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文學史講義最早的傳疑文人——屈原、宋玉、景差

最早的傳疑文人——屈原、宋玉、景差

　　三百篇後，四言的運命已經終結，既如我們在十二節裡所說：接續四言體制而起的，是所謂「楚辭」一類的詩歌，這類體制影響後來的文學反比《詩經》大得多，所以值得我們格外考校一下。

　　最可注意的一件事，是中國文學演進到楚辭，已經有指名的文學家了。在《詩三百》中，無論二《南》、《國風》，都是民間歌曲之類，正如現在常語所謂「民眾為民眾造的」，固然指不出作者來，即在《雅》、《頌》，作者是誰，於文學史上亦無重大的關係。我們只要知道那些篇章各是何時作，便可以看出文學之演化，反正《小雅》是時代的怨言，《大雅》和《頌》是廟堂的製作，都是很少個人性的。這不是說，我們對於這些篇的作者問題理當忽略的。假如我們可以知道這些篇的作者們豈不甚好，不過這些篇的作者問題在漢時巳經不能考定，何況現在？並且因為這些篇較少個人性，況又一經作為樂用，以答嘉賓，以為享祭，文學的意味更遠退在樂章的作用以後。《詩經》之存到後世，在初步是靠樂，靠為人解作一切修身之用（如《論語》）。在後代是靠他被當時人作為諫書即當時人系統哲學的一部，並不是靠他的文學，尤不是靠他的作者。譬如被人指為《詩經》作者的，都是一代政治人物或聞人，如周公、莊姜、奚斯、正考父，真正都是渺不相干的（說見前）。但這情形，到楚辭便全不然了。楚辭的文章是個人性的（《九章》等除外），他的傳流不是靠樂的。楚辭有個最大的中心人物屈原。屈原一死便成若干的「故事」所憑托，到後來竟成了神話（如五月五日龍舟節）。自漢以來，大家仿佛覺得楚辭就是屈原，屈原就是楚辭。這樣可以一個文學家為一種文學的中心，始於屈原，歷來也以屈原的一段為最大。中國古代的文辭演化到屈原，已經有「文人」了，文辭的作者問題成為重要問題了，這是和「詩三百」的時代迥然不同的，這件事實是文學史上一個斷代的事實。

　　辭賦兩個字是沒有分別的，文選裡面有賦、有辭、有騷，這個我們固不必如蘇東坡罵作者為齊梁間小兒，然這樣分法卻實在是齊梁間人強作解事（或者這種強解由來已久）。例如《懷沙》是王逸所謂辭的，王逸是只章句辭不選賦的，然司馬子長明明說屈原將死「乃作《懷沙》之賦」。《七略》、《漢志》一作於西漢之末，一作于東漢之初，都不分辭賦，可知辭賦之分是東漢人的俗作。《七略》、《漢志》卻把賦分作四類：一、屈原賦之屬，唐勒、宋玉、莊夫子、賈誼、枚乘、司馬相如、淮南王等屬之；二、陸賈賦之屬，枚皋、朱建、嚴助、朱買臣、司馬遷、臣嬰、齊臣說、蕭望之、揚雄、馮商等屬之；三、孫卿賦之屬，所屬者今皆亡。第二目號為秦時雜賦；四、雜賦之屬，皆不著作者，而於結語也提出來稱「家」（東漢人用家字義與今殊）。為什麼這樣分法，我們固難講定。《七略》、《漢志》的分類，原來不是盡美盡善的。但《七略》雖分得每每錯，卻每每代表當時的風尚（如前論《諸子略》）。賦除雜類以外，既有三宗，我們且不妨測想一下，何以分為三宗之故。《七略》、《漢志》將賦一律作為「不歌而誦」，恐不盡當。《九歌》、《招魂》、《大招》固非歌不可，《九辯》之性質又和漢《大風》、《秋風》不兩樣，《大風》、《秋風》既皆是歌詞，《九辯》為什麼獨不然？又如《離騷》、《九章》等篇中之用兮字，都顯是由歌調節奏而生（漢以來自然把兮之用推廣了）。這樣是抒情的節韻，並不是鋪陳的話言，所以我疑屈賦一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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