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文學史講義文人的職業

文人的職業

　　有歌曲必有歌者，有繪畫必有畫師，有文學必有文人，歌者，畫者，文人，以及一切的藝術家，雖他自己要表達客觀的境界，要說「實在」的話，但總是他自己的境界，他自己的話，這都是一個無量數方面的。物理學者雖然只有一個境界，而詩人和藝術家則因自身和環境互相反應之錯綜，有無量數之境界。惟一的然後是客觀，多方面的必定由主觀。所以談一種文學，便等於談該一種文人，拿《文苑傳》當作文學史看，未嘗不是，只是歷來的文苑傳都是依最形式的方法寫的，正不能借此看出這些文人的實在罷了。

　　一個文人的成分是無限東西湊合的，以前的祖祖宗宗好些零碎，同時的東西南北又好些零碎。姑且約略來說，第一，他是個人；第二，他是個當時的人；第三，他是個在職業中的人。第一，文可不必談，因為太普泛了。但我們還要提醒一句，因為文人是人，所以文學中最大的動盪力是情愛和虛榮心了；第二，我們在下一節中商量；第三，正是我們在這一節中說的。

　　文人的職業是因地有些不同的。譬如中國歷代的文人大多數是官吏，西洋近代的文人，好些個不過是個國王或貴族的清客相公，而大多竟是優倡或江湖客而已。他們的職業成就他們的文學。十七八世紀的文學是貴族養他，近百年中是社會養他，所以十七八世紀的書籍，每每致于貴族，最近的書每每致于他的妻和友。又如唐詩和宋詩，真正不是一樣的風格，也不是一樣的題目。中晚唐的詩人，除韓、白幾個人以外，都是樞臣節使的掾史或清客，所以所做的詩無論是藻飾的或抒情的，自詠的或贈給人的，每每帶著些書記翩翩的樣子，現出些華貴的環境，露一點逢場俯仰的情緒。在這個情景中，我們顯然看出當時的文人不是貴族社會的自身，而是在貴族式的社會中作客。風氣先已如此了，便是真的貴族，做起文辭來，便也不免是這個樣子了。所以唐詩在大體上說去是說客人的話，為別人作詩的話（杜少陵大體不這樣，然李太白卻不免）。到宋朝便沒有諸侯式的方鎮了，每沒有食客做了，文人多要去做皇帝的官了，做官比做客在當時實在獨立得多，自由得多，所以用不著說話給府主聽，只由著自己的性兒，說自己的話好了。文人自成一個社會，在這社會裡文人是主人。所以像山谷、後山，那類的詩，那類文人社會中的詩，絕難出現于中晚唐時府主的社會中，所以宋詩在大體上說是說主人的話，作自己的詩。舉這一個例，以概括其他無數的例。

　　在中國，古往今來文人的職業大略有四種：一、史掾；二、清客；三、退隱；四、江湖客。

　　中國文學的開頭是官的。這句話仿佛像答晉惠帝的傻問，但，文學確有官的、有私的。中國的典冊高文，例如箴、銘、頌、贊、符、命、碑、志等，是官的，西洋的荷馬等是私的，近代的文學尤其是私的。官文不必即是當官者之言，只是一經沿襲一個官文的來源，便成一個官文的質實，所以歷來所謂大手筆者，所做多是些官文，這些人有的也不過是布衣的。官文的來源起于史掾，這個名詞本不很好，但一時想不出更好的來。經典時代所謂史之一職，與八代所謂掾之一職，合起來以概後世，故用這個名詞。經典時代中所謂史，八代所謂掾，皆是給人做書記的。史掾的文辭，在原始上不過是工具的文辭，不能說是藝術的文辭，但公文有時也很有藝術性，特別在中國文學史中這個情形尤其顯著。不特六朝的大文多是官文或半官文，即開中國文學史的《尚書》、《雅》、《頌》又都是官文。史掾的職業是執筆的臣僕，這個情形在最早的記載上已經看得很清楚，周代金文刻辭中常有下列一個公式：「王立中庭，呼史某冊命某為某官。王若曰。」所以史掾說的話是別人的話，他的作用不過是修飾潤色而已。因為這樣的職業是如此，所以這樣的文章在最好時不過是「如黃祖之腹中，在本初之弦上」（汪中《吊馬守貞文》）。這個職業在漢武帝以後尤大發達，枚乘司馬相如的時代，文人的職業還只是清客，不是史掾（司馬長卿曾為郎官使蜀，然還是清客的浪漫把戲，到王褒乃是個有秩位的官）。到王褒、谷永，文學改宗古典一派，而職業已不是客而是官；賦（此處但就京都一類之賦言）、誄、碑（私文而官氣者）、論（此處但就符命一類之論言之，如「劇秦美新」，「王命」等）、頌、贊、箴、銘等等體裁，都是在這個時候始發達官的文學，揚子雲正是古典文學的大成就，同時也是官氣文章的十足發達，《劇秦美新》之論，《十二牧》之箴，可以為例。東漢一代的文學，除詩樂府（民間文學）及史書（工具文學）以外，幾乎皆是這一類的文，而文人也是在上則為列大夫，在下則舉孝廉，辟郎官，直到蔡邕便是這一線的最高點。魏晉六朝大手筆固然多是些國家的典制，即到了排除八代以歸秦漢之韓文公手中，如《平淮西碑》之「點竄《堯典》、《舜典》字，塗改《清廟》、《生民》詩」者，看看這個大文中之衣冠禮樂氣象思路，又何嘗不是官樣文辭呢？不過散文談官話究竟沒有駢文談官話之便當，壞事說成好事，尋常事說得有風度，所以詔令制誥永遠是以駢文行之。直到了駢文的創造性早已消失之後，駢文中官文之一部尚能有花樣可翻，如宋之四六，正是好例。而宋代的散文，得有駢文包辦了官文去，自身還可免說官話，較自由些，故差有新生命了（其實宋代散文之進展依科舉者甚大，這雖然也是一種官文，而與做史掾之官文不同）。

　　文人的第二種職業是清客。清客也是在王庭或諸侯卿相乃至富家士族之家中供奉的。但史掾與清客有個大不同處，史掾是用自己的本領做別人的工具，清客是把自己的藝術供別人之欣賞，所以同樣是個做奴才，史掾表達的是別人，清客表達的還是自己，史掾是僚屬，清客仍不失其為客人，史掾是些官，清客還不失其為藝術或方術之士。

　　戰國時，梁朝稷下的那些先生們，大約都是些清客，其中固有專以方術見長的，也有特別以文辭見長的，例如鄒衍、淳於髡。到漢朝則梁朝與淮南朝的清客最多，果然楚辭的好尚就在這個環境中成就，歌辯的體制就在這個環境中演進。司馬長卿、東方曼倩在漢武朝中也只是清客，不能算做官，雖然不免於「主上所戲弄優倡所畜」，但究竟比執筆說官說的人可以多多自顯性靈些。中國文學的好多缺陷，每每由於文學大多不自清客或江湖客來，這是比起近代歐洲來相形見絀的。本來清客只靠諸侯及世家貴族來蓄養，專制帝王的朝廷是比較難容較有自由的藝術家的，即使容許，一個朝廷也養不了許許多，且一個朝廷更難得有兩樣的風氣，而藝術風氣統一了，每每即是藝術的死症。

　　文人的第三種營生是退隱，退隱雖不是「職」，卻在甚多文人身上已經成了一種「業」，這一業與業官實在是一件事情的兩面，進則為官，退則歸隱，歸隱仍是士大夫的身分。自然，隱居的人們也不全是一類，雖大多是退到林泉的，然也有退到林泉竟真歸農的，也有是一生布衣未出過茅廬的。中國文學中甚發達的山林文學自然是這些人們成就的，這些山林文學的意境有的很是寧靜的，有的很是激昂的，真隱士多是真激昂的，因為真的隱遁，非「帶性負氣」不可，這是朱文公說對了陶淵明的話，假的隱遁也可以認識些山林中的性靈，例如杜子美誤認做高人的王摩詰之在輞川。

　　在中國，山林文學之發達和帝政很有關係，因為有這樣的帝政，然後官多，然後退位的官多，然後官家子弟之在林下田間，可以憑藉基業以欣賞文學者多，然後對於世務起了反感而深藏遺世者多，一統的帝政時代，清客之少，隱逸之多，當是一個原因；封建制度之下，正是相反的。

　　文人的第四種生活是做江湖客。江湖上的詩人文人，自古以來是很多的，只是因他們的文辭多上不了統治階級之檯面，所以我們不感覺著這些人的存在。雖時時代代多有這樣的作者，而世過代遷每每留不下多少蹤跡。敦煌石室卷子中給我們好些李陵、蘇武的故事和詩歌，而不告訴我們以他們的作者；又給我們好多唐代的小說，漢土的佛曲，都不知作者。宋人的平話雜劇，亦不知作者；元明以來的長篇小說很多不知作者，我們所見近代的一切民間文學亦不知作者。這些東西中，自然也有些是好事的官們，清閒的紳士們作的，然大多總當是在江湖上吃閑、賣藝、說書、唱故事的人們所作的。這些眾人中真有藝術家，因為只有他們乃是和倡優——這都是藝術家——同列的，乃不是士大夫，他們曾經以眾人的力量創造了好些大文體，如楚辭、五言、七言、詞、曲、雜劇、傳奇、彈詞、章回小說（詳論在本書《文體之演化》一章中）。又出產了好些有力量的文辭，例如「古詩十九首」，所謂蘇李詩、東漢樂府、唐人無名氏的詞，以及直到近代一切通俗文學中的佳作。

　　其實上述四類也都互有出入，我們不能指每一文人單獨的屬某一類。這樣四種生活的交錯，有個對稱的樣子，做官和做隱士原來只是一件事的兩面，都是士大夫階級，分別只在一進一退而已。做清客和做江湖客也只是一種營生的高低，都是方技的職業，分別只在一有府主而在上，一無府主而在下而已。做官和做清客又有相同處，便是他們都在上層。做隱士和做江湖客也有相同處，便是他們都在民間。這很像一個四角形的關係。

　　我並不想把這一部講義寫成一個唯物史觀的文學史，且我反對這樣無聊的時髦辦法，但在討論許多文學史的問題時，若忘他的物質方面的憑藉，是不能辟入的。

　　因文人的職業之不同，故文人的作品有的為人，有的為己，有的為多，有的為少，職業是在客位者為人，在主位者為己，在上層社會者為少，在下層社會者為多。文人和其他人一樣，焉能自脫於他在社會中所處的地位呢？

　　文學因時代的不同，每每即是文人的地位因時代的不同。在瞭解很多文學史題上，這個觀點很重要，現在姑舉一個例，即上文已經提出過的唐詩、宋詩不同之一事。

　　自從五言詩成詩體正宗的時候——建安——算起，文人的地位多數是在朝做侍從供奉，在外做一薄宦或靠府主為生的。他們雖不全是這樣，然多數是這樣。這個情形，到了唐朝更甚，唐代的社會是貴族的社會，唐代的政治是在門閥手中的。中唐以來，地方割據的勢力分了中朝的政權，各節度使又每成一個小朝廷，能養清客。這時候的書生，自是書生，不像宋朝人可以隨便以天下事自任。這時候的書生正多出身清門的，然而與統治階級每不是一事。他們所處的社會是華貴的社會，而他們正多是在這樣的華貴社會中做客。譬如李白、杜甫的時代，主人自是楊家兄弟姊妹，及其環境中人乃外至嚴武等等，李白只是中朝的客，杜甫只是節度使的客。中晚唐詩人的客人生活尤其表顯這情形，直經五代不會改，因此之故，唐代詩人除杜、韓幾個大家而外，都是為這件事實所範圍的。經五代之亂，世族社會掃地以盡，到了北宋以後，文人每以射策登朝，致身將相，所以文風從此一變，直陳其事，求以理勝者多，詩風從此一變，以作散文的手段作詩，而直說自己的話。這個轉移，慶曆間已顯然，至元祐而大成就。以前讀書人和統治者並非一事，現在差不多是一類了，以前的詩人寄居在別人的社會中，現在可以過自己的生活了。以前詩人說話要投別人的興趣，現在可以直說自己的話了，總而言之，以前的詩多是文飾其外，現在的詩可以發揮其中了。以前是客，現在是主了。社會組織之變遷影響及于文人的生活，文人的生活影響及于文章之風氣。誠然，最大家每每有超越時代的形跡，如韓昌黎的詩，在他當時是獨立的，反而下與宋詩成一線，又如陸放翁的詩，在他當時是能高舉的，反而與唐詩聯一氣，然而大多數詩人總是完全受時代之支配，依環境以創作者，即此第一等之最大詩人，一經深者，仍不脫離其時代，不過占得最在前耳。世人每以為慶曆以降之變唐風，由於范歐諸公之提倡，王蘇諸人之繼作，然若北宋中世文人的生活依舊如唐時，這提倡正未必能成立，即成立也不得發展綿長，自然不至於依舊局促于西昆諸體，然仍當是憑唐人之遺緒，在個外範中一層一層翻些花樣而已，大前提是變動不了的，數百年之緒是不能一下子轉的，如歐陽公之《明妃曲》者是作不出來的。下邊對舉溫飛卿、黃魯直詩各一首，以為這一節所說的意思之形容，我們不說這兩首詩可以分別代表晚唐、盛宋，然把這兩首詩對著看一下，看看他們的身世之不同主或客，出詞之不同內或外，境界之不同文或質，意態之不同清或醇，則時代之異，環境之別，再顯然不過。

　　溫飛卿《過陳琳墓》：

　　曾于青史見遺文，今日飄蓬過此墳。
　　詞客有靈應識我，霸才無主始憐君。
　　石麟埋沒藏春草，銅雀荒涼對暮雲。
　　莫怪臨風倍惆悵，欲將書劍學從軍。

　　黃魯直《池口風雨留三日》：

　　孤城三日風吹雨，小市人家只菜蔬。
　　水遠山長雙屬玉，身閒心苦一舂鋤。
　　翁從旁舍來收網，我適臨淵不羨魚。
　　俯仰之間已陳跡，暮窗歸了讀殘書。

　　宋朝慶曆以來詩雖不接唐人，而宋朝的詞反接唐人，唐人詩中的體質、情感、言語，到了北宋盛時不傳入詩，反而轉入詞，這件事實我們幾乎可以在一切北宋大家中看出的。這為什麼，這因為宋詩人作詞時的環境轉與唐人作詩時的環境偶似，這便是說，在華貴的社會中作客。北宋的詩人作詞還多是替歌妓做的，試著學說歌妓的話。南宋的詞人作詞便漸漸替自己做了，稱心去說自己的話。唐詩人的環境同于倡，宋詩人的地位近於儒。北宋人制詞多是臨時的解放，因而最富風趣，不說自己的職業話，而去代歌者表他自己的世界。即如歐陽公，在詩中是大發議論的老儒，在詞中香豔的溫、李比不上，豈不以歐陽公當時在詞在詩之社會的身分各不同，所以詩和詞不像一個人的話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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