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學方法導論第一節直接史料對間接史料

第一節直接史料對間接史料(1)

　　第一章史料之相對的價值

　　第一節直接史料對間接史料

　　史料在一種意義上大致可以分做兩類：一、直接的史料；二、間接的史料。凡是未經中間人手修改或省略或轉寫的，是直接的史料；凡是已經中間人手修改或省略或轉寫的，是間接的史料。《周書》是間接的材料，毛公鼎則是直接的；《世本》是間接的材料（今已佚），卜辭則是直接的；《明史》是間接的材料，明檔案則是直接的。以此類推。有些間接的材料和直接的差不多，例如《史記》所記秦刻石；有些便和直接的材料成極端的相反，例如《左傳》《國語》中所載的那些語來語去。自然，直接的材料是比較最可信的，間接材料因轉手的緣故容易被人更改或加減；但有時某一種直接的材料也許是孤立的，是例外的，而有時間接的材料反是前人精密歸納直接材料而得的：這個都不能一概論斷，要隨時隨地的分別著看。

　　直接史料的出處大致有二：一、地下，二、古公廨、古廟宇及世家之所藏。不是一切東西都可在地下保存的，而文字所憑的材料，在後來的，幾乎全不能在地下保存，如紙如帛。在早年的幸而所憑藉者是骨，是金，是石，是陶，是泥；其是竹木的，只聽見說在乾燥的西域保存著，在中國北方的天氣，已經很不適於保存這些東西於地下。至於世家，中國因為久不是封建的國家，所以是很少的，公廨廟宇是歷經兵火匪劫的。所以敦煌的巨藏有一不有二，汲塚的故事一見不再見。竹書一類的東西，我也曾對之「寤寐思服」，夢想洛陽周塚，臨淄齊塚，安知不如魏安僖王塚？不過洛陽陵墓已為官匪合作所盜盡，臨淄濱海，氣候較濕，這些夢想未必能實現於百一罷？直接材料的來源有些限制，所以每有偏重的現象。如《殷卜辭》所記，「在祀與戎」，而無政事。周金文偏記光寵，少記事蹟。敦煌卷子少有全書。（其實敦煌卷子只可說是早年的間接材料，不得謂為直接材料。）明清內閣大庫檔案，都是些「斷爛朝報」。若是我們不先對於間接材料有一番細工夫，這些直接材料之意義和位置，是不知道的；不知道則無從使用。所以玩古董的那麼多，發明古史的何以那麼少呢？寫鐘鼎的那麼多，能藉殷周文字以補證經傳的何以只有許瀚、吳大澂、孫詒讓、王國維幾個人呢？何以翁方綱、羅振玉一般人都不能呢？（《殷墟書契考釋》一書，原是王國維作的，不是羅振玉的。）珍藏唐寫本的那麼多，能知各種寫本的互相位置者何以那麼少呢？直接材料每每殘缺，每每偏於小事，不靠較為普通、略具系統的間接材料先作說明，何從瞭解這一件直接材料？所以持區區的金文，而不熟讀經傳的人，只能去做刻圖章的匠人；明知《說文》有無窮的毛病，無限的錯誤，然而丟了他，金文更講不通。

　　以上說直接材料的瞭解，靠間接材料做個預備，做個輪廓，做個界落。然而直接材料雖然不比間接材料全得多，卻比間接材料正確得多。一件事經過三個人的口傳便成謠言，我們現在看報紙的記載，竟那麼靠不住。則時經百千年，輾轉經若干人手的記載，假定中間人並無成見，並無惡意，已可使這材料全變一番面目；何況人人免不了他自己時代的精神：即免不了他不自覺而實在深遠的改動。一旦得到一個可信的材料，自然應該拿他去校正間接史料。間接史料的錯誤，靠他更正；間接史料的不足，靠他彌補；間接史料的錯亂，靠他整齊；間接史料因經中間人手而成之灰沉沉樣，靠他改給一個活潑潑的生氣象。我們要能得到前人所得不到的史料，然後可以超越前人；我們要能使用新得材料於遺傳材料上，然後可以超越同見這材料的同時人。那麼以下兩條路是不好走的：

　　一、只去玩弄直接材料，而不能把他應用到流傳的材料中。例如玩古董的，刻圖章的。

　　二、對新發見之直接材料深固閉拒的，例如根據秦人小篆，兼以漢儒所新造字，而高談文始，同時說殷墟文字是劉鐵雲假造的章太炎。

　　標舉三例，以見直接間接史料之互相為用。

　　例一王國維君《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

　　王靜安君所作《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兩篇（《觀堂集林》卷九），實在是近年漢學中最大的貢獻之一。原文太長，現在只節錄前篇的「王亥」「王恒」「上甲」三節，下篇的「商先王世數」一節，以見其方法。其實這個著作是不能割裂的，讀者仍當取原書全看。

　　王君拿直接的史料，用細密的綜合，得了下列的幾個大結果。一、證明《史記》襲《世本》說之不虛構；二、改正了《史記》中所有由於傳寫而生的小錯誤；三、於間接材料之矛盾中（《漢書》與《史記》），取決了是非。這是史學上再重要不過的事。至於附帶的發見也多。假如王君不熟習經傳，這些材料是不能用的；假如熟習經傳者不用這些材料，經傳中關涉此事一切語句之意義及是非是不能取決的。那麼，王君這個工作，正可為我們上節所數陳的主旨作一個再好不過的實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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