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講義稿周頌說(4)

周頌說(4)

　　上文中涉及兩事，心中尋繹起來覺得關涉頗大者：一、西周亡時是怎麼個樣子？二、《風》《雅》《頌》中關係南者何以這樣大？西周亡時，大約是把文物亡得幾乎光光淨淨。因亡國而遷都，都不是能搬著文物走的；永嘉之亂，沒有搬出甚麼東西到建業來；靖康南渡，沒有搬出甚麼東西到臨安來。東晉文化只靠吳國的底子，南宋文化只靠江南諸軍內的底子。照例推去，則宗周之亡，至少應該一樣損失文獻，遑論平王以殺父之嫌，申侯以殺君之罪，自取滅亡之後，更不能服人的。《小雅·正月》《雨無正》兩篇，記載周既東之初年景況，一望而知當時的周王竟成流離之子，則《詩》《書》《禮》《樂》帶不出來，是當然的。而據周故地者，先是野蠻的犬戎，後是稱中國為蠻夏的戎秦，其少保存勝國文物更不必說。所以現在所見《詩》《書》關於西周者，應該別有來源處，斷不能於既東之周室求之。那麼，來源處在那裡？我想，一是南國，二是魯。

　　先說南國。照上文說，韶樂與召公當有一種關係，如《武》之于武王。《頌》中既有《勺》一章，則《頌》和南國當不是沒有關係的。就《小雅》論，說到地名人名，涉及南國者不少。《出車》所記是北伐，而北伐之人是南仲；此詩是「狁於夷」後「薄言旋歸」者，仿佛當時移鎮南之師以為北征。《六月》之尹吉甫不知即是《大雅·常武》之尹否，若是，則伐狁至於太原之人，也曾有事于東南。方叔之方應在西周境內，故儼狁來侵，則侵鎬及方，薄伐狁，則往城于方；《采芑》中以方叔南征，又若移直北之師以為平南。《四月》所記又是「滔滔江漢」，「瞻彼洛矣」亦是東都之詩，《鼓鐘》又有「淮水湝湝」之語，《魚在於藻》有「王在在鎬」之文，然這可是遙祝之語。《小雅》中有地方性之詩，只伐玁狁涉及西周，其餘皆在南國，或東周區域之內；所記之事，除燕享相見的禮儀外，幾乎大多數是當周室之衰，士大夫感于散亡離亂之詞。《大雅》稱述周先德及克殷功烈者頗多，但除去涉及文武者外，所指地名人名都關涉南國及東周諸侯者。《崧高》之申伯，《江漢》之召虎，《常武》之南仲，乃及《烝民》中「城彼東方」之仲山甫，皆是南國重要人物；即《韓奕》之韓侯，雖未記其涉南國事，但韓亦近洛，只到召旻，宗周既亡，所思亦是召公之烈。《大雅》自《烝民》以下無不涉南國者。如此看來，《大雅》《小雅》之流傳和南國當有一段因緣。

　　《大雅》《小雅》不盡是西周詩，有確切之內證。《正月》「赫赫宗周，褒姒滅之」；《雨無正》「周宗既滅」，猶雲宗周既滅；《召旻》「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從此可知《大雅》《小雅》決不是全數出自西周的。又如上節所舉事實，南國成分占這麼多，若是出於西周，不會如此偏重南國。宗週三百年間文獻，為甚麼要偏于厲、宣兩朝之一隅？又《大雅》《小雅》之記喪亂，就辭義看去，許多已是「亡國之音哀以思」，至少也是出於兩代的政景，故這些雖未指明南地的，也只能出於南國或東周之初。從這些事實上我們可以斷定《大雅》中總有不少一部分是由南國傳下的。至於《大雅》之述先烈，《小雅》之記禮樂，也許是從南國出來，也許是從東周保存故周禮樂最多的魯國出來，也許春秋初其他列國中還有些保存的，現在未能決定；不過鼓鐘明言「鼓鐘欽欽，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以雅以南，以籥不僭」，雅南配合在一起，則其中關係之大，恐有過於我們上文所敘者。《大雅》《小雅》各篇，以時代論，集在宣、幽、平時代如此多；以地方論，集在南國、徐、淮如此多；以事蹟論，集在南國拓土上如此多；以感情論，集在政亂國破上如此多，若把這麼一套作為宗周遺物，則由文王算起，大約宗周有三百年，即令前半詩體不發達，也何至有這樣的分配？若看做大部分自南國出，這樣時代地方事蹟分配不平之怪狀，都可釋然了。

　　《風》中之《周南》《召南》固明指南地，且看他是何時詩，何地詩。二《南》中之地名，有河、汝、江、漢，南不逾江，北不逾河，西不涉岐周任何地名，當是黃河南，長江北，今河南中部至湖北中部一帶。二《南》中之時代，有《何彼矣》篇中「平王之孫」一語，證其下及春秋初世；有《甘棠》一篇中「召伯所茇」一語，證其後於《召虎》多少年，這一篇恐正如《大雅》之《召旻》，因喪亂而思先烈；又《汝墳》一篇也言「王室如毀」，恰是在《風》中對待在《雅》中《正月》《十月》《雨無正》等篇者。《南》《雅》之相對已如此合符，至於詞句中相同處更多，不待盡舉，且有連著幾句同者，如「喓喓草蟲，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則降」，同見《小雅·出車》《召南》《草蟲》。又《毛序》論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之說，實在只有在二《南》可通，邶、鄘、衛、王、鄭、齊、陳都包括很多並沒有節制的情詩。二《南》之作用實和其他《國風》有些不同：第一，二《南》的情詩除《野有死麇》一篇外都是有節制的；第二，二《南》中不像是些全在庶人中的詩，已經上及士大夫的環境和理想；第三，二《南》各篇，如《關雎》為結婚之樂，《樛木》《螽斯》為祝福之詞，《桃夭》《鵲巢》為送嫁之詞，皆和當時禮制有親切關係，不類其他《國風》詠歌情意之詩，多並不涉于禮樂。《小雅》的禮樂在燕享相見成室稱祝等，二《南》的禮樂在婚姻備祀（《采蘩》《采》）成室稱祝等，禮樂有大小，而同是禮樂。《南》之不同於《風》而同於《雅》者既如此多，則說《南》《雅》當是出於一地之風氣，可以信得過去了。

　　說到此，不由不問南國究竟是怎麼一回事了。周室之興，第一步是征服了西方所謂伐密伐崇戡黎者，這時候文王對於諸夏，僅做到斷虞芮之訟而已。第二步是東出，武王只做到了誅紂，祿父還是為商主，只把管蔡重兵監著罷了。到周公乃真滅商，以封曹、衛、魯、燕等國。成王時又北出滅唐，以封唐叔。記南國開闢事最早見者是「昭王南征不復」，其前在成康時如何形狀，現在全無明文可見。《大雅》《小雅》開闢南國各詩，《毛序》皆歸之宣王時，但《國語》載宣王事多非善政，既敗于薑氏之戎，又喪南國之師，又興魯難。厲王和幽王並稱，當時戰國時事，厲王只是嚴厲，為國人所逐，彼時之周尚強大，能將熊渠之王號去之，或南征各篇上及厲王，也甚可能者。周之開南國當是很長久的事，南至江漢，封建諸姬，至楚興乃盡滅之（《左傳》：「漢陽諸姬，楚實盡之。」），這樣子決不是一時的事。在周朝最盛的時代開闢了一片新疆土，成了殖民行軍的重地，又接近成周，自然可以發達文化。這一片地有直屬於王室者，有分封諸侯者，直屬於王室者曰周南，分封諸侯統于召伯者曰召南，在這一片地殖民之大夫士所用禮樂，自然可以來自宗周，也可出於諸夏，也不免有些自己的製作。及宗周政變，這些地方大約也很受些影響，平王帶著弑父弑君的罪名來居雒，實在做不出共主的局面來，這些文物的南國，當不能如厲宣時之盛。不過在楚未大時，尚能保持其文物，至周莊王末年，楚始強大，伐申成隨，弄得周人戍申責隨，從此不久，楚武、文兩世幾乎把南國盡滅了，江漢間姬姓的勢力完全失了。成、隨後四五十年間，楚逼中國之勢更大，齊桓公遂稱伯伐楚，宋襄、魯僖、晉文繼續對付南來之逼迫，為春秋之最大事件，晉兩次受伯，一次以義和輔周之東遷，一次以重耳城濮之敗楚，兩事在周史上重要相等。周之宗亡於犬戎，周所封建之南國滅于楚，所謂南國之壽命大約從西周的下半到平王都洛後六七十年間，總也有百多年至百五十多年的歷史。

　　以上一段不是牽引的話，乃就《史記·周本紀》《楚世家》《十二諸侯表》《左傳》《國語》及《詩》之本文輯合起來的。南國之解既稍清楚，有一謬說可藉以掃除者，即周、召分伯一左一右陝西陝東之論。周公稱王滅殷，在武王成王間，其時之召公奭只是一個大臣，雖《君奭》篇中亦不見他和南國有何相干。開闢南國是後起事，那時召伯虎為南國之伯，去召公奭不知有幾世了。周室既亂，南國既亡，召伯之遺愛猶在，南國之衰歷歷在《周南》《召南》《大雅》《小雅》中見之。亡于楚後，南人文化尤為中原所稱，如《論語》：「南人有言，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信夫。」又如《中庸》：「南方之強也，而君子居之。」到《孟子》時才以南為楚而詆之，忘其為文物之遺，猶之東晉人仍謂中原人士為「先帝遺民」，宋齊以後並北地漢人亦稱為索虜矣。南國之孑遺，他的功烈也在人口及詩中。秦時始以陝分中國為二。儒者忘了歷史，遂把召公奭、召伯虎混為一人，以至於東征之周公，平南之召伯，作為同時，更從秦人關內關外之觀念，以陝分二伯。漢初儒者實不知史事，司馬遷說：「學者皆稱周伐紂，居洛邑，綜其實不然，武王營之，成王使召公卜居，居九鼎焉，而周複都豐鎬。至犬戎敗幽王，周乃東徙於洛邑。」西周東周且不知，自然會把召公奭、召伯虎混了的。又戰國人造《牧誓》，把一切西方南方蠻族加入師中，不知周人自贊他的文王之詩，也不敢說這些大話，只舉他伐崇懷虞芮而已。

　　《書》中有《甫刑》一篇，和其他《周書》都不是一類，且時代前邊接不上周公成王那一大堆，後邊接不上《文侯之命》，來源頗可疑。《詩》中有「生甫及申」語，皆「南國是式」者，甫侯既是南國之一，《甫刑》又記苗事，當亦是南國典書之孑遺者。

　　南國而外，《詩》《書》從魯國出來的必很多。魯國和儒者的關係，儒者和六藝的關係，是不能再密切的了。戰國初年的儒學，多是由所謂七十子之徒向四方散佈，漢初年的儒學，幾乎全是從齊魯出來，這些顯然的事實還都是後來的。我們且去看《詩》《書》在早年如何流行。《左傳》昭二年，晉侯使韓宣子來聘，觀《書》于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這句話裡有一矛盾處，書之用為泛名，經傳皆曰書，是甚後的事，襄昭之世尚不至此。《論語》中尚且以「書」為今所謂《尚書》之專名，則觀「書」只能觀出所謂《周書》者來，不能觀出《易象》與《魯春秋》來。又《易》和儒學、魯國之關係最淺，《論語》不曾提及《易》一字（今流行本「五十以學易」，本是古文所改，原作亦，從下讀，引見《經典釋文》），而《易》之傳授見於《儒林傳》者，和《易》之作用見於《左傳》等者，均不和儒家相涉。是《易》之入儒當為漢代事（另論），和周公無干。《春秋》比附于周公，又是古文學之偽說，前人辨之已詳。此處見「《易象》與《魯春秋》」，顯是為古文學者從《國語》裡造出《左傳》來的時候添的，以證其古文說，而不知和上文觀《書》之書字矛盾。這樣看來，見《易象》與《魯春秋》，應是為古文學者加入者，原文只是觀《書》于太史氏，遂感于《周禮》盡在矣。伏生所傳《周書》有《牧誓》《洪范》《金縢》《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雒誥》《多士》《無逸》《君奭》《多方》《立政》《顧命》《費誓》《甫刑》《文侯之命》《秦誓》各篇。《牧誓》《洪范》出來應甚後，文辭甚不合，《牧誓》已是弔民伐罪之思想，和《詩》所記殷周之際事全不同，義解當和《湯誓》《甘誓》同出戰國，為三代造三《誓》以申其弔民伐罪之論。《洪範》更是一套雜學，有若《呂氏春秋》之目錄。《周書》的前端兩篇如此，後端則《費誓》已經余永梁先生考證其非伯禽時物，應和《魯頌》同涉僖公；《甫刑》一篇，上文已說其可出於南國；《文侯之命》《秦誓》已是春秋時物，當另有來源，且以秦之介乎蠻夷間，斷難流傳其文書于河山以東，恐怕這是伏生故為秦博士，由他傳書的痕跡。至於中間由《金縢》《大誥》至《立政》十二篇，都是說周公成王間事，誠可由此感覺到「周禮在魯，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然則韓宣子之言，即《周書》大部分出於魯國之證。又《大誥》乃周公稱王東征之始，《立政》乃周公將老歸政成王之書，周公占這麼大的成分，《周誥》幾乎全成了周公之誥，《周書》幾乎全成了周公之書，《周書》中這樣偏重周公，何以《雅》《頌》中不及周公一字，《詩》《書》相反若此？且《金縢》裡邊的話，只有周公之黨與裔可以這樣說，宗週三百年中尤其不能獨有周公居東數年的話語為大典章，則今伏生所傳《周書》之不能出於宗周，可以無疑；而伏生所傳《周書》大部出於魯，即出於周公之黨與裔，亦可信矣。然則《周書》只是魯書，入戰國而首尾附益了幾篇，有來自別一源者，有是儒者造作者，以成伏生入漢所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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