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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辭餘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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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百篇後,四言詩一體幾乎沒有繼續者。荀賦雖四言,而和《風》、《南》、《雅》、《頌》的體制完全不同。有些句誠然像是摹仿《詩經》的,但孫卿是一個儒者,義理重的畢竟不能成文學的正流。《詩三百》原不是「學者」所成就的業作,而孫卿以學者為文章雖然有時也能成就一種典型,到底不能理短情長,續三百的運命。《樂記》說,「詩之失愚」,孫卿不愚,所以孫卿不能為三百作續。我們只好從《七略》、《漢志》的分類,使他和屈原、陸賈鼎足而三,下開漢朝典著中的一倫,而不上當時亡後之餘響。秦刻石雖是四個字成一句,但體裁既完全自作古始,好些處三句一韻的,而那一種赫赫之度,炎炎之神,實在如李申耆所說的話,「亦是斯公焚詩書之故智」,我們自然更不能說他和《詩三百》有什麼關係。至於漢初的四言詩,如唐山夫人《安世房中歌》,原來已成雜言,又是楚調,上和三百不相干(論見《漢樂府歌詞》節)。若韋、孟的諷諫詩竟全不是詩了。腐詞迂論,不特無詩意,並且全無散文的情趣,一般文章的氣力。可見文學的重要質素,並不在乎擇詞擬句,成形立式,而在感情統率語言之動盪。不然,把韋、孟的諷諫詩一句一句的看下去,何嘗不是《雅》、《頌》的辭句?然而這些典語,並沒有個切響。但這一線的發展後來愈大,西漢末年已經有這一行的若干「典制」,而蔡伯邕諛鬼,竟拿這一路的物事製成了所謂「大手筆」。所以四言到了漢世有格無韻,成文不成語,我們當然不更以詩論這些。八代中能作四言詩的,偶然有如曹孟德,能說幾句「慨當以慷」的話,而曹子建能把五言作成文宗,卻不能把四言振作起來,他的四言是失敗的試驗。可見四言之流,早成絕勢。三百篇後,能把四言成隆高造詣者,只有一個陶淵明,他的四言「卓絕後先,不可以時代拘墟」,不過他的四言也只是他的個性,並不曾重為四言造出一個風氣來。 四言已經不是漢初的文學,漢初的詩歌乃是續楚辭的。漢承秦緒,一切這樣,已如我們在第二節中所說。秦統一六國,又不過十多年,能革政治,不能革人民的禮樂,習俗。楚又是七國中最大的國家,到戰國因疆土包括了中國中部,若干中國文化區域入了他的版圖,反而變了他的文化,這種中國化的楚風,轉向此方發展,文學中又成就了辭賦歌辯的一套大體裁。則漢初的民間文學,風氣當和楚風有關係,是件很自然的事。何況興兵滅秦的人,不分項劉,都是楚人。後來沛公都關中,政制必承秦代之遺留,風氣不能改楚人之習尚,則楚風之能及關中,這層也許有些幫助(《漢書·禮樂志》雲「高祖樂楚聲」)。我們看《漢志》的辭賦略,便可見到楚國把漢朝的文學統一得周全,恰和齊秦統一宗教,齊魯統一宗法禮制,三晉統一官術,沒有兩樣。 楚辭的起源當然上和四言下和五言七言詞乃至散文的平話一個道理,最初只是民間流傳的一體,人民自造又自享用的。後來文人借了來,作為他自己創作的體裁,遂漸漸地變大規模,成大體制,也漸漸地失去民間藝文的自然,失去下層的憑藉,可以不知不覺著由歌詞變為就格的詩,由內情變為外論,由精靈的動盪變為節奏的敷陳,由語文變為文言。楚辭一體的發達,到漢初,還不曾完全變成了文人的文學,相傳的屈、宋、景、唐文辭,雖然論情詞已經是些個人的,卻到底有些人民化,口傳語授,增損改易,當然是少不了的,屈、宋的平生到底只在些故事傳說中。這個「文人化的楚辭」一線上之發達,到賈誼,才完全脫離了故事傳說的地步,文體上也脫離相傳所謂屈、宋所作各篇之重重複複,詞無邊際的狀態。這層轉移正因為由流傳的歌體變為成篇章的制文之故。枚乘、枚皋、東方朔都尋這一線發達,至司馬相如而「文人之賦」大成。辭和賦本來沒有分別,《七略》、《漢志》固不作這個分別,司馬子長也稱《懷沙》為賦,但楚辭和漢賦在現在看來卻是有些分別;由辭到賦的改變甚漸,然而一步一步的俱有不同。這層改變在下一節詳細說,我們此地只提出一句,說,楚辭入了漢代然後進為文人的文學之勢急增,至景武間,遂成就了別一個體裁。 楚辭雖然一面沿屈宋以至賈誼等的文人化的一個方向走,體裁愈擴張愈不可歌,一面楚歌之短調當漢初世還在很多地方仍是民間的歌樂,如高帝歌《大風》,項羽歌《垓下》,武帝《瓠子》、《秋風》、《西極》、《天馬》諸歌,《烏孫公主歌》,《李陵歌》,一切見於史書之西漢盛時歌詞,在漢武制樂府之前者,什之八九,屬楚辭一流的短調,只是非史書所載,如《樂錄》、《雜記》、《黃圖》以及好造故事的《王子年拾遺記》所錄一切不可靠的,乃不屬這一體。大約當時文人化的一宗衍成長篇,遂漸不可歌,民間用的歌詞猶用短調,依然全附音樂而行(現存這些短歌雖都不是些平民造的,然這些帝王將主於此等處只是從民俗之所為)。恰如北宋末以及南宋初時之詞已經溶化成長闋,文人就賣弄文章,遂多不便歌,而小令猶是通俗的歌調,一個道理(七言久不為一般歌調,而竹枝、茶歌等一切流行民間之變體仍是七字句,五言失其樂府上之地位更早,而五字成句在現在歌謠中還常見)。直到漢樂府體大興,東漢的五言樂府又成宗派,然後楚辭的餘響在民間歌詞的區域中歇息。我們不知漢初各地俗樂之分配(《漢書》記載不詳),也不明了楚辭歌調怎樣憑附楚樂而行,又不大清楚後來的樂府如何代替了楚歌,所以這一段漢初年楚樂歌流行民間的故事,我們敘說不出詳細來。但地域所被之遠,流行時間之長久,是可尋思的。 論這幾篇楚調短章的文辭,則《垓下》、《大風》、《秋風》、《天馬》、《烏孫》、《李陵》都是歌出來有氣力的文辭。我們論這些歌詞,斷不能拿我們讀抒情詩的眼光及標準去評量一切,即如「采采芣苢,薄言采之」一類的話,若是我們做起詩來即這樣,自然再糟沒有了。但如果我們想像那是田家婦女,八九成群,於晴和的日子,采芣苢,隨采隨唱,則感覺這詩自有他的聲響及情趣,即果不善,也不如我們始想之甚。《垓下》、《大風》、《秋風》、《天馬》,以至《李陵》、《烏孫公主》之辭,以文采論,固無可言(《秋風辭》除外),然我們試想作者之身份,歌時之情景,則這些短歌中所表現的氣力,和他言外之餘音,感動我們既深且久,就是到了現在,如我們把他長讀起來,依然振人氣慨,動人心脾,所以經二千年的淘汰,永久為好詩。大約篇節增長,技術益工,不便即算是進步,因為形骸的進步,不即是文章質素的進步。若干民間文體被文人用了,技術自然增加,態情的真至親切從而減少。所以我們讀大家的詩,每每只覺得大家的意味伸在前,詩的意味縮在後,到了讀所謂「名家」詩時,即不至於這樣的為「家」的容態所壓倒,到了讀「無名氏」的詩乃真是對當詩歌,更無矯揉的技術及形骸,隔離我們和人們親切感情之交接。那麼,無文采的短章不即是「原形質」,識奇字的賦不即是進步啊! 上節所敘列表以明之: 附錄 項羽垓下歌 《史記》:項王軍壁垓下,兵少食盡,漢軍及諸侯兵圍之數重。夜間漢軍四面皆楚歌,項王乃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項王則夜起飲帳中。有美人名虞姬,常幸從,駿馬名騅,常騎之,於是項王乃悲歌慷慨,自為詩,曰: 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 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 劉邦大風歌 《史記》:高祖還歸,過沛,留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縱酒。發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高祖擊築,自為歌詩。曰: 大風起兮雲飛揚。 威加海內兮歸故鄉。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武帝瓠子歌 《漢書·溝洫志》:上既臨河決,悼功之不成,乃作歌,曰: 「瓠子決兮將奈何!浩浩洋洋兮殫為河。殫為河兮地不得寧,功無已時兮吾山平。吾山平兮钜野溢,魚弗郁兮柏冬日。正道兮離常流,蛟龍騁兮放遠遊。歸舊川兮神哉沛,不封禪兮安知外!皇謂河公兮何不仁,氾濫不止兮愁吾人。齧桑浮兮淮泗滿,久不返兮水維緩。」 一曰「河湯湯兮激潺湲,北度回兮迅流難。搴長茭兮湛美玉,河公許兮薪不屬。薪不屬兮衛人罪,燒蕭條兮噫乎何以禦水!林竹兮楗石菑,宜防塞兮萬福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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