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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論五言不起一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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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則五言是誰創的?曰,這個問題不應這樣說法,某一人創造某一體一種話,都由於以前人不明白文體是一種的有機體,自然生成,以漸生成,不是憑空創造的,然後說出。誠然,古來文人賣弄字句的體裁,如「連珠」,最近代印刷術大發達後的出版界中文體,如「自由詩」,都可由一個文人創造,但這樣的事都是以不能通行於一般社會的體裁為限,都不能成文學上的一個大風氣(即使有人憑空創了,到底不能緣勢通行)。所有文學史上的大體裁,並不以中國為限,都是民眾經過若干時期造成的,在散文尚且如此(中國近代之白話小說出於平話,《水滸傳奇》等,尚經數百年在民眾中之變遷而成今體,西洋之Romance字義先帶地方人民性,不待說,即novel,淵源上亦經若干世之演化,流變上亦經若干人之修改,然後成近體也)。何況韻文,何況憑傳于民間歌樂的詩?所以五言、七言、詞等,其來都很漸,都是在歷史上先露若干端緒,慢慢的一步一步出現,從沒有忽然一下子出來,前無淵源,頓成大體的。果然有人問五言是何時何人創的,我們只好回答他,五言是漢朝的民間出產品,若干時代漸漸成就的出產品。 五言在漢時慢慢出來有痕跡可見嗎?曰:現在可見的西漢歌詞中(可靠的書籍所記載,並可確知其為西漢者)。沒有一篇完全五言的,只存下列三詩有一個向五言演化的趨勢。 一、《戚夫人歌》(見《漢書·外戚傳》) 子為王,母為虜。終日春薄暮,常與死為伍。相離三千里,當誰使告女。 (三、三、五、五、五、五) 二、《李延年歌》(見《漢書·外戚傳》) 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寧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難再得! (五、五、五、五、八、五) (《玉台新詠》已將第五句改成五言,遂為一完全五言詩矣)。 三、《楊惲歌》(見《漢書·楊惲傳》) 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短,化而為箕。人生行樂耳,須富貴幾時? (四、四、四、四、五、五) 這三篇都不是楚調。戚姬,定陶人;定陶屬濟陰郡,濟陰地在戰國末雖鄰于楚之北疆,然楚文化當不及此。李延年,中山人。楊惲則明言「家本秦也,能為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瑟」。故他這歌非秦即趙。我們不能斷定西漢時沒有一篇整齊的五言詩(《困學紀聞》所引《虞姬歌》自不可據)。但若果多了,當不至於一首不遺留到現在,只見這三首有五言的趨向之詩。那麼,五言在西漢只有含蓄在非楚調的雜言中,逐漸有就整齊成五言的趨向,縱使這一類之中偶然有全篇的五言,在當時人也不至於注意到,另為他標一格。大凡一種文體出來,必須時期成熟,《詩經》中雖有「子兮子兮」一流的話,《論語》中的「鳳兮鳳兮」一歌,也還近於《詩經》遠于《楚辭》,直到《孟子》書中引的《滄浪之歌》,才像《楚辭》,所以《九辯》、《九章》的體裁,總不能是戰國中期以前的物事,西漢時楚調盛行,高帝武帝都提倡他所以房中之樂(如《安世房中歌》),乃至《郊祀之歌》(說詳後),都是盛行楚聲的。賦又是楚聲之擴張體,如果歌樂的權柄在司馬相如、枚皋一般人手裡(見《史記》、《漢書》數處),則含蓄在非楚調的雜言詩中之五言,沒有發展的機會。一種普行的文體乃是時代環境之所形成,楚調不衰五言不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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