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國子家敘論五論儒為諸子之前驅，亦為諸子之後殿

五論儒為諸子之前驅，亦為諸子之後殿

　　按，儒為諸子中之最前者，孔子時代尚未至於百家並鳴，可於《論語》《左傳》《國語》各書得之。雖《論語》所記的偏于方域，《國語》所記的不及思想，但在孔丘的時代果然諸子已大盛者，孔丘當不至於無所論列。孔丘以前之儒，我們固完全不曾聽說是些什麼東西，而墨起于孔後，更不成一個問題。其餘諸子之名中，管、晏兩人之名在前，但著書皆是戰國時人所托，前人論之已多。著書五千言之老子乃太史儋，汪容甫、畢秋帆兩人論之已長，此外皆戰國人。則儒家之興，實為諸子之前驅，是一件顯然的事實。孔子為何如人，現在因為關於孔子的真材料太少了，全不能論定。但《論語》所記他仍是春秋時人的風氣，思想全是些對世間務的思想，全不是戰國諸子的放言高論。即以孟、荀和他比，孟子之道統觀、論性說，荀子之治本論、正儒說，都已是系統的思想，而孔丘乃是「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的「學願」。所以孔丘雖以其「教」教出好些學生來，散佈到四方，各自去教，而開諸子的風氣，自己仍是一個春秋時代的殿軍而已。

　　儒者最先出，曆對大敵三：一、墨家，二、黃老，三、陰陽。儒墨之戰在戰國極劇烈，這層可于孟、墨、韓、呂諸子中看出。儒家黃老之戰在漢初年極劇烈，這層《史記》有記載。漢代儒家的齊學本是雜陰陽的，漢武帝時代的儒學已是大部分糅合陰陽，如董仲舒，以後緯書出來，符命圖讖出來，更向陰陽同化。所以從武帝到光武雖然號稱儒學正統，不過是一個名目，骨子裡頭是陰陽家已篡了儒家的正統。直到東漢，儒學才漸漸向陰陽求解放。

　　儒墨之戰、儒道之戰，儒均戰勝。儒與陰陽之戰（此是相化非爭鬥之戰），儒雖幾乎為陰陽所吞，最後仍能超脫出來。戰國一切子家一律衰息之後，儒者獨為正統，這全不是偶然，實是自然選擇之結果。儒家的思想及制度中，保存部落時代的宗法社會性最多，中國的社會雖在戰國大大的動盪了一下子，但始終沒有完全進化到軍國，宗法制度仍舊是支配社會倫理的。所以黃老之道、申韓之術，可為治之用，不可為社會倫理所從出。這是最重要的一層理由。戰國時代因世家之廢而尚賢之說長，諸子之言興，然代起者仍是士人一個階級，並不是真正的平民。儒者之術恰是適應這個階級之身份、虛榮心及一切性品的。所以墨家到底不能挾民眾之力以勝儒，而儒者卻可挾王侯之力以勝墨，這也是一層理由。天下有許多東西，因不才而可綿延性命。戰國之窮年大戰、諸侯亡秦、楚漢戰爭，都是專去淘汰民族中最精良、最勇敢、最才智的分子的。所以中國人經三百年的大戰而後，已經「銼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了。淘汰剩下的平凡庸眾最多，於是儒家比上不足、比下有餘的穩當道路成王道了。儒家之獨成「適者的生存」和戰國之究竟不能全量的變古，實在是一件事。假如楚于城濮之戰滅中原而開四代（夏、商、周、楚），匈奴于景武之際吞區夏而建新族，黃河流域的人文歷史應該更有趣些，儒家也就不會成正統了。又假如戰國之世，中國文化到了楚吳百越而更廣大，新民族負荷了舊文化而更進一步，儒者也就不會更延綿了。新族不興，舊憲不滅，宗法不亡，儒家長在。中國的歷史，長則長矣；人民，眾則眾矣。致此之由，中庸之道不無小補，然而果能光榮快樂乎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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