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文學史講義史料論略

史料論略

　　文學史僅僅是通史之一枝，況且談論文學史中題目，時時免不了牽涉到通史中別枝的事，已如我在《敘語》中所說，則我們現在說到史料問題，自然應從泛論史料之一般起。使用史料時第一要注意的事，是我們但要問某種史料給我們多少知識，這知識有多少可信，一件史料的價值便以這一層為斷，此外斷斷不可把我們的主觀價值論放進去。譬如我們論到古代的史事，六藝和載籍和一切金骨刻文等等，都要「一視同仁」的去理會他們，如果抱著「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的觀念，至多可以做到一個崔述，斷斷乎做不到一個近代史學者。金刻文的一字可以證《大誥》甯王之為文王，骨甲刻文的一字可以辯《史記》王振之為王亥，實在「後來居上」，何曾「于古為近是」。我們有時借重古人的某說，多半由於他們能見到我們已經見不到的材料，並不由於我們相信他們能用我們的方法，因此我們才要「一視同仁」，誰也不能做「大信」（歐陽修不信文王稱王事，曾說「孔子之書，天下之大信也」，其實能細讀《詩經》即不能更信事殷之說）。我們既不可以從傳統的權威，又不可以隨遺傳的好尚。假使一個桐城派的古文家寫文學史，或一個文選學家寫詩史，必然千部一腔，千篇一面，都是他們自己欣賞的東西，而於民間文學體制之演成，各級文學作品所寄意之差異，等等題中，所用之材料，不會去搜尋，即遇著也不會睬的。以這樣方法所寫成的文學史，也許在聰明人手中可以自辯著自負他的好尚之雅正，但究不是公正的使用材料而造成之史學的研究。總而言之，「別裁偽體親風雅」，斷斷乎不是對付史料的態度。

　　史料可以大致分做兩類：一、直接的史料；二、間接的史料。凡是未經中間人手修改或省略或轉寫的，是直接的史料；凡是已經中間人手修改或省略或轉寫的，是間接的史料。《周書》是間接的材料，《毛公鼎》則是直接的；《世本》是間接的材料（今已佚），卜辭則是直接的；《明史》是間接的材料，明檔案則是直接的，以此類推。有些間接的材料和直接的差不多，例如《史記》所記秦刻石；有些便和直接的材料成極端的相反，例如《左傳》、《國語》中所載的那些語來語去。自然，直接的材料是比較最可信的，間接的材料因轉手的緣故容易被人更改或加減，但有時某一種直接的材料也許是孤立的，是例外的，而有時間接的材料反是前人精密歸納直接材料而得的，這個都不能一概論斷，要隨時隨地的分別著看。整理史料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歷史學家本領之高低全在這一處上決定。後人想在前人工作上增高：第一，要能得到並且能利用的人不曾見或不曾用的材料；第二，要比前人有更細密更確切的分辨力。近年能利用新材料兼能通用細密的綜合與分析者，有王國維先生的著作，其中甚多可為從事研究者之模範；至於專利用已有的間接材料，而亦可以推陳出新找到許多很有關係的事實者，則為顧頡剛先生之《古史辨》諸文（多半尚未刊印）。這些都可以指示人們如何運用已有的史料和新見的史料。

　　古代文學史所用的材料是最難整理最難用的，因為材料的真偽很難斷定，大多是些聚訟的問題。原來中國人之好做假書——就是製造假材料——是歷代不斷的，若大家認為最多出產假書的時期，由漢到今約四個：一、西漢末年，即所謂古文學；二、魏晉間；三、北宋的盛時，政府收書；四、明朝晚年，學士又有一番托古的習尚。就這四種去論，明朝的作偽是不能欺任何人的，北宋的作偽也沒有大關係（如今本《竹書》、《文中子》等），魏晉間作偽的大成績如《偽孔尚書》、《孔子家語》，已經為人辨別清楚的了；西漢末年的大作偽，也有近代所謂今文學家一派人的辯論，康有為的《新學偽經考》，就是這一辨偽題目中之大成，雖然其中過了度，太粗疏的地方很多，但這件事實的大概可知道。不過六經以外載籍諸子等等的考證，分析材料的考證，從來甚少；即如莊子、墨子等常讀的書，至今沒有整理好，而西漢時傳下的一切經傳的材料（今文的）至今尚很少人做工夫。經傳裡邊明明有許多是漢朝的成分，如《孝經》中所說的天子諸侯都是漢家的天子諸侯，都不是周王和春秋戰國間的諸侯。（說詳後。今舉一例，《孝經·諸侯章》云：「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滿而不溢，所以常守富。」此種觀念至早不能上于漢文帝。春秋戰國諸侯之地位不能引出此種議論。）《論語》中有類似讖緯的話（如「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易》和《三家詩》僅是漢初的寫定本（三家詩文已與《論語》所引不同），而《公羊傳》之著竹帛，反較《春秋繁露》後幾年，伏生二十八篇以《秦誓》為尾，想是由於伏生做過秦博士。今文的經傳既然給我們些漢朝初年的色彩，至於大小戴記之大多部分為漢儒做作的，更不待說了。在這樣情形之下，我們如不把這些漢代的作品分別清楚，便不能使用這些材料去寫周代的文學史。

　　近年來有一個極不好的風氣，大家好談先秦的事物，所謂先秦的書原不多，易於讀完，所以大家下筆，先秦這個，先秦那個。但我們敢自信這些所謂先秦的材料果真是先秦的材料嗎？我們何不看看這些材料是怎麼樣出來的呢？

　　一種書因時代而生變改，在後來印書時代較難，在中世手抄本時代尚易，在簡書時代，「父子相傳」即可改易，至於口傳許久後來再著竹帛之容易變動，更不待細論即明白（其實韻文之口傳甚能保守古語，如《鄂謨長歌》、《維陀》皆然。然《公羊傳》一類之口傳，則難能保守也）。所以雖是漢初年給我們的先秦材料，我們也要于用他時謹慎的。古來著書艱難，一簡不過幾十字，一部書便是一個產業，雖以「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如用現在的印刷法印成，未必便是一部大書。著述愈難，則著述和傳授更多是有所為而為，「與時進止」是不可免的，固守最初面目是難的。

　　中國何時才有著作呢？無論今文或古文都告我們說，著作開始是很早的，但我們從文書材料上看來，西周只有官書和迷信書（《易爻》）流傳，《論語》以前，不見有私家記言的文，而《論語》也但記一段語的扼要處，如標目摘由樣，也很可看出私家多多書寫之不容易。若《孟子》一流的書已很充暢豐長的了，但仍然是記言，且許多是後來追記。直到荀卿、呂不韋、韓非才整篇的著作，系統的著作《史記》上有明文。但這風氣方才開始，焚書的劫運就來了。那麼，焚書於書失傳上是很有貢獻的嗎？不過我們要知道，戰國秦漢人們的書和他們的職業是一事的；陰陽、刑、名、縱橫乃至儒、墨，都是家傳師授的職業，焚書未必使書絕，而秦之擯退方士（方士本是一普遍名詞，治方術者，皆是方士，後來遂為齊東一派所專用）。楚漢戰爭，和漢初年黃老儒術之遞相消長，是真真使一切學者（即方士）失業的。書以人之失業而失傳，家（今雲派）以人之失業而亡家。古代的載籍消失必是秦漢之際一直下來漸漸成的，斷非秦始皇帝能突然使他大亡特亡（《東周列國紀》已不傳民間，自然可以焚的方法亡之）。對於這一點，古文今文是最不同的。在今文浸潤的漢武帝詔書上，只能說到「禮壞樂崩朕甚閔焉」，古文家便於其上加上一句「書缺簡脫」以便自己的議論。雖然古文家時時故意把漢初年書亡缺事說的淋漓盡致，以便售自己的假古董，而今文家自信一孔之為大全，也太陋了，甚至愚到說伏生二十八篇比二十八宿，後得《大誓》如拱北辰，多一篇不可，少一篇不能。「向壁虛造」的態度固不可，而「挾恐見破之私意」亦不應該，古文智而誣，今文愚而陋。我們將來要一部一部地把今文傳經整理過，一以閻氏對付梅傳之考訂法對付之，等到可信者顯然可信，存疑者存疑，然後可以大膽的用這些材料，以討論文學史題。

　　現在我們斷不定秦漢之際古代文學史的材料亡佚多少，但我們看得出古史料中，有甚多，經秦而作秦文，入漢而作漢文。漢儒以秦文寫六經，是為古文派所甚詬病的。誠然，以轉譯的原故，使得古字錯認了（如「文王」之誤為「甯王」），是于解經上有很大危險的，更可促成「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的毛病，不過這層于我們應用這些做史料上沒有甚麼很大關係。至於號稱古代材料中有些漢朝話，乃真正要不得。不幸事實偏如此，不特經解是漢朝人的思想（如三家《詩》、《公羊》、《春秋》），《戴記》多少篇後人堅信為春秋晚年戰國時期的，實在一望即知其是漢朝作品（詳見《論漢儒林篇》），即《論語》、《孝經》也有不少漢朝話，伏生書中之《虞夏商書》恐怕大多數是戰國作品，《大傳》固是為這樣子的書作的，這樣子的書也未始不是為《大傳》前身的思想作的。我們現在所據的古代史的材料（文學史自括在內）是漢初儒者給我們的，而漢初儒者又這樣的不濟，古今辨不清白，遺傳的和自己的不分別，即今未存作偽的目的，學問的不濟已經足以壞事而有餘。略舉兩事，司馬遷謂學者（漢初傳文獻給我們的學者）多謂周公東都洛邑（見《周本紀》），而在《五帝本紀》上說「學者多稱五帝尚矣」，是則當時的「學者」，于宗周成周不知何所別指，于東周西周不知何所取義，而於五帝之荒唐，談的津津。這是配傳史料的人嗎？漢文命博士集古制，遂有了《王制》，這本書把方塊的想像和迂腐拼得整齊，其愚和其存史料之少，反比更後百年作偽的《周官》不如。近代今文學派以漢初為正，其實漢初儒家何曾高明到那裡去，尤其缺之的是歷史觀念，是很敢於自作古始，反去說是述而不作的。總而言之，漢初儒者不是能夠做到正確的傳史料的人：我們要去考核他們，不能便去依賴他們。

　　漢初儒者（他們並不自號曰今文，「今文」一詞乃是後來自號為古文者加他們的）真正弄不出多少作為來。一經分了好幾家，一家分立好幾博士，相攻不休，誰都不能為正。這全然顯出末學支離的樣子，給人一個不滿足。儒者的大題目，特別是中人主嗜好的，如禮、樂、封禪等，都不能做統一的決定。末師無學，幾乎文義不能通順，而又以師傳拒更正。又加上些時代的迷信，愈趨愈向產生緯書的一路走：有這麼多的毛病，那得不起反動？武昭以來立的博士多的很，有人能傳一家經傳便是子子孫孫的飯碗，一經博士可以數家並立，一家博士可以數人並立。上頭鼓動人作偽，下頭鼓動人分化。所以略受公羊家傳者，便可造谷梁；略受三家《詩》任何之一者，便可造毛氏；其始無非去泰去甚，有時以平庸正文字，以謹慎去些「非常異義可怪之論」（漢儒的論時代話）。今文入了膏肓，使人生異途的思想，政府續設博士，使人啟利祿的願心，這焉得不出別派的經學？所以不必到了劉歆那宗有大力量的人之手中，《尚書》已經屢屢鬧著出新樣，天子諸侯卿大夫之「漢家」禮制，已經愈出愈多，又自己說比後蒼為愈，「魯國申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自是些應時的產物。

　　劉歆有思想，有材料（與父向同校秘藏），有地位（自據秘藏），遂集合當時的零碎小反動，成一大反動，有終有始，有本有末，並且續了《史記》，這是亂了武帝時經學面目之最好記載。古文自比今文合理性些，或者這反動是思想上的進步，至少也是別開生面，但於史料學上卻更添若干的朦障，紊亂了許多史事，添入了許多自己的思想，損壞淆混了許多歷史材料。尤其可恨的是把一部完全和齊魯儒學（漢初儒學儘自齊魯）不相干的晉人著作（《國語》），一部最好的史料，割裂的體無完膚。多少古代史料，遭漢儒之愚，和新儒之偽，弄得一塌糊塗。在未整理之前，我們沒有權利去用他們！

　　譬如我們現在論列狹義的先秦文學，最重要的自然是《詩經》、《國語》（《左傳》算在內）、《楚辭》三部書。就這三部書論。《詩》只傳毛本，並武帝時三家的面目亦不見；《國語》弄的七錯八亂，一部絕好的古代史料白白糟蹋，一部純粹的記傳說的文學弄的割裂添補到無從復原的地步；而《楚辭》乃並不是《漢志》著錄的樣子，而是王逸章句本，是更後的了。我們要用先秦的材料，而這些先秦的材料是漢人轉手送給我們的；偏偏這些漢人又不客觀，以他們的主意去取、整齊、添補，更文字，造章句。我們若不先看看這層遮蔽的雲有多深，能即用這些材料嗎？但經傳還是幸運的，因為漢儒注意這些，所以我們于史中見他們的辯論，還可以略知當時的面目，到于諸子載籍，現在所見，至早是由西漢末年《天祿石渠》校書定本出，校書者的意見、嗜好、判斷，乃至作偽，便是這些書的命運。且隨便舉幾個例，劉向敘他所校《戰國策》書錄曰：

　　所校中《戰國策》書，中書餘卷錯亂相糅莒，又有國別者八篇少不足。臣向因國別者略以時次之，分別不以序者以相補，除複重，得三十三篇。本字多誤脫為半字，以「趙」為「有」，以「齊」為「立」，如此字者多。中書本號或曰國策，或曰國事，或曰短長，或曰事語，或曰長書，或曰修書。臣向以為戰國時遊士輔所用之國，為之策謀，宜為《戰國策》。

　　後來的一個編輯者對於原材料難得有這麼大的權利。又如《墨子》分上中下三篇者，顯然是三個不同之本，《天祿石渠》校書人分裂為三篇；《墨子》前七篇那樣雜糅儒家、道家思想，且竟有「寡不敵其所長，故曰太盛難守也」一類與墨家思想恰恰相反的話，還不是校書者故意編造的嗎？荀子之編訂自然也出自《天祿石渠》：《勸學篇》亦見於《戴記》，不知究竟是何時作的，何人作的。至於《莊子》現存本成立更後了，是向秀郭象的定本，篇數和《漢志》都不合，其中竟有「六經」、「西方聖人」等名詞，顯然是很後的了，而《齊物論》是慎到、田駢的書，大家日日讀《天下篇》而不察覺。秦漢之際，方術家言不絕，並無所謂「古代哲學中絕」一件事，這可於《史記》、《漢書》上見出。當時甚多人傳授這學傳授那學：墨家在漢文時還是顯學，武帝所罷黜之百家多是戰國方術之績，所以現存子家材料那些是周，那些是漢，甚為難定，黃老刑名一流書中，即如《韓非子》，也是一部總集。我們在未審定這些材料之時代以先，是不能自由使用的！

　　材料在漢朝經了改變，還有一個原因，即是注家的貢獻。家學以陋而錯認文字或誤寫，通學以泛而獨斷乃居上。刻石經、作箋注，都是可把後來的意見為斷的。姑舉一例，鄭康成以古《論語》改魯《論語》，古《論語》或是一段「向壁虛造」的故事，自然也有以常識修正其文字之處，不過有些改得太遷就自己的趨向了，便損壞了史料。且舉《經典釋文》所著錄改處如下：

　　《學而篇》：傳不習乎？鄭注云：魯讀傳為專，今從古。

　　《公冶長篇》：崔子　魯讀崔為高，今從古。

　　《述而篇》：吾未嘗無誨焉。　魯讀誨為悔，今從古。

　　又：五十以學易。　魯讀易為亦，今從古。

　　又：正惟弟子不能學也。　魯讀正為誠，今從古。

　　又：君子坦蕩蕩。　魯讀坦蕩為坦湯，今從古。

　　《子罕篇》：冕衣裳者。鄭本作弁，云：魯讀弁為絕，今從古，《鄉黨篇》亦然。

　　《鄉黨篇》：下如授　魯讀下為趨，今從古。

　　又：瓜祭魯讀瓜為必，今從古。

　　又：鄉人儺。　魯讀為獻，今從古。

　　又：君賜生。　魯讀生為牲，今從古。

　　又：車中不內顧。　魯讀車中內顧，今從古也。

　　《先進篇》：仍舊貫。　魯讀仍為仁，今從古。

　　又：詠而歸。鄭本作饋，饋酒食也。　魯讀饋為歸，今從古。

　　《顏淵篇》：片言可以折獄者。　魯讀折為制，今從古。

　　《衛靈公篇》：好行小慧。　魯讀慧為惠，今從古。

　　《季氏篇》：謂之躁。　魯讀躁為傲，今從古。

　　《陽貨篇》：歸孔子豚。鄭本作饋，　魯讀為歸，今從古。

　　又：古之矜也廉。　魯讀廉為貶，今從古。

　　又：天何言哉！　魯讀天為夫，今從古。

　　又：惡果敢而窒者。　魯讀窒為室，今從古。

　　《微子篇》：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魯讀期斯已矣，今之從政者殆。今從古。

　　《堯曰篇》：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魯論無此章，今從古（以上出《經典釋文》）。

　　這樣子的校改，其中自然有些不過是文字的變異，但也有幾節竟關係思想制度，而「加我數年」一節，竟是大作偽的改字；若是沒有《經典釋文》給我們留下一個「校勘記」，我們竟很難對付孔子贊《易》那件事。雖然《周易》出來很後，孟、荀及戰國子家、漢初儒者均不及見，而《論語》上這一句話，兼者《史記》的竄入文，若不是我們現在尚有這個痕跡可求，便又成一段不決的疑案。

　　我們現在對於古代的文籍，只能見到一個附注而行的本子，這注家便是章句之定訂者，文字異同之獨斷者。我們于《詩》於《禮》只有鄭，於《論語》，只有何（鄭本已殘），於《山海經》只有劉校郭注，於《莊子》只有向郭注本，如此類推，至多不過《天祿石渠》所校文，不幸乃多是漢末魏晉的定本。在這樣「文獻不足」的情景之下，切切不可以據孤證而發長篇議論，因為後來若果發現一個刻文，或旁證，可以使一個很美的推闡，全幅落地。尤其不可望風捉影，於史料殘缺的空隙中補上了許多。

　　現在人好談古東西，因為古代存書少，讀遍不難，所以覺得容易，但我們正因為存書少，書中更有無限數的問題，讀明白了極難，所以覺得談古代東西最難。現代人對於先秦的文獻大略可分為三個態度：一種人信一切材料，以為都是真的，都要用的，我們借呼這類為「墨守」。又一種人據虛無的事實，作放蕩的空論，先秦這個，先秦那個，一片的捕風捉影之談，這是病入了膏肓的。還有些較好的，能辨別古文之偽，但也不知今文只是前些，也不便是信史的材料：或者於辨別史料上也很能不拘成說，但究不敢充分的考證，這樣好比廢疾。我們應該於史料賦給者之外，一點不多說，史料賦給者以內，一點不少說，不受任何傳說觀念的拘束，只求證，不言疏，這樣然後可以「起廢疾，箴膏肓，發墨守！」

　　（十六年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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