」。按，今本《莊子》，實向秀郭象所定之本（見《晉書·本傳》），西晉前之莊子面目，今已不可得見，郭氏於此書之流行本，大為刪刈。《經典釋文》卷一引之曰：「故郭子雲，一曲之才，妄竄奇說，若關奕意修之首，危言遊鳧子胥之篇，凡諸巧雜十分有三。」子玄非考訂家，其所刪削，全憑自己之理會可知也。莊子之成分既雜，今本面目之成立又甚後，（說詳下文釋《莊子》節）則《莊子》一書本難引為史料。蓋如是後人增益者，固不足據，如誠是自己所為，則「寓言十九，固自揭之」也。《莊子》書中雖有與容甫說相反者，誠未足破之。二、容甫引用《列子》文，《列子》固較《莊子》為可信耶？《列子》八篇之今本，亦成于魏晉時，不可謂其全偽，以其中收容有若干舊材料也。不可謂其不偽，以其編制潤色增益出自後人也。《列子》書中所記人事，每每偶一覆核，頓見其謬者。今證老子時代，多取於此，誠未可以為定論。

　　然有一事足證汪說者，《史記》記老子七代孫假仕漢文朝，假定父子一世平均相差三十五年不為不多，老子猶不應上于周安王。安王元年，上距孔子之生猶百餘年。且魏為諸侯在威烈王二十三年（西曆前403），上距孔子之卒（西曆前479）七十六年，若老子長於孔子者，老子之子焉得如此之後？又《莊子·天下》篇（《天下》篇之非寓言，當無異論），關尹、老聃並舉，關尹在前，老聃在後。關尹生年無可詳考，然周故籍以及後人附會，無以之為在諸子中甚早者。關尹如此，老子可知。《史記》記老子只四事：一、為周守藏史；二、孔子問禮；三、至關見關尹；四、子宗仕魏。此四事除問禮一事外，無不與儋合（儋為周史，儋入關見秦獻公，儋如有子，以時代論恰可仕于魏）。容甫所分析宜若不誤也。五千言所談者，大略兩端：一、道術；二、權謀。此兩端實亦一事，道術即是權謀之擴充，權謀亦即道術之實用。「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溪；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穀」。「人皆取先，已獨取後」云云者，固是道術之辭，亦即權謀之用。五千言之意，最洞澈世故人情，世當戰國，人識古今，全無主觀之論，皆成深刻之言。「將欲取之，必故與之」，即荀息滅虢之策，陰謀之甚者也。「夫惟弗吾，是以不去」，即所謂「精華既竭，蹇裳去之」者之廉也。故《韓非子》書中《解老》《喻老》兩篇所釋者，誠《老子》之本旨，談道術乃其作用之背景，陰謀術數乃其處世之路也。「當其無有車之用」，實帝王之術。「國之利器，不可示人」，亦禦下之方。至於柔弱勝剛強，無事取天下，則戰國所托黃帝、殷甲、伊尹、太公皆如此旨。並競之世，以此取敵；並事一朝，以此自得。其言若抽象，若怪譎，其實乃皆人事之歸納，處世之方策。《解老》以人間世釋之，《喻老》以故事釋之，皆最善釋老者。王輔嗣敷衍旨要，固已不及，若後之侈為玄談，曼衍以成長論，乃真無當於《老子》用世之學者矣。《史記》稱漢文帝好黃老刑名，今觀文帝行事，政持大體，令不擾民，節用節禮，除名除華，居平勃之上，以無用為用，介強藩之中，以柔弱克之，此非庸人多厚福，乃是帷幄有深謀也。洛陽賈生，雖為斯公再傳弟子，習于刑名，然年少氣盛，侈言高論，以正朔服色動文帝，文帝安用此擾為？竇太后問轅固生《老子》何如，轅云：「此家人言耳。」可見漢人于《老子》以為處世之論而已，初與侈談道體者大不同，尤與神仙不相涉也。又漢初為老學者曰黃老，黃者或雲黃帝，或雲黃生（例如夏曾佑說）。黃生漢人，不宜居老之上。而《漢志》列黃帝者四目，兵家舉黃帝風後力牧者，又若與道家混。是黃老之黃，乃指黃帝，不必有異論。五千文中，固自言「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則無為之論，權謀術數之方，在戰國時代誠可合為一勢者矣。

　　綜上所說，約之如下，五千文非玄談者，乃世事深刻歸納。在戰國時代，全非顯學。孔子孟子固未提及，即下至戰國末，荀子非十二子，老氏關尹不與。韓非斥顯學，絕五蠹，道家黃老不之及。僅僅《莊子·天下》篇一及之，然所舉關尹之言乃若論道，所稱老聃之言只是論事。《莊子·天下》篇之年代，蓋差前乎荀卿，而入漢後或遭潤色者（說別詳）。是戰國末漢初之老學，應以《韓子·解》《喻》兩篇者為正。文帝之治為其用之效，合陰謀，括兵家，為其域之廣。留侯黃石之傳說，河上公之神話，皆就「守如處女，出如脫兔」之義敷衍之，進為人君治世之衡，退以其說為帝王師，斯乃漢初之黃、老面目。史儋以其職業多識前言往行，處六百年之宗主國，丁世變之極殷（戰國初年實中國之大變，顧亭林曾論之），其制五千言固為情理之甚可能者。今人所謂「老奸巨猾」者，自始即號老矣。申、韓刑名之學，本與老氏無衝突處，一談其節，一振其綱，固可以刑名為用，以黃、老為體矣。此老氏學最初之面目也。

　　「老學既黃」（戲為此詞），初無須大變老氏旨也，蓋以陰謀運籌帷幄之中，以權略術數決勝千里之外，人主之取老氏者本以此，則既黃而兵家權略皆入之，亦固其所。然黃帝實戰國末漢初一最大神道，儒道方士神仙兵家法家皆托焉，太史公足跡所至，皆聞其神話之跡焉（見《五帝本紀·贊》）。則既黃而雜亦自然之勢矣。老學一變而雜神仙方士，神仙方士初與老氏絕不相涉也（白居易詩「玄元聖祖五千言，不言藥，不言仙，不言白日升青天」），神仙方士起于燕齊海上，太史公記之如此，本與鄒魯之儒學無涉，周鄭三晉之道論（老子）、官術（申韓）不相干。然神仙方術之說來自海濱，無世可紀，不得不比附顯學以自重於當時。戰國末顯學，儒墨也（見《韓非子》），故秦始皇好神仙方士，乃東游，竟至鄒嶧山，聚諸生而議之。其後怒求神仙者之不成功，大坑術士，而扶蘇諫曰：「諸生皆誦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坑術士竟成坑儒，則當時術士自附於顯學之儒可知。儒者在戰國時，曾西流三晉，南行楚吳，入漢而微，僅齊魯之故壘不失。文景時顯學為黃老，於是神仙方士又附黃老，而修道養性長壽成丹各說皆與老子文成姻緣，《淮南》一書，示當時此種流勢者不少。故神仙方士之入于道，時代為之，與本旨之自然演化無涉也。

　　武帝正儒者之統，行陰陽之教，老學遂微。漢初數十年之顯學，雖式微於上，民間稱號終不可怠。且權柄刑名之論，深於世故者好取之，馭下者最便之，故宣帝猶賢黃老刑名，而薄儒術。後世治國者縱慣以儒術為號，實每每陰用黃、老、申、韓焉。又百家廢後，自在民間離合，陰陽五行既已磅礴當世，道與各家不免藉之為體，試觀《七略》《漢志》論次諸子，無家不成雜家，非命之墨猶須順四時而行（陰陽家說），其他可知矣。在此種民間混合中，老子之號自居一位，至於漢末而有黃巾道士，斯誠與漢初老學全不相涉也。

　　東漢以來，儒術凝結，端異者又清澈之思，王充仲長統論言于前，王弼、鐘會注書於後，於是老氏之論復興。然魏、晉之老乃莊老，與漢初黃、老絕不同。治國者黃、老之事，玄談者莊、老之事。老、莊之別，《天下》篇自言之，老乃世事洞明，而以深刻之方術馭之者；莊乃人情練達，終於感其無可奈何，遂「糊裡糊塗以不了了之」者。魏、晉間人，大若看破世間紅塵，與時俯仰，通其狂惑（如阮嗣宗），故亦卮言曼行，「以天下為沉濁不可與莊語」，此皆莊書所稱。若老子則有積極要求，潛藏雖有之，卻並非「不譴是非以與世俗處」者。幹令升《晉紀·總論》云：「學者以莊老為宗而黜六經」，不言老莊。太史公以莊釋老，遂取莊書中不甚要各篇，當時儒道相絀之詞，特標舉之。甚不知莊生自有其旨。魏晉人又以老釋莊，而五千言文用世之意，於以微焉。例如何平叔者，安知陳、張、蕭、曹之術乎？乃亦侈為清談，超機神而自比于猶龍，志存吳、蜀，忘卻肘腋之患，適得子房之反，運籌千里之外，決敗帷幄之中矣。此種清談決非《老子》之效用也。

　　老學之流變既如上述，若晉人葛洪神仙之說，魏人寇嫌之符錄之術，皆黃巾道士之支與裔，與老子絕無涉者。老萊子一人，孔子弟子列傳既引之，大約漢世乃及戰國所稱孔子問禮之事每以老萊子當之，以老聃當之者，其別說也。孔子事蹟後人附會極多，今惟折中於《論語》，差為近情。《論語》未談孔子問禮事，然記孔子適南時所受一切揶揄之言，如長沮、桀溺、荷蓧丈人、接輿等等，而鳳兮之歎流傳尤多。孔子至楚乃後來傳說，無可考證，若厄陳、蔡則系史實。苦為陳邑，孔子卒時陳亡于楚，則老萊子固可為孔子適陳、蔡時所遇之隱君子，苦邑人亦可因陳亡而為楚人厲，之與萊在聲音上同紐，或亦方言之異也。老萊子責孔子以「去汝躬矜與汝容知」之說，容有論事，則老萊亦楚狂一流之人。不然，亦當是憑藉此類故事而生之傳說，初無涉乎問禮。及老聃（或史儋）之學浸浸與顯學之儒角逐，孔老時代相差不甚遠，從老氏以絀儒學者，乃依舊聞而造新說，遂有問禮之論，此固是後人作化胡經之故智。六朝人可將老聃、釋迦合，戰國末漢初人獨不可將仲尼、老聃合乎？《論語》《孟子》《荀子》及《曲禮》《檀弓》諸篇，戰國儒家史今存之材料也，其中固無一言及此，惟《曾子問》三言之。今觀《曾子·檀弓問》所記，皆禮之曲節，陰陽避忌之言，傳曾掌故之語，誠不足當問禮之大事。明堂《戴記》中，除《曲禮》數篇尚存若干戰國材料外，幾乎皆是漢博士著作或編輯，前人固已言其端矣。（太史公、班孟堅、盧植明指《王制》為漢文時博士作，甚顯之《中庸》，亦載「今天下車同軌」及「載華嶽而不重」之言。）

　　附記，韓文公已開始不信問禮事，《原道》雲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為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師之雲爾。不惟舉之於其口，而又筆之於其書。」然《史記》一書雜老學，非專為儒者。

　　儋、聃為一人，儋、聃亦為一語之方言變異。王船山曰：「老聃亦曰太史儋，儋、聃音蓋相近。」畢沅曰古聸、儋字通。《說文解字》有聃云：『耳曼也。』又有聸字云：『垂耳也，南方聸耳之國。』《大荒北經》《呂覽》聸耳字並作儋。又《呂覽》老聃字，《淮南王書》聸耳字皆作耽。《說文解字》有耽字云：『耳大垂也。』蓋三字聲義相同，故並藉用之。」此確論也。儋、聃既為一字之兩書，孔子又安得於卒後百餘年從在秦獻公十一年入關之太史儋問禮乎？總而言之，果著五千文者有人可指當為史儋，果孔子適南又受揶揄，當為老萊子也。

　　上說或嫌頭緒不甚清晰，茲更約述之。

　　一、《老子》五千言之作者為太史儋，儋既為老聃，後於孔子。此合汪、畢說。

　　二、儋、聃雖一人，而老萊則另一人，萊、厲或即一語之轉。

　　三、孔子無問禮事，《曾子問》不可據。問禮說起于漢初年儒老之爭。

　　四、始有孔子受老萊子揶揄之傳說，後將老子代老萊。假定如此。

　　五、《老子》書在戰國非顯學，入漢然後風靡一世。

　　六、老、莊根本有別，《韓子》書中《解老》《喻老》兩篇，乃得《老子》書早年面目者。

　　《莊子》書最雜，須先分析篇章然後可述說指歸，待於下篇中詳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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