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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直接史料對間接史料(7)

《菩提末》（Bodhimor）此書紀贊普世系，實出於藏文之《嘉剌蔔經》，據施密德氏蒙文《蒙古源流》校譯本第三百六十頁所引《菩提末》之文，此贊普之名為Thi-aTsong-lTe-bDsan。按此書原文予未見，此僅據施密德氏所轉寫之拉丁字而言，Thi者藏文Khri以西藏口語讀之之對音，嚴格言之，當作Thi。ITe者據會盟碑蕃文應作IDe，蒙文dt皆作形無分別，bDsan即碑文及西北發見之藏文寫本之brTsan，此乃施密德氏轉寫拉丁字之不同（藏文古寫僅多一r），非原文之有差異也。惟atsong一字，則因蒙文字形近似而訛，蓋此字依會盟碑蕃文本，及西北發見之藏文寫本，應作gtsug，蒙文轉寫藏文之（g）作乛形，轉寫藏文之（a）（或作h）作形，ug，ük作形，ung或ong作形，字體極相似故訛。或《菩提末》原書本不誤，而讀者之誤，亦未可知也。 　　《蒙古源流》施密德校譯本 據此本。此贊普名作Thi-btsonglte，此名略去名末之brtsan。至btsong者，gtsug之訛讀，藏文（g）字，蒙文作，與蒙文の（b）字形近故訛，蒙文之ug轉為ük亦以形近誤為ong，見上文《菩提末》條。 　　《蒙古源流》滿文譯本 《蒙古源流》中文譯本非譯自蒙文，乃由滿文而轉譯者，今成袞紮布進呈之蒙文原本，雖不可得見（予近發見北平故宮博物院藏有《蒙古源流》之蒙文本二種：一為寫本，一為刊本。瀋陽故宮博物館亦藏有蒙文本，蓋皆據成袞劄布本抄寫刊印者也）。幸景陽宮尚藏有滿文譯本，猶可據以校正中文譯本也。按滿文本，此贊普名凡二見，作Darmakriltsung-Lui，一作Darmakribtsung，皆略去Brtson字，此名誤與達爾瑪之名聯讀，已詳上文。惟藏文之Khri，滿文或依藏文複輔音轉寫，如此名之Kni即其例，或依西藏口語讀音轉寫，如持蘇隴德燦（Cysurong tetsan）之Cy（滿文）即其例，蓋其書之對音，先後殊不一致也。ung乃ug轉為ü之誤，見上文《菩提末》條。又藏文LDe所以訛成壘者，以蒙文t字d字皆作d形，0字u字皆作d形，又e字及i字結尾之形作及，皆極相似，頗易淆混，故藏文之LDe，遂訛為滿文之Lui矣。或者成袞劄布之蒙文原本，亦已訛誤，滿文譯本遂因襲而不知改也。 　　文津閣本及坊刊本漢譯《蒙古源流》 中文《蒙古源流》既譯自滿文，故滿文譯本之誤，中文譯本亦因襲不改，此二本中，此贊普名一作達爾瑪持松壘，一作達爾瑪持松，滿文Kri作持者，依藏文口語讀之也。按義淨以中文詫為梵文ṭha字對音（見高楠順次郎英譯《南海寄歸內法傳》），則ṭhi字固可以滿文之（cy）字，中文之持字對音。又此本持字俱作特，乃誤字，而先後校此書者皆未改正，松字乃滿文Tsung之對音，其誤見上文《菩提末》條。 　　蒙文書社本漢譯《蒙古源流》 此本此贊普名一作（達爾瑪）哩蔔崇壘，一作（達爾瑪）持松哩蔔崇。第一名作哩者，依滿文Kri而對哩音，其作卜者，滿文譯本固有b字音也。第二名則持哩二字重聲，松崇二字亦壘音，殆當時譯者並列依原字及依口語兩種對音，而傳寫者雜糅為一，遂致此誤歟？余見上文。 　　此贊普之名號既辨正，其年代亦可得而考焉。《唐會要》卷九十七：「元和十一年西川奏吐蕃贊普卒，十二年吐蕃告哀使論乞冉獻馬十匹，玉帶金器等。」《舊唐書·吐蕃傳》：「憲宗元和十二年吐蕃以贊普卒來告。」《新唐書》：「憲宗元和十二年贊普死，使論乞髯來（告喪），可黎可足立為贊普。」《資治通鑒》卷二百三十九《唐紀》五十五：「憲宗元和十一年二月西川奏吐蕃贊普卒，新贊普可黎可足立。」《新唐書·吐蕃傳》贊普立（指可黎可足）幾三十年，死，以弟達磨嗣。」《資治通鑒》卷二百四十六《唐紀》六十二：「文宗開成三年吐蕃彝泰贊普卒，弟達磨立。」《資治通鑒考異》卷二十一《唐紀》十三，會昌二年十二月吐蕃來告達磨贊普之喪，略云：「《實錄》丁卯吐蕃贊普卒，遣使告喪，贊普立僅三十餘年，據《補國史》，彝泰卒後，又有達磨贊普，此年卒者，達磨也。《文宗實錄》不書彝泰贊普卒，《舊傳》及《續會要》亦皆無達磨，《新書》據《補國史》，疑《文宗實錄》闕略，故他書皆因而誤。彝泰以元和十一年立，至此二十七年，然開成三年已卒，達磨立至此五年，而《實錄》雲僅三十年，亦是誤以達磨為彝泰也。」 　　《蒙古源流》卷二：「持松壘歲次戊戌，年十三歲。眾大臣會議輔立即位，在位二十四年，歲次辛酉，三十六歲歿。」據小徹辰薩囊台吉書所用之紀元推之，戊戌為唐僖宗乾符五年，西曆紀元後八百七十八年，辛酉年為唐昭宗天複元年，西曆紀元後九百零一年。（諸書之文，前已徵引，茲再錄之以便省覽而資比較。）按《蒙古源流》所載年代太晚，別為一問題，姑于此不置論。而諸書所記彝泰贊普嗣立之年，亦無一不誤者。何以言之？唐蕃會盟碑碑陰蕃文，唐蕃年號並列，唐長慶元年，當蕃彝泰七年，長慶二年，當彝泰八年，長慶三年，當彝泰九年。 　　又《新唐書·吐蕃傳》：「長慶二年劉元鼎使吐蕃會盟還，虜元師尚塔藏館客大夏川，集東方節度諸將百餘，置盟策臺上，遍曉之，且戒各保境，毋相暴犯，策署彝泰七年」云云。考《舊唐書·吐蕃傳》，長慶元年十月十日命崔植、王播、杜元穎等與吐蕃大將訥羅論等會盟于長安，盟文末有大蕃贊普及宰相缽闡布尚綺心兒等先寄盟文要節之語，則是劉元鼎長慶二年所見虜帥遍曉諸將之盟策，即前歲長慶元年之盟策，故彝泰七年即長慶元年，而非長慶二年。梁曜北玉繩《元號略》及羅雪堂振玉丈重校訂《紀元編》，皆據此推算，今證以會盟碑碑陰蕃文，益見其可信。故吐蕃可黎可足贊普之彝泰元年，實當唐憲宗元和十年，然則其即贊普之位至遲亦必在是年。《唐會要》、新、舊《唐書》及《資治通鑒》所載年月，乃據吐蕃當日來告之年月，而非當時事實發生之真確年月也。又《蒙古源流》載此贊普在位二十四年，不知其說是否正確，但憲宗元和十年，即西曆紀元後八百十五年，為彝泰元年，文宗開成三年，即西曆紀元後八百三十八年，亦即《補國史》所紀可黎可足贊普卒之歲，為彝泰末年，共計二十四年，適相符合。予於《蒙古源流》所紀年歲，固未敢盡信，獨此在位二十四年之說，與依據會盟碑等所推算之年代，不期而暗合，似非出於臆造所能也。 　　綜校諸書所載名號年代既多訛誤，又複互相違異，無所適從。幸得會盟碑陰殘字數行，以資考證，千年舊史之誤書，異國譯音之訛讀，皆賴以訂正。然中外學人考證此碑之文，以予所知，尚未有證論及此者，故表而出之，使知此邏逤片石，實為烏斯赤嶺（此指拉薩之赤嶺而言）之大玉天球，非若尋常碑碣，僅供攬古之士賞玩者可比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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