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國子家敘論六論戰國諸子之地方性

六論戰國諸子之地方性

　　凡一個文明國家統一久了以後，要漸漸的變成只剩了一個最高的文化中心點，不管這個國家多麼大。若是一個大國家中最高的文化中心點不止一個時，便要有一個特別的原因，也許是由於政治的中心點和經濟的中心點不在一處，例如明清兩代之吳會，也許是由於原舊國家的關係，例如羅馬帝國之有亞歷山大城，胡元帝國之有杭州。但就通例說，統一的大國只應有一個最高的文化中心點的。所以雖以西漢關東之富，吳梁滅後，竟不復聞類于吳苑梁朝者。雖以唐代長江流域之文華，隋煬一度之後，不聞風流文物更熾于漢皋吳會。統一大國雖有極多便宜，然也有這個大不便宜。五季十國之亂，真是中國歷史上最不幸的一個時期了，不過也只有在五季十國那個局面中，南唐西蜀乃至閩地之微，都要和僭亂的中朝爭文明的正統。這還就單元的國家說，若在民族的成分頗不相同的一個廣漠文明區域之內，長期的統一之後，每至消磨了各地方的特性，而減少了全部文明之富度，限制了各地各從其性之特殊發展。若當將混而未融之時，已通而猶有大別之間，應該特別發揮出些異樣的文華來。近代歐洲正是這麼一個例，或者春秋戰國中也是這樣子具體而微型罷？

　　戰國諸子之有地方性，《論語》《孟子》《莊子》均給我們一點半點的記載，若《淮南·要略》所論乃獨詳。近人有以南北混分諸子者，其說極不可通。蓋春秋時所謂「南」者，在文化史的意義上與楚全不相同（詳拙論《南國》），而中原諸國與其以南北分，毋寧以東西分，雖不中，猶差近。在永嘉喪亂之前，中國固只有東西之爭，無南北之爭（晉楚之爭而不決為一例外）。所以現在論到諸子之地方性，但以國別為限不以南北西東等泛詞為別。

　　齊燕附戰國時人一個成見，或者這個成見正是很對，即是談到荒誕不經之人，每說他是齊人。《孟子》：「此齊東野人之語也。」《莊子》：「齊諧者，志怪者也。」《史記》所記鄒衍等，皆其例。春秋戰國時，齊在諸侯中以地之大小比起來，算最富的（至兩漢尚如此），臨淄一邑的情景，假如蘇秦的話不虛，竟是一個近代大都會的樣子。地方又近海，或以海道交通而接觸些異人異地，並且從早年便成了一個大國，不像鄒魯那樣的寒酸。姜田兩代頗出些禮賢下士的侯王。且所謂東夷者，很多是些有長久傳說的古國，或者濟河岱宗以東，竟是一個很大的文明區域。又是民族遷徙自西向東最後一個層次（以上各節均詳別論）。那麼，齊國自能發達他的特殊文化，而成到了太史公時尚為人所明白見到的「泱泱乎大國風」，正是一個很合理的事情。齊國所貢獻于晚周初漢的文化大約有五類（物質的文化除外）。

　　甲、宗教試看《史記·秦始皇本紀》《封禪書》，則知秦皇、漢武所好之方士，實原自齊，燕亦附庸在內。方士的作禍是一時的，齊國宗教系統之普及于中國是永久的。中國歷來相傳的宗教是道教，但後來的道教造形于葛洪、寇謙之一流人，其現在所及見最早一層的根據，只是齊國的神祠和方士。八祠之祀，在南朝幾乎成國教，而神仙之論，竟成最普及最綿長的民間信仰。

　　乙、五行論五行陰陽論之來源已不可考，《甘誓》《洪範》顯系戰國末人書（我疑《洪范》出自齊，伏生所采以入廿八篇者），現在可見之語及五行者，以《荀子·非十二子篇》為最多。荀子訾孟子、子思以造五行論，然今本《孟子》《中庸》中全無五行說，《史記·孟子荀卿列傳》中卻有一段，記鄒衍之五德終始論最詳：

　　齊有三鄒子。其前鄒忌，以鼓琴幹威王，因及國政，封為成侯，而受相印，先孟子。其次鄒衍，後孟子。鄒衍睹有國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于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余萬言。其語閎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無垠。先序今以上至黃帝，學者所共術，大並世盛衰，因載其祥度制，推而遠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國名山、大川、通穀、禽獸，水土所殖，物類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符應若茲。以為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為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裨海環之。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如一區中者，乃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其術皆此類也。然要其歸必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始也濫耳。王公大人初見其術，懼然顧化，其後不能行之。是以鄒子重于齊。適梁，梁惠王郊迎，執賓主之禮。適趙，平原君側行撇席。如燕，昭王擁篲先驅，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築碣石宮，身親往師之，作《主運》。

　　鄒子出於齊，而最得人主景仰于燕，燕齊風氣，鄒子一身或者是一個表像。鄒子本不是儒家，必戰國晚年他的後學者托附于當時的顯學儒家以自重，於是謂五行之學創自子思、孟軻，荀子習而不察，遽以之歸罪於思、孟軻，遂有《非十二子》中之言。照這看來，這個五行論在戰國末很盛行的，諸子、《史記》不少證據。且這五行論在戰國晚年不特托于儒者大師，又竟和儒者分不開了。《史記·秦始皇本紀》：

　　盧生說始皇曰：「臣等求芝奇藥仙者常弗遇，類物有害之者。方中，人主時為微行，以辟惡鬼，惡鬼辟，真人至。至人主所居，而人臣知之，則害於神。真人者，入水不濡，入火不爇，陵雲氣，與天地久長。今上治天下，未能恬倓。願上所居宮毋令人知，然後不死之藥殆可得也。」於是始皇曰：「吾慕真人，自謂真人，不稱朕。」乃令咸陽之旁二百里內宮觀二百七十，複道甬道相連，帷帳鐘鼓美人充之，各案署，不移徙。行所幸，有言其處者，罪死。始皇帝幸梁山宮，從山上見丞相車騎眾，弗善也。中人或告丞相，丞相後損車騎。始皇怒曰：「此中人泄吾語。」案問，莫服。當是時，詔捕諸時在旁者，皆殺之。自是後莫知行之所在。聽事，群臣受決事，悉于咸陽宮。侯生、盧生相與謀曰：「始皇為人，天性剛戾自用，起諸侯，並天下，意得欲從，以為自古莫及己。專任獄吏，獄吏得親幸，博士雖七十人，特備員弗用。丞相諸大臣皆受成事，倚辦於上。上樂以刑殺為威，天下畏罪，持祿莫敢盡忠。上不聞過而日驕，下懾伏謾欺以取容。秦法，不得兼方，不驗，輒死。然候星氣者至三百人，皆良士，畏忌諱諛、不敢端言其過。天下之事無大小皆決於上，上至以衡石量書，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貪於權勢至如此，未可為求仙藥。」於是乃亡去。始皇聞亡，乃大怒曰：「吾前收天下書，不中用者盡去之，悉召文學方術士甚眾，欲以興太平，方士欲練以求奇藥。今聞韓眾去不報，徐市等費以巨萬計，終不得藥，徒奸利相告日聞。盧生等吾尊賜之甚厚，今乃誹謗我，以重吾不德也。諸生在咸陽者，吾使人廉問，或為妖言，以亂黔首。」於是使禦史悉案問諸生，諸生傳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咸陽，使天下知之，以懲後。益友謫徙邊，始皇長子扶蘇諫曰：「天下初定，遠方黔首未集，諸生皆誦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惟上察之。」始皇怒，使扶蘇北監蒙恬於上郡。

　　這真是最有趣的一段史料，分析之如下：

　　一、盧生等只是方士，決非鄒魯之所謂儒；

　　二、秦始皇坑的是這些方士；

　　三、這些方士竟「皆誦法孔子」，而坑方士變做了坑儒。則侈談神仙之方士，為五行論之諸生，在戰國末年竟儒服儒號，已無可疑了。這一套的五德終始陰陽消息論，到了漢朝，更養成了最有勢力的學派，流行之普遍，竟在儒老之上。有時附儒，如儒之齊學，《禮記》中《月令》及他篇中羼入之陰陽論皆是其出產品。有時混道，如《淮南鴻烈》書中不少此例，《管子》書中也一樣。他雖然不能公然的爭孔老之席，而暗中在漢武時，已把儒家換羽移宮，如董仲舒、劉向、劉歆、王莽等，都是以陰陽學為骨幹者。五行陰陽本是一種神道學（Theology），或曰玄學（Metaphgiscs），見諸行事則成迷信。五行論在中國造毒極大，一切信仰及方技都受他影響。但我們現在也不用笑他了，十九世紀總不是一個頂迷信的時代罷？德儒海格爾以其心學之言盈天下，三四十年前，幾乎統一了歐美大學之哲學講席。但這位大玄學家發軌的一篇著作是用各種的理性證據——就是五德終始一流的——去斷定太陽系行星只能有七，不能有六，不能有八。然他這本大著出版未一年，海王星之發見宣佈了！至於辨氏Dialektik，還不是近代的陰陽論嗎？至若我們只瞧不起我們二千年前的同國人，未免太寬於數十年前的德國哲學家了。

　　丙、托于管晏的政論管晏政論在我們現在及見的戰國書中並無記之者（《呂覽》只有引管子言行處，沒有可以證明其為引今見《管子》書處），但《淮南》《史記》均詳記之。我對於《管子》書試作的設定是，《管子》書是由戰國晚年漢初年的齊人雜著拼合起來的。《晏子》書也不是晏子時代的東西，也是戰國末漢初的齊人著作。此義在下文殊方之治術一篇及下一章《戰國子家書成分分析》中論之。

　　丁、齊儒學這本是一個漢代學術史的題目，不在戰國時期之內，但若此地不提明此事，將不能認清齊國對戰國所醞釀漢代所造成之文化的貢獻，故略說幾句。儒者的正統在戰國初漢均在魯國，但齊國自有他的儒學，骨子裡只是陰陽五行，又合著一些放言侈論。這個齊學在漢初的勢力很大，武帝時竟奪魯國之席而為儒學之最盛者，政治上最得意的公孫弘，思想上最開風氣的董仲舒，都屬齊學一派。公羊氏《春秋》，齊《詩》，田氏《易》，伏氏《書》，都是太常博士中最顯之學。魯學小言詹詹，齊學大言炎炎了。現在我們在西漢之殘文遺籍中，還可以看出這個分別。

　　戊、齊文辭戰國文辭，齊楚最盛，各有其他的地方色彩，此事待後一篇中論之（《論戰國雜詩體》一章中）。

　　魯魯是西周初年周在東方文明故域中開闢一個殖民地。西周之故域既亡于戎，南國又亡于楚，而「周禮盡在魯矣」。魯國人揖讓之禮甚講究，而行事甚乖戾（太史公語），於是拿詩書禮樂做法寶的儒家出自魯國，是再自然沒有的事情。蓋人文既高，儀節尤備，文書所存獨多，又是個二等的國家，雖想好功矜伐而不能。故齊楚之富、秦晉之強，有時很足為師，儒之學發展之阻力，若魯則恰成發展這一行的最好環境。「儒是魯學」這句話，大約沒有疑問罷？且儒學一由魯國散到別處便馬上變樣子。孔門弟子中最特別的是「堂堂乎張」和不仕而俠之漆雕開，這兩個人後來皆成顯學。然上兩個人是陳人，下兩個人是蔡人。孔門中又有個子遊，他的後學頗有接近老學的嫌疑，又不是魯人（吳人）。宰我不知何許人，子貢是衛人，本然都不是魯國願儒的樣子，也就物以類聚跑到齊國，一個得意，一個被殺了。這都是我們清清楚楚的認識出地方環境之限制人。墨子魯人（孫詒讓等均如此考定），習孔子之書，業儒者之業（《淮南·要略》），然他的個性及主張，絕對不是適應于魯國環境的，他自己雖然應當是魯國及儒者之環境逼出來的一個造反者，但他總要到外方去行道，所以他自己的行跡，便也在以愚著聞的宋人國中多了。

　　宋宋也是一個文化極高的國家，且歷史的綿遠沒有一個可以同他比，前邊有幾百年的殷代，後來又和八百年之周差不多同長久。當桓襄之盛，大有殷商中興之勢，直到亡國還要稱霸一回。齊人之誇、魯人之拘、宋人之愚，在戰國都極著名。諸子談到愚人每每是宋人，如《莊子》「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孟子》「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韓非子》宋人守株待兔。此等例不勝其舉，而《韓非子》尤其談到愚人便說是宋人。大約宋人富於宗教性，心術質直，文化既古且高，民俗卻還淳樸，所以學者輩出，思想疏通致遠而不流於浮華。墨家以宋為重鎮，自是很自然的事情。

　　三晉及周鄭晉國在原來本不是一個重文貴儒、提倡學術的國家，「晉所以伯，師武臣之力也」。但晉國接近周鄭，周鄭在周既東之後，雖然國家衰弱，終是一個文化中心，所以晉國在文化上受周鄭的影響多（《左傳》中不少此例）。待晉分為三之後，並不保存早年單純軍國的樣子了，趙之邯鄲且與齊之臨淄爭奢侈，韓魏地當中原，尤其出來了很多學者，上繼東周之緒，下開名法諸家之盛，這一帶地方出來的學者，大略如下：

　　太史儋著所謂《老子》五千言（考詳後）。關尹不知何許人，然既為周秦界上之關尹，則亦此一帶之人。

　　申不害、韓非刑名學者。管、晏、申、韓各書皆談治道者，而齊晉兩派絕異。

　　惠施、鄧析、公孫龍皆以名理為衛之辯士。據《荀子》，惠施、鄧析，一流人。據《漢·志》，則今本《鄧析子》乃申韓一派。

　　魏牟放縱論者。

　　慎到稷下辯士。今存《慎子》不可考其由來，但《莊子》中《齊物論》一篇為慎到著十二論之一，說後詳。

　　南國「南國」和「楚」兩個名辭斷不混的。「南國」包陳、蔡、許、鄧、息、申一帶楚北夏南之地，其地在西周晚季文物殷盛（詳說論《周頌》篇），在春秋時已經好多部分入楚，在戰國時全入楚境之內了。現在論列戰國事，自然要把南國這個名詞放寬些，以括楚吳新興之人眾。但我們終不要忘，楚之人文是受自上文所舉固有之南國的。勝國之人文，新族之朝氣，混合起來，自然可出些異樣的東西。現在我們所可見自春秋末年這一帶地方思想的風氣，大略有下列幾個頭緒：

　　厭世達觀者如孔子適陳、蔡一帶所遇之接輿、長沮、桀溺、荷蓧丈人等。

　　獨行之士許行等。

　　這一帶地方又是墨家的一個重鎮，且這一帶的墨學者在後來以偏於名辯著聞。

　　果下文所證所謂苦縣之老子為老萊子，則此一聞人亦是此區域之人。

　　秦國秦國若干風氣似晉之初年，並無學術思想可言，不知《商君書》一件東西是秦國自生的政論，如管晏政論之為齊學一樣？或者是六國人代擬的呢？

　　中國之由分立進為一統，在政治上固由秦國之戰功，然在文化上則全是另一個局面，大約說來如下：

　　齊以宗教及玄學統一中國（漢武帝時始成就）。

　　魯以倫理及禮制統一中國（漢武帝時始成就）。

　　三晉一帶以官術統一中國（秦漢皆申韓者）。

　　戰國之亂，激出些獨行的思想家；戰國之侈，培養了些作清談的清客。但其中能在後世普及者，只有上列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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