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文學史講義《詩》

《詩》

　　《詩經》釋義之學，毛鄭勝於三家，故三家為毛淘汰，朱子勝於毛鄭，故毛鄭為朱子淘汰。清代儒者想回到毛鄭身上的人，所爭得的只是幾個名物上的事，訓詁大有進步，而解釋文義，反而拘束不如朱子，故清儒注了幾遍卻並不能代朱子。嘉慶以來，三家《詩》之學興，然究竟做不到《公羊》復興的狀態，因為《公羊傳》文，邵公《解詁》俱存，《繁露》也不失，所以有根據。三家《詩》六朝即成絕學，借漢儒所引，現在尚得見者，「存十一於千百」，雖可恢復些殘缺，究竟沒有像公羊學那樣子成大宗的憑藉。我們現在就清儒所輯三家《詩》異文及遺說看，三家《詩》實在大同小異。大約三家《詩》之異處，在引申經義，以論政治倫理之處，不在釋經，故「五際」之義，只有《齊詩》有，《魯》、《韓》都沒有。三家皆以《詩》論道、論政，《齊詩》尤能與時抑揚，大約一切齊學，都作侈言，都隨時變遷。《齊詩》如此，遂有五際，《公羊》如此，流成讖緯，伏《書》如此，雜以五行。《魯詩》也是高談致用，但不如齊學雜陰陽而談天人，大約《韓詩》尤收斂，最少非常異義可怪之論，故流行也最久（此只就漢儒所說及現存若干段中可得之印象論之，其實情甚難知）。舉例而言，太史公是學《魯詩》的，《魯詩》也最是大宗，他說：

　　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後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于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

　　太史公讀《春秋曆譜牒》，至周厲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嗚呼！師摯見之矣。紂為象箸而箕子唏，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仁義淩遲，《鹿鳴》剌焉。

　　這樣子拿著《詩經》解說一種的系統的政治哲學，和《公羊傳》又有何分別？想當時三家必有若干「通義」，如春秋之胡毋生條例，大一統、黜周王魯故宋、三世三統等。大約漢初儒者，都以孔子刪《詩》修《春秋》皆是撥亂反正之義。

　　《莊子·天下篇》（篇首當是漢初年儒者所修改，六經次序猶是武帝時狀態）說「《詩》以道志」，《太史公自敘》說，「《詩》長於風」，「《詩》以達意」，《經解》「《詩》之失愚」，這些話都不錯。但把《詩經》張大其辭而作解釋的風氣，自孔子已然。他說：「《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又說：「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這些話，我們也不能怪他，因為《詩》在當時是教育，拿來做學人修養用的，故引申出這些哲學來也是情理之常。我們固斷然不能更信這些話是對於《詩》本文有切解的，但也要明白當時有這些話的背景。對漢儒以《詩經》侈談政治也該一樣。且《詩》本有一部分只是些歌謠，正靠這種張大其辭得存於世。

　　關於漢初三家《詩》義，可看陳喬樅等著作，此處不及多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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