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國子家敘論七論墨家之反儒學

七論墨家之反儒學

　　在論戰國墨家反儒學之先，要問戰國儒家究竟是怎個樣子。這題目是很難答的，因為現存的早年儒家書，如《荀子》《禮記》，很難分那些是晚周，那些是初漢，《史記》一部書中的儒家史材料也吃這個虧。只有《孟子》一部書純粹，然孟子又是一個「辯士」，書中儒家史料真少。在這些情形之下，戰國儒家之分合，韓非所謂八派之差異，竟是不能考的問題。但他家攻擊儒者的話中，反要存些史料，雖然敵人之口不可靠，但攻擊人者無的放矢，非特無補，反而自尋無趣；所以《墨子》《莊子》等書中非儒的話，總有著落，是很耐人尋思的。

　　關於戰國儒者事，有三件事可以說幾句：

　　一、儒者確曾制禮作樂，雖不全是一個宗教的組織，卻也是自成組織，自有法守。三年之喪並非古制，實是儒者之制，而儒者私居演禮習樂，到太史公時還在魯國歷歷見之。這樣的組織，正是開墨子創教的先河，而是和戰國時一切辯士之諸子全不同的。

　　二、儒者在魯國根深蒂固，竟成通國的宗教。儒者一至他國，則因其地而變，在魯卻能保持較純淨的正統，至漢而多傳經容禮之士。所以在魯之儒始終為專名，一切散在列國之號為儒者，其中實無所不有，幾乎使人疑儒乃一切子家之通名。

　　三、儒者之禮雲樂雲，弄到普及之後，只成了個樣子主義mannerism，全沒有精神，有時竟像詐偽。荀卿在那裡罵賤儒，罵自己的同類，也不免罵他們只講樣子，不管事作。《莊子·外物》篇中第一段形容得尤其好：

　　儒以《詩》《禮》發塚。（王先謙云：「求詩禮發古塚。」此解非是。下文雲，大儒臚傳，小儒述《詩》，猶雲以《詩》《禮》之態發塚。郭注云：「詩禮者，先王之陳跡也。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故夫儒者乃有用之為奸，則跡不足恃也。」此解亦謂以《詩》《禮》發塚，非謂求《詩》《禮》發塚。）大儒臚傳曰：「東方作矣，事之若何？」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詩》固有之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陂。生不佈施，死何食珠為。』」接其鬢，壓其，儒以金椎控其頤，徐別其頰，無傷口中珠！

　　這是極端刻畫的形容，但禮雲樂雲而性無所忍，勢至弄出這些怪樣子來的。

　　墨子出於禮雲樂雲之儒者環境中，不安而革命，所以墨家所用之具全與儒同，墨家所標之義全與儒異。儒者稱《詩》《書》，墨者亦稱《詩》《書》；儒者道《春秋》，墨者亦道《春秋》（但非止魯《春秋》）；儒者談先王、談堯舜，墨者亦談先王、談堯舜；儒者以禹為大，墨者以禹為至；儒墨用具之相同遠在戰國諸子中任何兩家之上。然墨者標義則全是向儒者痛下針砭，今作比較表如下：

　　

　　就上表看，墨者持義無不與儒歧別。其實邏輯說去，儒墨之別常是一個度的問題。例如儒者亦主張任賢使能者，但更有親親之義在上頭；儒者亦非主張不愛人，如魏牟楊朱者，但謂愛有差等；儒者亦非主戰陣，如縱橫家者，但還主張義戰；儒者亦非無神無鬼論者，但也不主張有鬼。樂葬兩事是儒墨行事爭論的最大焦點，但儒者亦放鄭聲，亦言「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甯戚」。然而持中者與極端論者總是不能合的，兩個絕相反的極端論者，精神上還有多少的同情；極端論與持中者既不同道，又不同情，故相爭每每最烈。儒者以為凡事皆有差等，皆有分際，故無可無不可。在高賢尚不免於妥協之過，在下流則全成偽君子而已。這樣的不絕對主張，正是儒者不能成宗教的主因，雖有些自造的禮法制度，但信仰無主，不吸收下層的眾民，故只能隨人君為抑揚，不有希世取榮之公孫弘，儒者安得那樣快當的成正統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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