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學方法導論第一節直接史料對間接史料(10)

第一節直接史料對間接史料(10)

　　例五吳大澂「文」字說

　　以上所舉的幾個例之外，尚有其他近來出土之直接史料，足以憑藉著校正或補苴史傳者。例如敦煌卷子中之雜件，頗有些是當時的箋帖雜記之類，或地方上的記載，這些真是最好的史料。即如《張氏勳德記》等，羅振玉氏據之以成《補唐書張義潮傳》（丙寅稿第一葉至四葉）。可見史料的發見，足以促成史學之進步，而史學之進步，最賴史料之增加。不過這些文字，或太長，或太瑣，不便舉列，故今從闕。

　　近數十年來最發達的學問中，金文之研究是一個大端。因金文的時代與諸史不相涉（除《史記》一小部外），而是《詩》《書》的時代，所以金文之研究看來似只有裨于經學，然經學除其語言文字之部分外，即是史學智識。不過金文與《詩》《書》所記不相干者多，可以互補，可以互校文字文體之異同，而不易據以對勘史事。雖金文中有很多材料，可以增加我們對於古代史事知識，但，求到這些知識，每每須經過很細的工夫，然後尋出幾件來。因此，關於金文學之精作雖多，而專於詩書時代史事作對勘之論文，還不曾有。此等發明，皆零零碎碎，散見各書中。現在且舉吳大澂君文字說，以為一例。此雖一字之校定，然《大誥》究竟是誰的檔案，可以憑此解決這個二千年的紛擾。《大誥》一類極重要的史料賴一字決定其地位，於此可見新發見的直接史料，對於遺傳的間接史料，有莫大之補助也。

　　「文」字書文侯之命，「追孝于前文人」。《詩·江漢》告于文人。」《毛傳》云：「文人，文德之人也。」濰縣陳壽卿編修介祺所藏兮仲鐘云：「其用追孝於皇考己伯，用侃喜前文人。」《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追敦》云：「用追孝于前文人。」知「前文人」三字為周時習見語。乃《大誥》誤文為寧，曰：「予曷其不于前寧人圖功攸終。」曰：「予曷其不于前寧人攸受休畢。」曰：「天亦惟休于前寧人。」曰：「率寧人有指疆土。」「前寧人」實「前文人」之誤。蓋因古文文字有從心者，或作

，或作

，或又作

。壁中古文《大誥》篇，其文字必與寧字相似，漢儒遂誤釋為寧。其實《大誥》乃武王伐殷大誥天下之文，甯王即文王，甯考即文考，「民獻有十夫」，即武王之亂臣十人也。「甯王遺我大寶龜」，鄭注「受命曰甯王」，此不得其解而強為之說也。既以甯考為武王，遂以《大誥》為成王之誥。不見古器，不識真古，安知甯字為文之誤哉？

　　以上所標五例，皆新發見的直接史料與自古相傳的間接史料相互勘補的工作。必于舊史史料有工夫，然後可以運用新史料；必於新史料能瞭解，然後可以糾正舊史料。新史料之發見與應用，實是史學進步的最要條件；然而但持新材料，而與遺傳者接不上氣，亦每每是枉然。從此可知抱殘守缺，深固閉拒，不知擴充史料者，固是不可救藥之妄人；而一味平地造起，不知積薪之勢，相因然後可以居上者，亦難免於狂狷者之徒勞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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