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達書庫 > 傅斯年 > 中國古代文學史講義 | 上頁 下頁
我們宜注意下列幾件事


  一、中國一切詩體皆從樂府出,詞曲本是樂府,不必論;《詩三百》與樂之關係成說甚多,也不煩證明;只論辭賦,五言,七言,無不從樂府出來。《漢志》於《辭賦略》中標舉「不歌而誦謂之賦」一句話,這話說司馬相如是對的,說屈原是錯的,舉一事為證,屈賦每每有亂,《論語》「《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有亂的文辭不是樂章是什麼?賦體後來愈演愈鋪張多,節奏少,乃至於不可歌罷了。七言從漢魏樂府中出來的痕跡更顯明(後來再論),五言則除見於東漢樂府者不待說外,所謂古詩,蘇、李詩,非相和之詞,即清商之祖;後來到曹操所作,還都是樂府,子建的五言也大半是樂府。填詞作詩不為歌唱,乃純是後人的事,古世文人的范域與一般之差別不如後世之大,作詩而不歌,又為什麼?所以杜工部還在那裡「新詩改罷自長吟」,近代人才按譜填詞,畢竟不歌哩(詞律之規平仄,辨清濁陰陽,皆為歌時之流暢而起,既不歌矣,而按譜填,真成雕蟲之技,不復屬￿文章之事,無謂甚矣)。

  二、中國一切詩歌之原皆是長短句,詞曲不必論,四言在《詩經》中始終未整齊,到了漢朝人做那時的「古體詩」(如韋、孟等及自四言詩出之箴銘等)。才成整齊的四言,七言五言從雜言的漢樂府出之痕跡亦可見。

  三、從非楚調的雜言中出來了五言,必是當時的樂節上先有此趨勢,然後歌調跟著同方向的走,這宗憑傳於音樂的詩歌,情趣雖然屬￿文學,體裁都是依傍樂章,他難得先音樂而變。可惜漢代樂調一無可考,我們遂不能詳看五言如何從雜言樂府出一個重要事實。

  《楚辭》不續《詩經》之體及樂,《楚辭》在文情上也斷然和《詩經》不同,五言不續《楚辭》之體及樂,五言在文情上也斷然和《楚辭》不同。《國風》、《小雅》中的情感在東漢五言詩中重新出現了(應取《古詩十九首》、蘇李詩、五言樂府等與《國風》、《小雅》較)。

  論五言樂府者見「漢樂府」節,論漢季五言詩者,見「建安五言詩」節。

  附錄

  《古詩十九首》
  蘇李詩
  擬蘇李詩
  《玉台新詠》卷一
  《樂府詩集》宜為必論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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