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文學史講義詩篇之次序

詩篇之次序

　　今見「詩三百」之次敘是絕不可靠的，依四始之義，這次敘應該是不可移的，至少首尾如此。但這是後來的系統哲學將一總集化成一個終始五德論的辦法，是不近情理的。不過傳經者既以詩之次序為不可移，乃有無數的錯誤，即如《大雅》內時代可指的若干詩中，因有一篇幽王時的詩在前，乃不得不將以後的詩都算在幽王身上了。這個毛病自宋人起已看出來，不待多所辯證，現在但論《大雅》中幾篇時代的錯誤。

　　《大雅》的時代有個強固的內證。吉甫是和仲山甫、申伯、甫侯同時的，這可以《崧高》、《烝民》為證。《崧高》是吉甫作來美申伯的，其卒章曰：「吉甫作頌，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烝民》是吉甫作來美仲山甫的，其卒章曰：「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而仲山甫是何時人，則《烝民》中又說得清楚，「四牡彭彭，八鸞鏘鏘。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四牡騤騤，八鸞喈喈。仲山甫徂齊，式遄其歸」。《史記·齊世家》：「蓋太公之卒百有餘年（按，年應作歲，傳說謂太公卒時百有餘歲也），子丁公呂伋立。丁公卒，子乙公得立。乙公卒，子癸公慈母立。癸公卒，子哀公不辰立（按哀公以前齊侯諡用殷制，則《檀弓》五世反葬于周之說，未可信也）。哀公時紀侯潛之周，周烹哀公而立其弟靜，是為胡公。胡公徙都薄姑，而當周夷王之時。哀公之同母少弟山，怨胡公，乃與其党，率營丘人襲殺胡公而自立，是為獻公。獻公元年，盡逐胡公子，因徙薄姑都治臨菑。九年，獻公卒，子武公壽立。武公九年周厲王出奔於彘，十年王室亂，大臣行政，號曰共和。二十四年周宣王初立。二十六年武公卒，子厲公無忌立。厲公暴虐，故胡公子複入齊，齊人欲立之，乃與攻殺厲公，胡公子亦戰死。齊人乃立厲公子赤為君，是為文公，而誅殺厲公者七十人。」按，厲王立三十餘年，然後出奔彘，次年為共和元年。獻公九年，加武公九年為十八年，則獻公九年乃在厲王之世，而胡公徙都薄姑在夷王時，或厲王之初，未嘗不合。周立胡公，胡公徙都薄姑，則仲山甫徂齊以城東方，當在此時，即為此事。至獻公徙臨菑，乃殺周所立之胡公，周未必更轉為之城臨菑，毛《傳》以「城彼東方」為「去薄姑而遷于臨菑」，實不如以為徙都薄姑。然此兩事亦甚近，不在夷王時，即在厲王之初，此外齊無遷都事，即不能更以他事當仲山甫之城齊。這樣看來，仲山甫為厲王時人，彰彰明顯。《國語》記魯武公以括與戲見宣王，王立戲，仲山甫諫。懿公戲之立，在宣王十三年，王立戲為魯嗣必在其前，是仲山甫猶及宣王初年為老臣也（仲山甫又諫宣王料民，今本《國語》未紀年）。仲山甫為何時人既明，與仲山甫同參朝列的吉甫、申伯之時代亦明，而這一類當時稱頌之詩，亦當在夷王厲王時矣。這一類詩全不是追記，就文義及作用上可以斷言。《烝民》一詩是送仲山甫之齊行，故曰：「仲山甫徂齊，式遄其歸。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這真是我們及見之最早贈答詩了。

　　吉甫和仲山甫同時，吉甫又和申伯同時，申伯又和甫侯一時並稱，又和召伯虎同受王命（皆見《崧高》），則這一些詩上及厲，下及宣，這一些人大約都是共和行政之大臣。即穆公虎在彘之亂曾藏宣王于其宮，以其子代死，時代更顯然了。所以《江漢》一篇，可在厲代，可當宣世，其中之王，可為厲王，可為宣王。厲王曾把楚之王號去了，則南征北伐，城齊城朔，薄伐狁，淮夷來輔，固無不可屬之厲王，厲王反而是敗績于薑氏之戎，又喪南國之人。

　　大、小《雅》中那些耀武揚威的詩，有些可在宣時，有些定在厲時，有些或者在夷王時的。既如此明顯，何以毛《序》一律加在宣王身上？曰，這都由於太把詩之流傳次序看重了：把前面傷時的歸之厲王，後面傷時的歸之幽王，中間一段耀武揚威的歸之宣王。不知厲王時王室雖亂，周勢不衰，今所見詩之次序是絕不可全依的，即如《小雅·正月》中言「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十月》中言「周宗既滅」，此兩詩在篇次中頗前，於是一部《小雅》，多半變作刺幽王的，把一切歌樂的詩，祝福之詞，都當作了刺幽王的。照例古書每被人移前些，而大、小《雅》的一部被人移後了些，這都由於誤以詩之次序為全合時代的次序。

　　《大雅》始于《文王》，終於《瞻仰》、《召旻》。《瞻仰》是言幽王之亂，《召旻》是言疆土日蹙，而思召公開闢南服之盛，這兩篇的時代是顯然的。這一類的詩不能是追記的。至於《文王》、《大明》、《綿》、《思齊》、《皇矣》、《下武》、《文王有聲》、《生民》、《公劉》若干篇，有些顯然是追記的。有些雖不顯然是追記，然和《周頌》中不用韻的一部之文辭比較一下，便知《大雅》中這些篇章必甚後於《周頌》中那些篇章。如《大武》、《清廟》諸篇能上及成康，則《大雅》這些詩至早也要到西周中季。《大雅》中已稱商為大商，且雲「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全不是《周頌》中遵養時晦（即兼弱取昧義）的話，乃和平的與諸夏共生趣了。又周母來自殷商，殷士裸祭于周，俱引以為榮，則與殷之敵意已全不見，至《蕩》之一篇，實是說來鑒戒自己的，末一句已自說明了。

　　《大雅》不始于西周初年，卻終於西周初亡之世，多數是西周下一半的篇章。孟子說「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這話如把《國風》算進去，是不合的，然若但就《大雅》、《小雅》論，此正所謂王者之跡者，卻實在不錯。《大雅》結束在平王時，其中有平王的詩，而《春秋》始終魯隱之元年，正平王之四十九年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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