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文學史講義論伏生所傳書二十八篇之成分(2)

論伏生所傳書二十八篇之成分(2)

　　所謂《春秋》、《詩》、《禮》、《樂》可不待解，世即後世所謂《世本》，語即《國語》一類之文書，所謂令所謂訓典當即《誥書》之類。熟知掌故以為出辭從政之具，是春秋時之風氣，可于《左傳》中明白看出。我們比較一下，則對於《周誥》諸篇，不特可以想到他如何出來，寄託於如何之物質上，且可知其緣何流傳於後來也。

　　說到這裡，或者要問，《周誥》的文辭是周王說話的本質呢，還是史官修飾了的文辭？我們可以直率回答，《周誥》中的話，雖然不全是一篇一篇的官樣文章，然而史官的貢獻也很不少了。試以《文侯之命》，毛公鼎、師敦比較一下，看此項文字竟有定式，試讀《周誥》各篇中的文辭，其可解者每是很有修辭力量的文辭，而稱今道古，像有一個歷史哲學，威儀棣棣，丁嚀周至，不是一個直截的態度。在當時的統治者都是戰士焉能說這樣文學的話？且當時的文學本是一種專門之業，所以王如用到文字，總須「呼史某冊命」，「朱批上諭」是做不了的。今抄《康誥》、《召誥》、《無逸》各一段，以見所謂美術散文進化至此時之地步，此地步去吐辭茫昧之時代已遠得很了！

　　《康誥》一節：

　　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時怙冒，聞於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時敘。乃寡兄勖。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王曰：嗚呼！封。汝念哉！今民將在祗遹乃文考。紹聞衣德言。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汝丕遠。惟商耇成人。宅心知訓。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弘於天。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

　　《召誥》一節：

　　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王乃初服。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無逸》一節：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其在高宗時舊勞於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甯，嘉靖殷邦，至於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為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

　　第二類是魯書。這一類中有兩篇，一、《金縢》；二、《費誓》。相傳為伯禽伐淮夷之誓，其文近于《周誥》而無深義。《金縢》一篇必不是與《大誥》、《康誥》等有同樣價值者，此篇文體全與《周誥》不類。《顧命》一篇中雖陳喪禮，但仍以赴告之辭結束之，《金縢》乃全是一篇故事，篇中周公祝辭尚近于《周誥》，其「武王既喪」以下竟像東周的文辭。這一篇當是後人根據相傳的故事及話言拼湊成的。《魯書》一類可以說是《周誥》的附庸。

　　第三類是宋述商書。此一類中，《西伯戡黎》及《微子》二篇之可以呼作《宋書》，當是無問題的，此是宋人記其由來之檔案。至於《盤庚》及《高宗肜日》，以年代論，比《周誥》早得多，以文辭論，反比《周誥》較易通解，然這兩篇都不類春秋的文辭。又商末至少有兩次的大亂。一、紂亡時；二、武庚亡時。經這樣大亂，冊府是完整不了的。清朝人不為明朝人保存檔案，周朝人更決無為商朝人保存史料之理。宋以喪亡之後，小休之時，根據傳訓，寫成典書，是事實之最可能者。惟其傳說有自，所以不像後來的文辭，惟其追記在後，所以稍有近後的語句。此一說雖無證據，然如此假定，一時也找不到與此矛盾的證據。

　　以上三類，除《無逸》一篇或者稍經後人之潤色，《金縢》一篇大有可疑之外，都是絕好的史料，與彝器銘辭相發明。今尚存之《逸周書》中，雖《世俘》、《作雒》等篇，其史料的價值，亦下此一等也。

　　第四類是外國書，這一類中有《呂刑》、《秦誓》兩篇。《呂刑》相傳為周穆王作，這話全不可通。《周誥》的排場是很清楚的，周王誥語所及之人，「越在外服，侯田男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而《呂刑》一篇誥語所及之人，則是「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這乃是一個部落的族長，那裡是諸侯的共王？且《周誥》中的用事，述祖德則「丕顯文武」，引鑒戒則殷人夏後，《呂刑》裡邊，既無宗周成周之典，又無三代興亡之事，而是三苗、重黎、伯夷、皇帝，遙遙與《楚語》中所載南方之神話相應。且《呂刑》開頭說：「惟呂命王，享國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誥四方。」而《史記》曰：「甫侯言于王。」鄭玄曰：「呂侯受王命入為三公。」此皆不得其義而強解之者，「呂命王」固不能解作「王命呂」。若以《書序》說，「呂命穆王」則以臣命君成何事體？諸家著錄周代彝器中有呂王器數事，如「呂王鬥作大姬壺」等，然則呂固稱王矣。今如釋呂命王為周昭王之類，即命為呂王之號，或命為誤字，其本字為呂王之號，則文從字順。然則此篇固是呂王之誥，南方之訓典，與成周無涉，固墨子之所引，而非早年儒家之書也。

　　《秦誓》一篇，《書序》、《史記》皆以為秦繆公喪師於崤之罪己詔，然按其文義頗與崤戰後事之情景不合。《左傳》記當時秦繆公云：「孤違騫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今《秦誓》中並無此等意思，只在渴思有才有量之賢士。意者此之指名秦繆公猶《文侯之命》之指名晉文侯，皆實不得其人，強以與此文差不多的地理及時代之最有名人物當之，強以其間最著明之事蹟當之，而忘其不切也。《商頌》之指名正考父，《魯頌》之指名奚斯，皆同一心理耳。

　　《秦誓》一篇，以文辭論，是《尚書》中最上等者。如下列一段，實是絕美的文章，散文進化到此一步已是像有工夫的了。

　　昧昧我思之，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達，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邦之杌隉，曰由一人，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

　　第五類是三代的三篇誓。至遲到春秋中葉，禪代征伐的兩種政治理想都完成了一個系統，這可以《左傳》為證。征伐是三代創業之功績，夏以啟為創業之祖（啟之訓為開，可以漢諱為證，然則啟固是夏後氏之太祖，鯀禹猶在天神一格中也），據傳說，其所伐者為有扈，故造《甘誓》，商以湯為成事之王，所伐者為夏桀，故造《湯誓》，周以武王為定功之世，所伐者為殷紂，故造《牧誓》，所謂《太誓》，亦即《牧誓》之一流，同一題目，不是一個人造的，故成不同的篇章。以此諸篇之文辭與《周誥》、《殷盤》比一下，顯然這是後人的文辭，以其中發揮的意思與孟子墨子所記者較一下，顯然這是憑藉著「征誅」一種思想而出的文章。

　　第六類是《禹貢》、《洪範》兩篇。《禹貢》言地理，而以九州之觀念為綱，《洪範》綜言天人系統，而以五行之觀念為領。如這樣子的典書，在戰國時恐不少有，《晉書·束皙傳》記汲塚簡書各種，按其名實，足知彼時文書之有多體。《禹貢》雖比《穆天子傳》為實（《穆天子傳》亦因誤讀致有今天之面目）。《洪範》當比《大曆》為實，然皆戰國時托古拓今之創作，彼時之典書也。造作此等典書之風氣，最遲至春秋已成，可以《左傳》、《國語》所引各種古今雜糅鋪排數目之訓典為證。

　　《禹貢》、《洪範》兩篇，雖大體上我們可以斷定他是春秋戰國時的東西，但如必確切指定其屬何一世則亦未必成功。為什麼呢？古來的書每每先有個核子，後來逐漸發展與改變一書中自身之層每不容易分辨，必以一書最初之層為此書之時代固失之，必以其最後層當之，亦未為得。

　　《洪範》一書之中央思想為五行，五行系統論之成立雖或在後，但其根蒂必在先。荀子在非子思、孟子時，指謫他們「按往舊造說，謂之五行」，所謂「造說」者，明其有自己的貢獻，所以「按往舊」者，明其有憑藉傳說處。《左傳》文七年，「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此與五行之數雖小異而大同。且五方之說，似較五行為尤早，王國維曰：「『貞方帝卯一牛之南□』，曰『貞

於東』，曰『己已卜王於東』，曰『於西』，曰『貞於西』，曰『癸酉蔔中貞三牛』。曰『方帝』，曰『東』，曰『西』，曰『中』，疑即五方帝之祀矣」。五方之觀念，自與五行相混而更盛。

　　《禹貢》之中央思想為九州。九州之名見於《國語》者，有「謝西之九州」，此指一地方說，可以不論。若禹九州之說，至遲在春秋已盛。齊侯鎛鐘及齊侯鐘云：「及其高祖，虩虩唐成，又（有）（嚴）在帝所，（溥）受大命，刻（克）伐（履）司，（敗）乃靈師。伊少（小）臣隹（唯）（輔）。咸有九州，處禹之堵（都）。」（《嘯堂集古錄》下）孫詒讓考證（《古籀拾遺》上十六葉）此二器一作于靈公初卒，一作於靈公已有諡時，齊靈二十八年，正當春秋魯哀公十九年也。春秋時此故事既用於如此之場所，則此故事必不創于彼時，然則禹九州之說縱不歸之于夏殷，亦決不後以西周也。且《禹貢》九州之名稱亦決非戰國時名號，詳拙著《禹貢九州釋名》，今不錄。惟九州觀念與禹貢地理究是兩事，盡可九州之說甚早，《禹貢》之書卻可以甚後。然今如以《禹貢》地名有但見於漢代者，以為即是甚晚之書，亦未可通。地名之僅見於漢代書，不必即始於漢代，即如遼西遼東諸郡，《漢志》明言秦置，而《史記·匈奴列傳》雲是燕置，可見《漢志》所謂秦置郡縣中，每有導源自六國時者。此猶是郡縣之名稱設置也。若一般地名，則創造尤不易。今如執鮮卑一調以為大招是東漢時所作之證，何其鑿也？《禹貢》一篇，以文辭論，固絕不能為夏商及西周之書，然必以為是戰國，亦未有充分之證據，若以為東周之書，可無謬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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