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文學史講義論伏生所傳書二十八篇之成分

論伏生所傳書二十八篇之成分(1)

　　六經問題之難決者，無過於《尚書》。《春秋》一經現在尚可見三傳之文；《詩》雖僅存毛學，然三家異文尚遺留不少，且三家之解說雖不同，章句實無大異。最不得頭緒者算是《尚書》了。但就漢代論，《詩》、《論語》、《老子》在文帝時立博士，《春秋》在景帝時立博士，《書》在建元間始立歐陽一家之博士（以上分見《史記》、《漢書》兩《儒林傳》，及劉歆上太常博士書），曾不多時，便鬧《大誓》，鬧所謂孔安國所獻河間獻王所好之孔子壁中書，又有張霸之百兩篇，杜林之漆書，鬧個不休。東晉梅氏書行世之後，直到明清人始認清楚其為偽書（疑東晉古文者，應以朱子為始，孔穎達亦略表示懷疑之態度）更牽連到王肅。今所見之本子不特不是西漢今文，且並不是馬鄭，且並不是梅氏原文字，且並不是隸古定本，而是唐開成之石本。

　　今雖有敦煌寫本殘卷使我們上溯到隸古定本，又有漢魏石經殘字使我們略見今古文原來面目之一勺，有毛公鼎等使我們略知冊誥之體式，有若干葬器款識使我們校訂《尚書》中若干文字，然如但顧持此區區可得之材料，以解決《尚書》問題之大部分，頗為不可能之事。本文但以分解伏生二十八篇之組成為題，其實這個題目也是極大的，現在只寫下其一部而已。

　　所謂伏生二十八篇者，究竟是否全是伏生所傳，或與伏生所傳小有異同，今不易斷定，然此二十八篇，合以《大誓》，總可說是漢朝景武時代《尚書》面目，所以現在可以這二十八篇為對象去分析之。此二十八篇去孔子時所見書之面目已遠，在這一點上是與《詩》大不同的。《詩》之稱「三百」在孔墨時已成習語，而《論語》所引《詩》大致與今所見差不多；若《書》，則《論語》所引除不相干之《堯曰篇》以外，「高宗亮闇」見於《無逸》，而「孝於惟孝」不見今存二十八篇中。又《左傳》一書所用之材料甚博，他所引書頗可代表當時（即春秋戰國之交）流行之《尚書》，《左傳》引《詩》幾乎全與今所見之三百篇合，其所引《書》除《盤庚》、《康誥》等以外，幾乎全在今所見二十八篇之外（參看附表）。從此可知三百篇之大體至少在孔子前後一時代中已略成定形，而《書》之篇章各時代不同，且恐春秋戰國時各國中所流傳之《書》亦皆不同。《左傳》之引《書》已證明如此，《呂氏春秋》之引《書》亦證明如此，《呂氏春秋》所引除《洪範》外，幾皆不在二十八篇之內。

　　此二十八篇不能當作一個系統看。不特宋儒多如此說，即文章家如揚子雲、韓昌黎等亦都有這個觀念。《虞夏書》之「渾渾」，《殷盤》、《周誥》之「詰屈聱牙」，顯然不是在一類中的。朱子能以東晉梅賾書之號稱古文反易瞭解斷其可疑，乃不能以《堯典》、《禹貢》之號稱《虞夏書》，反比《周誥》的文辭近乎後代斷其可疑，正由於時代環境所限，不可澈底的想下去。東晉古文辨偽之工作早已完成于閻、惠二君之手，當今所宜究治者，為此二十八篇究是何事。

　　今寫此二十八篇之目如下並試為分類。

　　

　　一、《周誥》類：如上所表，第一類為《周誥》，自《大誥》至於《顧命》，合以《文侯之命》，凡十三篇。此正所謂「詰屈聱牙」之文辭。文式語法皆為一貫，此真一部《尚書》之精華，最為信史材料。我們現在讀這幾篇，其中全不可解者甚多（曲解不算），不能句讀者不少，其可解可句讀者不特不見得「詰屈聱牙」，反而覺得文辭炳朗，有雍容的態度，有對仗的文辭，甚且有時有韻，然則今日之不能盡讀者，與其謂當時文辭拙陋，或謂土話太多，毋寧歸之於文字因篆隸之變而致誤，因傳寫之多而生謬，因初年章句家之無識而錯簡，淆亂，皆成誤解。且彼時語法今多不解，彼時字義也和東周不全同，今人之不解，猶是語學上之困難也。即如《大誥》中，「寧人」、「甯王」之「寧」字，本是「文」字，乃以誤認篆文而誤，以致《大誥》本為文王歿武王即位東征之誥者，遂以此字之誤，解作周公成王之書。吳大澂曰：

　　《書·文侯之命》，「追孝于前文人。」《詩·江漢》，「告于文人。」毛傳雲，「文人，文德之人也。」濰縣陳壽卿編修介祺所藏兮仲鐘雲，「其用追孝於皇孝已伯，用侃喜前文人。」《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追敦》雲，「用追孝于前文人。」知「前文人」三字為周時習見語，乃大誥誤文為寧，曰：「予曷其不于前寧人圖功攸終，」曰：「予曷其不于前寧人，攸受休畢」曰：「天亦惟休于前寧人，」曰：「率寧人有指疆土。」、「前寧人」實「前文人」之誤，蓋因古文文字，從心者，或作

，或作，或又作

。壁中古文《大誥篇》，其文字必與寧字相似，漢儒遂誤釋為寧。其實《大誥》乃武王伐殷大誥天下之文，「甯王」即「文王」，「寧考」即「文考」，「民獻有十夫」即武王之「亂臣十人」也。「甯王遺我大寶龜，」鄭注，「受命曰甯王」，此不得其解而強為之說也。既以「寧考」為武王，遂以《大誥》為成王之誥，不見古器，不識真古文，安知甯字為文之誤哉？

　　雖傳《大誥》為周公相成王時之誥，今乃以寧字之校訂，更生此篇之時代問題，此問題今雖未能遽定，然《周誥》若干篇中待金文之助，重作校訂工夫，可借此啟示。阮芸台諸人每每強以《詩》、《書》中成句釋金文，今當以金文中字句訂《詩》、《書》之誤字也。自《大誥》以下至於《顧命》十二篇，皆武王（或成王）或康王時物，除《無逸》稍有若經後人潤色之處外，此十二篇文法上在一個系統中。《文侯之命》一篇雖也可以放在這一類中作附庸，然文體辭義皆與此十二篇不是一類，疑是戰國時出土或流傳忘其來源之彝器銘辭，解者按其辭氣以晉文侯仇當之（書序）或以文公重耳當之（《史記》），其歸之晉者，或出土在晉地（然此不足證此篇為晉物，魯取郜大鼎于宋一事，可以為證），而平王東遷及襄王奔鄭正合于所謂「閔予小子嗣，造（遭）天丕愆，殄資澤於下民，侵戎我國家」。惟此篇開頭便說「父義和」，文侯仇不聞字義和。王引之曰：

　　古天子于諸侯無稱字者。《唐誥》、《酒誥》、《梓材》三篇「王若曰：小子封」，「王曰：封」，定四年《左傳》引《蔡仲命書》雲，「王曰胡」，又引《踐土之盟載書》雲，「王若曰：晉重、魯申、衛武、蔡甲午、鄭捷、齊潘、宋王臣、莒期、皆稱其名，其他則稱伯父、伯舅、叔父、叔舅而已，未有稱字者也。或以義為字，或以義和為字，並當闕疑」。（《經義述聞》卷二十三）

　　此篇全無記事之上下文，除篇末無「對揚王休用作寶彝」，一套外，全是一篇彝器銘辭之體，其文辭內容又絕與師敦、毛公鼎同，然則淵源當亦不二致。宋代出師敦，清代出毛公鼎，漢時山川多出鼎彝（見《說文》序），則戰國時當有此樣出土之先例，果「文侯之命」出土地為晉，則當時發讀文字者，自然依文中所說之情景想到翼侯仇或絳侯重耳矣。

　　此若干篇《周誥》在當時是如何出來的，可以《左傳》定四年所記祝佗語為證：

　　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分魯公以殷民六族……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皡之虛。分康叔以……殷民七族……命以「康誥」而封于殷虛。……分唐叔以……闕鞏，沽洗，懷姓九宗……命以「唐誥」而封于夏虛。

　　今《伯禽》、《唐誥》兩篇皆不見（《伯禽》為篇名從劉焯說），而《康誥》猶存。然則《康誥》正是派康叔到殷故都衛地以建國時之教令，給他的一個「政治工作大綱」。其《酒誥》等篇雖或不如《康誥》之重要，也是同樣的教令。這樣的教令至少在王之冊府與受詔諸侯之冊府中都要保存的，或者以其重要之故分佈給其他諸侯，而受此誥者容或鑄於彝器上。周朝彝器上鑄文章是較普遍的。《左傳》記子產鑄刑書，散氏盤記割地的條約，曶鼎記訟事，小盂鼎記俘獲，其他記爭戰來享，記禮儀之彝器，尤不可勝數，然則不特《康誥》等可得鐫於彝器上，《大誥》、《顧命》一類赴告之文，亦未嘗不可鐫以垂記念。且此項誥語竟成為周代貴族社會中之教科書，《楚語》記下列一事：

　　莊王使士亹傅太子箴辭。……王卒使傅之。問于申叔時，叔時曰：「教之春秋，而為之聳善而抑惡焉，以戒勸其心；教之世，而為之昭明德而廢幽昏焉，以休懼其動；教之詩，而為之道廣顯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禮，使知上下之則；教之樂，以疏其穢而鎮其浮；教之令，使訪物官；教之語，使明其德，而知先生之務用明德於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廢興者而戒懼焉；教之訓典，使知族類行比義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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