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文學史講義《論語》、《孝經》

《論語》、《孝經》(1)

　　今本《論語》是鄭本，幸有《經典釋文》存若干條「魯」、「古」之異。《論語》自是曾子後著於竹帛的，大體上與漢無涉，然「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韻舞」，純是漢初儒者正朔服色之思想，至早不能過於戰國晚年，而「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竟是讖緯的話了。《鄉黨》一篇，也有可疑處。漢興，傳《論語》有兩家，《漢志》說：「傳齊《論》者，昌邑中尉少府家畸、御史大夫貢禹、尚書令五鹿充宗、膠東庸生、唯王陽各家。傳魯《論語》者，常山都尉龔奮、長信少府夏侯勝、丞相韋賢、魯扶卿、前將軍蕭望之、安昌侯張禹，皆名家。張氏最後，而行於世。」

　　《孝經》當是如《禮記》者諸篇之一，所以後蒼亦傳之，後來為人稱為《孝經》，以配六藝。所說純是漢朝的話，如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之天子，只有秦漢皇帝如此，自孔子至戰國末，無此天子。訓諸侯以「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富貴不離其身，然後保其社稷，而和其人民」。又申之以「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這那裡是對春秋戰國諸侯的話，漢家諸侯王常常坐罪國除，所以才說得上在上不驕，制節謹度，保其社稷，戰戰兢兢。然而劉歆時代《孝經》也有了古文，則古文之古可知了。

　　綜合上面所論漢武帝前之六經，可見當時儒學實是齊魯兩學之合併，合併後互相為國，然仍各有不同處。齊放肆而魯拘謹，齊大言而魯永言（荀卿遊學于齊，故荀卿亦非純然三晉學者）。又漢初五經之學，幾乎無不雜五行陰陽者，而以齊國諸學為尤甚。原五行之說本始于齊（見《孟子荀卿列傳》）。而荀卿之以責子思、孟軻，當是風開得不合事實（言五行者托于《孟子》）。漢初，黃老刑名亦為五行所化，武帝時號稱宗儒術而絀百家，實則以陰陽統一切之學而已。制禮樂的世宗，並不如封建的世宗之重要。

　　又漢初儒者實在太陋了，不識字（如書「文王」之成「甯王」），不通故，承受許多戰國遺說，而實不知周時之典（如太史公《周本紀贊》之言，漢學者竟分不清楚宗周與成周），其有反動固宜。

　　漢初儒學的中心人物是孔子，《詩》、《書》、《禮》、《樂》本是孔子時代士人之通學，《春秋》尚不聞，《易》尤後出。孔子與文藝關係，實不如漢初儒者所說之甚。大約《詩》、《書》、《禮》、《樂》、《春秋》是魯學，儒家是在魯地，故孔子與魯成儒家之中心，今雖不及見漢初六經面目，但六經實是漢初定本。直到宋人才有了考證的工夫，亦能發達古器物學，以證實在，後人反以理學為宋學（其實清朝所謂理學是明朝的官學，即「大全」之學）、以宋學（考定文籍，辨章器物，皆宋人造成之學）為漢學，直使人有「觚不觚」之歎。現在括之曰，儒是魯學，經是漢定，理學是明官學，考定是宋學。

　　現在把《史記·儒林列傳》抄在下面，並附帶解釋數處可疑的地方。

　　太史公曰：餘讀功令，至於廣厲學官之路，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夫周室衰而《關雎》作，幽厲微而禮樂壞，諸侯恣行，政由強國，故孔子閔王路廢而邪道興，於是論次《詩》、《書》，修起禮樂，適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自衛返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按此處獨不舉《易》，可知太史公並未見，「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之改文，世家所雲，後人竄入無疑也），世以混濁莫能用，是以仲尼幹七十餘君無所遇，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矣。西狩獲麟，曰，吾道窮矣。故因史記作《春秋》，以當王法，其辭微而指博，後世學者多錄焉（持以上之語與《漢書·儒林傳》敘比，則知此是漢武時儒者所釋孔子與六經之關係，彼是古文學盛行後之說也）。自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大者為師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路居衛，子張居陳，澹檯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貢終於齊，如田子方、段幹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于子夏之倫，為王者師。是時獨魏文侯好學，後陵遲，以至於始皇（以至於始皇五字衍文也），天下並爭于戰國，儒術既絀焉，然齊魯之間，學者獨不廢也。于威宣之際，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業而潤色之，以學顯於當世。及至秦之季世，焚《詩》、《書》，坑術士（坑術士而謂之坑儒，可知當時術士即儒也。參見《始皇紀》扶蘇諫語），六藝從此缺焉（此句當是後來文家所改無疑。《新學偽經考》卷一辯之已詳）。陳涉之王也，而魯諸儒持孔氏之禮器往歸陳王，於是孔甲為陳涉博士，卒與涉俱死。陳涉起匹夫，驅瓦合適戍，旬月以王楚，不滿半歲竟滅亡，其事至微淺，然而縉紳先生之徒，負孔子禮器，往委質為臣者，何也？以秦焚其業，積怨而發憤于陳王也。及高皇帝誅項籍，舉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樂，弦歌之音不絕，豈非聖人之遺化，好禮樂之國哉！故孔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党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夫齊魯之間于文學，自古以來，其天性也。故漢興，然後諸儒始得修其經藝，講習大射鄉飲之禮。叔孫通作漢禮儀，因為太常，諸生弟子共定者鹹為選首，於是喟然歎興於學。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亦未暇遑庠序之事也。孝惠呂後時，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時頗徵用，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竇太后又好黃老之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及今上即位，趙綰、王臧之屬明儒學，而上亦鄉之，於是招方正賢良文學之士，自是之後，言《詩》于魯則申培公，于齊則轅固生，于燕則韓太傅；言《尚書》自濟南伏生；言《禮》自魯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于齊魯自胡毋生，于趙自董仲舒。及竇太后崩，武安侯田蚡為丞相，絀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而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學士靡然鄉風矣。公孫弘為學官，悼道之鬱滯，乃請曰，丞相禦史言，制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婚姻者居室之大倫也，今禮廢樂崩，朕甚湣焉，故詳延天下方正博聞之士，咸登諸朝，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興禮，以為天下先，太常議，與博士弟子，崇鄉里之化，以廣賢材焉。謹與太常臧博士平等議曰，聞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其勸善也，顯之朝廷；其懲惡也，加之刑罰。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師始，由內及外。今陛下昭至德，開大明，配天地，本人倫，勸學修禮，崇化厲賢，以風四方，太平之原也。古者政教未洽，不備其禮，請因舊官而興焉。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複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已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縣道邑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者，令相長丞上所二千石，二千石謹察可者，當與計偕，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輒試，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以為郎中者，太常籍奏。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其不事學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藝，輒罷之，而請諸不稱者罰。臣謹案，詔書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際，通古今之義，文章爾雅，訓辭深厚，恩施甚美，小吏淺聞，不能究宣，無以明布諭下，治禮次，治掌故，以文學禮義為官，遷留滯，請選擇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藝以上。補左右內史，太行卒史，比百石已下，補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邊郡一人，先用誦多者，若不足，乃擇掌故補中二千石屬，文學掌故補郡屬備員。請著功令，佗如律令。制曰：可。自此以來，則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學之士矣。申公者，魯人也，高祖過魯，申公以弟子從師入見高祖于魯南宮。呂太后時，申公遊學長安，與劉郢同師。已而郢為楚王，令申公傅其太子戊，戊不好學，疾申公。及王郢卒，戊立為楚王，胥靡申公，申公恥之，歸魯，退居家教，終身不出門，複謝絕賓客，獨王命召之乃往。弟子自遠方至受業者百余人，申公獨以《詩經》為訓以教，無傳疑，疑者則闕不傳（此句重複，疑此句是釋上文「無傳疑」之注，傳抄羼入耳）。蘭陵王臧既受《詩》，以事孝景帝，為太子少傅，免去。今上初即位，臧乃上書宿衛，上累遷，一歲中為郎中令。及代趙綰，亦嘗受詩申公，綰為御史大夫，綰臧請天子欲立明堂，以朝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師申公，於是天子使使束帛加璧，安車駟馬，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軺傳從。至，見天子，天子問治亂之事，申公時已八十餘，老，對曰，為治者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是時天子方好文辭，見申公對，默然；然已招致，則以為太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事。太皇竇太后好老子言，不說儒術，得趙綰、王臧之過，以讓上，上因廢明堂事，盡下趙綰、王臧吏，後皆自殺。申公亦疾免以歸（此是漢武帝初年一大事，黃老對儒術最後之奮鬥也）。數年卒。弟子為博士者十余人，孔安國至臨淮太守，周霸至膠西內史，夏寬至城陽內史，碭魯賜至東海太守，蘭陵繆生至長沙內史，徐偃為膠西中尉，鄒人闕門慶忌為膠東內史，其治官民皆有廉節，稱其好學。學官弟子行雖不備，而至於大夫郎中掌故，以百數。言《詩》雖殊，多本于申公。清河王太傅轅固生者，齊人也，以治《詩》，孝景時為博士，與黃生爭論景帝前。黃生曰，湯武非受命，乃弑也。轅固生曰，不然，夫桀紂虐亂，天下之心皆歸湯武，湯武與天下之心而誅桀紂，桀紂之民不為之使而歸湯武，湯武不而得已立，非受命為何？黃生曰，冠雖敝，必加於首，履雖新，必關於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紂雖失道，然君上也；湯武雖聖，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下不能正言匡過以尊天子，反因過而誅之，代立踐南面，非弑而何也？轅固生曰，必若所雲，是高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於是景帝曰，食肉不食馬肝，不為不知味；言學者無言湯武受命，不為愚。遂罷。是後學者，莫敢明受命放殺者。竇太后好老子書，召轅固生問老子書，固曰，此是家人言耳。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書乎！乃使固入圈刺豕，景帝知太后怒，而固直言無罪，乃假固利兵，下圈刺豕，正中其心，一刺，豕應手而倒。太后默然，無以複罪，罷之。居頃之，景帝以固為廉直，拜為清河王太傅，久之，病免。今上初即位，複以賢良征固，諸諛儒多疾毀固，曰，固老。罷歸之。時固已九十餘矣。固之征也，薛人公孫弘亦征，側目而視固，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自是之後，齊言《詩》皆本轅固生也。諸齊人以《詩》顯貴，皆固之弟子也。韓生者，燕人也，孝文帝時博士，景帝時為常山王太傅。韓生推《詩》之意，而為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間殊，然其歸一也。淮南賁生受之，自是之後，而燕趙間言《詩》者由韓生。孫商為今上博士。伏生者濟南人也，故為秦博士，孝文帝時，欲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乃聞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乃詔太常，使掌故朝錯往受之。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齊魯之間，學者由是頗能言《尚書》，諸山東大師無不涉《尚書》以教矣。[以上大節，自相矛盾。亡數十篇一說，乃古文說，武帝時儒者以伏生書全，故有二十八宿以拱北辰（《大誓》）之論。且伏生既以書教于齊魯之間，奈何又雲文帝求治《尚書》者，天下無有？秦焚書，非焚官書，伏生為秦博士，無庸因壁藏而亡數十篇。此段是後來古文學者大改而成，以失其本來面目者也]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歐陽生教千乘兒寬，兒寬既通《尚書》，以文學應郡舉，詣博士受業，受業孔安國（此五字使上下文不接，其竄入之跡甚顯也）。兒寬貧無資用，常為弟子都養，及時時間行傭賃以給衣食，行常帶經，止息則誦習之，以試第次補廷尉史。是時張湯方鄉學，以為秦讞掾，以古法議決疑大獄，而愛幸寬。寬為人溫良，有廉智自持，而善著書書奏，敏于文，口不能發明也。湯以為長者，數稱譽之。及湯為御史大夫，以兒寬為掾，薦之天子，天子見問，說之。張湯死後六年，兒寬位至御史大夫，九年而以官卒。寬在三公位，以和良承意，從容得久，然無有所匡諫於官，官屬易之，不為盡力。張生亦為博士，而伏生孫以治《尚書》征，不能明也。自此之後，魯周霸、孔安國、雒陽賈嘉，頗能言《尚書》事，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余篇，蓋《尚書》滋多於是矣（自「自此以後……」至「……滋多於是矣」，全是古文學者所加。既雲兒寬受業孔安國。又雲兒寬後魯周霸、孔安國頗能言《尚書》事，自相矛盾至此，且安國是受魯《詩》者，又早卒，《史記》有明文。安國與《書》關係，與魯共王、河間獻王同是向壁虛造之談也。康有為、崔適諸君辯之詳，茲不述）。諸學者多言禮，而魯高堂生最本。禮固自孔子時，而其經不具，及至秦焚書，書散亡益多，於今獨有《士禮》（此節亦古文家言，漢初年儒者固不承認其獨傳《士禮》，且叔孫通等，率魯諸生所為，何嘗是士禮？恐高堂生一節，多改刪），高堂生能言之。而魯徐生善為容，孝文帝時，徐生以容為禮官大夫，傳子至孫徐延、徐襄，襄其天資善為容，不能通禮經；延頗能，未善也。襄以容為漢禮官大夫，至廣陵內史。延及徐氏弟子公戶滿意、桓生、單次皆嘗為漢禮官大夫，而瑕丘蕭奮以《禮》為淮陽太守。是後能言《禮》為容者，由徐氏焉。自魯商瞿受《易》孔子，孔子卒，商瞿傳《易》，六世至齊人田何字子莊，而漢興，田河傳東武人王同子仲，子仲傳菑川人楊何，何以《易》元光元年征，官至中大夫。齊人即墨成以《易》至城陽相，廣川人孟但以《易》為太子門大夫，魯人周霸，莒人衡胡，臨菑人主父偃皆以《易》至二千石，然要言《易》者本于楊何之家。董仲舒，廣川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受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董仲舒不觀於舍園，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今上即位，為江都相，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國，未嘗不得其所欲。中廢為中大夫，居舍，著災異之記。是時遼東高廟災，主父偃疾之，取其書奏之天子，天子召諸生示其書，有剌譏，董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為下愚，於是下董仲舒吏，當死，詔赦之，於是董仲舒竟不敢複言災異。董仲舒為人廉直，是時方外攘四夷，公孫弘治《春秋》不如董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董仲舒以弘為從諛，弘疾之，乃言上曰，獨董仲舒可使相膠西王，膠西王素聞董仲舒有行，亦善待之。董仲舒恐久獲罪，疾免居家，至卒，終不治產業，以修學著書為事，故漢興至於五世之間，董仲舒名為明於《春秋》，其傳公羊氏也（此六字為下文榖梁張本，太史公只見一種《春秋》，則不知有公羊、榖梁之別也）。胡毋生，齊人也，孝景時為博士，以老歸教授，齊之言《春秋》者，多受胡毋生，公孫弘亦頗受焉（按胡毋生一節，三十五字應在董仲舒前，上文「惟董仲舒名為明於《春秋》」，應直接下文，「仲舒弟子遂者……」。其「瑕丘江生為《榖梁春秋》」至「卒用董仲舒」二十五字，是為榖梁學者所加入）。瑕丘江生為《榖梁春秋》。自公孫弘得用，嘗集比其義，卒用董仲舒。仲舒弟子遂者，蘭陵褚大，廣川殷忠，溫呂步舒。褚大至梁相，步舒至長史，持節使決淮南獄，于諸侯擅專斷不報，以《春秋》之義正之，天子皆以為是。弟子通者至於命大夫，為郎謁者掌故者以百數。而董仲舒子及孫皆以學至大官（自「而董仲舒」下十三字為後人所補，太史公固不及見此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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