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講義稿周頌說(5)

周頌說(5)

　　《詩》中可疑為魯者，為《豳風》。我一向相信豳應在岐周，但現在有三事使我不得不改信《豳風》是魯傳出。一、《金縢》既不能不信其為魯國所出了，偏偏《金縢》中有一解釋《鴟鴞》之文，異常不通。《鴟鴞》本是學鳥語的一首詩，在中國文學中有獨無偶，而《金縢》中偏把他解作周公、管、蔡間事，必是《鴟鴞》之歌流行之地與《金縢》篇產生之地有一種符合，然後才可生這樣造作成的「本事」。二、《左傳》襄二十九：「吳公子劄來聘……為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果然周公之名在《詩》中只見於此處，而東山征戍之歎音，「無使我公歸兮」之欲願，皆和周公之東情景符合。至於《七月》中詞句事節頗同《雅》《頌》，亦可緣魯本是周在東方殖民之國，其保有周之故風，應為情理之常。三、《呂氏春秋·音初》篇：「乃作為破斧之歌，實始為東音。」今《破斧》正在《豳風》，雖附麗之事，不與《呂覽》所記者同，然調子卻是那個調子。有此三證，則《豳風》非出於豳，乃出於宗周在東方殖民之新豳，當是可以成立的了。至於《雅》《頌》中有專自魯國出來者否，未可知。

　　除南、魯兩地而外，為《詩》《書》之出產地者，尚有宋。箕子之守朝鮮，實以相土時即有遼東（《商頌》：「相土烈烈，海外有截。」），故宗周雖亡，猶可保守東疆，如晉宋南遷，只以遼東文化不發達，後來乃忘了這一段故實。微子朝周，實等於劉姓宗室向王莽獻符命，所謂殷有三仁之中，竟有他來陪襯比干、箕子，當是他的後代宋國的話。殷在亡國時，疆土大，勢力也大，牧野之戰，「殷商之旅，其會如林」，雖把紂殺了，武庚猶在商國。及周公居東，三年經營，才能滅商，遷商頑民，到底不能絕殷祀，並用些恭維話，稱商之德，安諸夏之心。宋不用姓，亦無封爵之號。周朝的習慣，男子稱氏，女子稱姓，然子並非姓，宋國女子以子為號，與箕子之子，公子之子，當是同源。至於公之一辭，本是諸侯及周室大夫之泛稱，《詩》《書》所記都這樣，侯伯子男乃是封建之號（此一說別詳）。所以宋在立國上本有些不同于諸侯者，在遺訓上當有些承受自前者，然商之文物，數次被周人掃蕩一空，宋在初年當沒有若何的事物可記。到春秋時，中國之局面大變，周室等於亡國，中原無有力之共主。而戎狄南侵，至於鄭衛，荊楚北窺，盡有南國，諸夏文化幾乎又要遭一場大厄，齊桓拿這些號召做了一番霸業，宋襄公跟著又恢復他的國族主義了。《商頌》即成於此時，若末篇《殷武》，直說襄公伐楚的事業，這本是三家舊說，趙宋人有信之者，而羅泌考證，以荊楚一詞並非商舊，更是明切。《商頌》既為《宋頌》，則《商頌》必自宋出，若《書》中之宋國成分，則當于《商書》中求之。《湯誓》疑是戰國時為弔民伐罪論者做的，可別論；《盤庚》三篇文詞不如《周誥》古，而比其他虞夏商周《書》都古，疑是西週末宋人所追記前代之典。若《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三篇，以文詞論，當更後。高宗是儒者所稱「三年之喪」一義之偶像，西伯之稱當是宋人之稱文王者，周人自稱曰文王，商宋人稱他曰西伯，《詩》《雅》《頌》絕未提及西伯一名，且周人斷無稱他這一號之理，猶滿洲決不會稱他的先世為建州衛都指揮。殷周之際恐很像大明與清虜之關係，明已亡其半，猶對清說：「貴國昔在先朝，夙膺封號，載在盟府，甯不聞乎？」（《史閣部答多爾袞書》）清虜在初步雖和中國已動干戈，還並不敢對明有貶詞（皇太極《侵明告示》中可見），直到其帝玄燁才為詭辯，說「得國之正無過本朝」，謂本是異國也。此可解釋文王西伯之稱，實因周宋而異，然則《西伯戡黎》又是《宋書》了，《微子》一篇說得微子不是降周為山陽公、崇禮侯，而是遁世，這也很像宋人曲為其建國之君諱者。就這些看，至少可以假定《商書》大部分是《宋書》。

　　此外尚有一國恐怕和儒者所傳之《詩》《書》有不小關係者，即衛國。衛國所據本紂之都，其地的文化必高，又是周之宗盟中大國。《論語》：「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或者孔子時代魯國人造作得很自由，「三家者以雍徹」，竟須借衛國所存以正魯國了。《風》中亦以衛詩為最多，而《衛風》即是北音。《呂覽·音始》篇，北音之始為燕燕往飛，今燕燕於飛，在邶鄘衛。

　　西周亡，文物隨著亡，南亡而「周禮盡在魯矣」。「詩三百」，孔子時已經成了一個現成名詞，則其成立必在孔子前。「三百」之名稱雖成，然孔子所見《詩》和我們所見還有些甚不同處，「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已不在《詩經》，猶可說孔子嫌他不通，「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而刪去了。然如「巧笑倩兮，美目盼兮」，今見《碩人》，下邊並沒有「素以為絢兮」，這是孔子注意的話，也不在了。《左傳》襄二十九年所記吳季劄語，不知有沒有古文學者改動，若不是改動過的，則魏文侯時，《詩》之次敘已和現在所見者大都同了。《孟子》《荀子》《禮記》引《詩》分合處常和在現所見者不同，又有些篇目不見者，不知是名稱和今見《毛詩》不同或是遺失。《大戴記·投壺》：「凡《雅》二十六篇，其八篇可歌，歌《鹿鳴》《狸首》《鵲巢》《采蘩》《采》《伐檀》《白駒》《騶虞》。」好幾篇今在二《南》者，放在《雅》中；《伐檀》一篇，又在《魏風》，甚可怪。王靜安先生以為《詩》《樂》早已分傳，恐是。果然這樣，則《雅》《南》關係之切，上文所舉外，又得一證。總而言之，《詩》各部分之集合，應當成於孔子之前，雅、頌、南、鄭之名均見《論語》，其後流傳上大同小異，入漢才有現在所見的「定本」呵。

　　《論語》說《書》處較少，恐怕孔子所見只是些魯國所傳的周公之《書》，也許有些宋國所傳殷家之《書》，「諒闇三年」，「孝乎惟孝」，恐皆出自《商書》。戰國時大約《尚書》大擴充了一下子，虞夏傳說，弔民伐罪。各種理想，一齊搬進。《大誓》總是戰國時儒者所傳一篇重要《書》。入漢而伏生為二十八篇之定本；然真《書》假《書》永是鬧個不已，只鬧到齊梁人大航頭上二十八字。《詩》之集合在孔子前，孔子以後不過是些少出入，《書》之集合在孔子後，眾來鬧著大變動，《詩》《書》在傳授的生命上是大不同的。我們上文所敘可供人設想《詩》《書》的成分如何因地分析，以證其時代，我也斷定儒者所傳六藝都是和十二諸侯年表一樣，不上于共和的。杞不足征夏，宋不足征殷，雒京不足征周。

　　附記　以上匆匆論《詩》《書》之成分，只談到輪廓，其詳細的問題待繼續考核材料，搜集證據。我的朋友余永梁先生近謂《方言》頗和《詩》《書》中語有可比較處，正作這番工夫。若成，必得若干比上文所敘確實得多的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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