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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


  孔子和《春秋》的關係之不易斷,已如我們在論孔子時所說,現在我們只談漢初年的《春秋》學。原來《春秋》是公羊所傳,《春秋》即是《公羊》,《公羊》即是《春秋》。《穀梁》本有把《公羊》去泰去甚的痕跡,而《左氏》則是劉歆等把《國語》割裂了來作偽,此兩節均待後來說。《公羊傳》何時著於竹帛,《史記》、《漢書》俱無明文,後漢戴宏敘雲(引見《公羊注疏何序》疏文):「子夏傳與公羊高,高傳與其子平,平傳與其子地,地傳與其子敢,敢傳與其子壽。至漢景帝時,壽乃共弟子齊人胡毋子都著於竹帛。」現在《傳》文全存;胡毋生《條例》,何休依之為《解詁》。但何去胡毋生三百年,此中《公羊》學之變化正不少,雜圖讖其尤者,故現在從《解詁》中分出胡毋生之《條例》來,也不容易。今抄《注疏》本卷第一於下,以見《公羊春秋》之義法及文辭。就釋經而論,乃是望文生義,無孔不鑿;就作用而論,乃是一部甚超越的政治哲學,支配漢世儒家思想無過此學者。

  隱公

  元年春王正月傳: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歲之始也。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曷為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意也。何成乎公之意?公將平國而反之桓。曷為反之桓?桓幼而貴,隱長而卑,其為尊卑也微,國人莫知;隱長又賢,諸大夫扳隱而立之,隱於是焉而辭立,則未知桓之將必得立也。且如桓立,則恐諸大夫之不能相幼君也,故凡隱之立為桓立也。隱長又賢,何以不宜立?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桓何以貴?母貴也。

  母貴則子何以貴?子以母貴,母以子貴。

  三月,公及邾婁儀父盟于昧。及者何?與也。會及暨皆與也,曷為或言會或言及或言暨?會猶最也,及猶汲汲也,暨猶暨暨也。及我欲之,暨不得已也。儀父者何?邾婁之君也。何以名?字也。曷為稱字?褒之也。曷為褒之?為其與公盟也。與公盟者眾矣,曷為獨褒乎此?因其可褒而褒之。此其為可褒奈何?漸進也。昧者何?地期也。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克之者何?殺之也。殺之則曷為謂之克?大鄭伯之惡也。曷為大鄭伯之惡?母欲立之己殺之,如勿與而已矣。段者何?鄭伯之弟也。何以不稱弟?當國也。其地何?當國也。齊人殺無知何以不地?在內也;在內雖當國不地也,不當國雖在外亦不地也。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宰者何?官也。咺者何?名也。曷為以官氏?宰士也。惠公者何?隱之考也。仲子者何?桓之母也。何以不稱夫人?桓未君也。賵者何?喪事有賵,賵者蓋以馬,以乘馬束帛、車馬曰賵,貨財曰賻,衣被曰禭。桓未君則諸侯曷為來賵之?隱為桓立,故以桓母之喪告于諸侯。然則何言爾?成公意也。其言來何?不及事也。其言惠公仲子何?兼之,兼之非禮也。何以不言及仲子?仲子微也。

  九月,及宋人盟於宿。孰及之?內之微者也。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祭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何以不稱使?奔也。奔則曷為不言奔?王者無外,言奔則有外之辭也。

  公子益師卒。何以不日?遠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

  《春秋》本是一個「斷爛朝報」,試將甲骨遺文以時次排列,恐怕很像《春秋》了。所以有《榖梁春秋》把《公羊》去泰去甚,尚可說是「尊修舊文而不穿鑿」,《公羊》之例無一無破例者,董仲舒「為之詞」曰《春秋》無常例,則實先本望文生義,後來必有不能合義之文,在斷爛朝報本無所庸心,在釋者卻異常麻煩。董子書號《春秋繁露》,引申經義之外,合以雜文,宋人已疑之,然非盡偽,合於公羊家言者甚多(參看《四庫提要》)。茲於本篇之末附其元光元年對策以見董仲舒之學發於《公羊春秋》,一以《春秋》論時政。

  《春秋繁露》一書既陵遲(《漢志》儒家有董仲舒百二十三篇),不引,引太史公舉董仲舒論《春秋》語如下。

  周道衰廢,孔子為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錶,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經》記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溪穀,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辨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旨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以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之誅,死罪之名。其實皆以為善為之不知其義,被之空言而不敢辭。夫不通禮義之旨,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則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之大過,予之,則受而弗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為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為禁者難知。

  《公羊春秋》與《齊詩》有同樣的氣炎,「泱泱乎大國之風」,《公羊傳》、《春秋繁露》,都無魯儒生沾沾的氣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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