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與古代中國史三、夏夷交勝(2)

三、夏夷交勝(2)

　　據以上材料，有數點須分解。

　　一、羿的地位。如羅泌所作傳，及其比之于安史，則羿浞只是夏之叛臣。然此說完全無據，以上一切材料全不曾說羿是夏之屬臣。然則夷羿必是夏之敵國之君，且此敵國之君並不等閒，以《天問》《山海經》所說，居然是天神，而奉天帝命降於下土者，為夷之君，自遷窮桑，而為後人號為帝羿或曰羿帝。（《御覽》八十二引《帝王世紀》）

　　二、夷為東方主。此說可由其稱夷羿及《說文》稱羿為帝嚳（據王國維考，即帝俊）射官，及其地望等事證之。

　　三、夷夏之爭數十年，在夷一面經羿、奡二宗，在夏一面經相、少康二世，戰鬥得必然很厲害。《天問》所謂「阻窮西征」者，王逸解之曰：「言堯放鯀羽山，西行度越岑岩之地，因墮死也。」洪興祖補曰：「羽山東裔，此雲西征者，自西徂東也。上文言永遏在西山，夫何三年不施，則鯀非死于道路，此但言何以越岩險而至羽山耳。」按王說無稽，洪已辯之，然洪強釋西征曰自西徂東，古書中全無此文法。此處明明謂阻（即）窮（石）之後帝羿西征，而越山岩，不然，西征一詞全不可解，正不得以同韻之下句中說鯀化為黃熊事而謂此句亦是鯀事。

　　四、《左傳》之神話故事已很倫理化，且《左傳》之成分大體為晉、楚、魯三國之語，而其立點是偏于西國夏、周之正統傳說，所以說羿、奡甚不好。但《山海經》之為書，雖已系統化，尚未倫理化，且記東方的帝系較多。這部書中所舉夷羿事，很足以表顯戰國時羿、奡的傳說尚甚盛。《山海經》與《天問》互相發明處甚多，《天問》稱羿之重要全與《山海經》合。所謂「羿焉日」，正在《天問》中論創世紀一節中，則羿本是天神。所謂「帝降夷羿」者，正《山海經》所謂「帝俊賜羿彤弓素矰，以扶下國，羿是始去恤下地之百艱」。《天問》一篇，本頗有次序，王逸以為不次序者，乃由於不知《天問》所陳是流行神話故事之次序，不與漢代人之古史傳說同，故不能解（餘另有說見他處），其羿浞之間插入鯀之一段若甚錯亂者，當由於《天問》之次序乃神話之次序；一神話中有數人關涉者，則一次說出，不嫌前後錯綜。「阻窮西征，岩何越焉」一句，至下文「釋舟陵行，何以遷之」，凡十二句中，有涉及鯀處，並有若干因失其神話而不可解之故事，皆可據上下文細繹之，以知其正是說夷夏交戰事。此節蓋謂羿、奡相繼西征，曾越山地，自鯀永遏於羽山後，禹平水土，秬、黍、雚皆茂長，巫乃將鯀化為黃熊。（《天問》所記鯀事，與《左傳》《尚書》等皆不同。《尚書》《左傳》皆謂舜殛鯀於羽山，然《天問》云：「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當夏代危急，遂與能蕩舟之奡戰，適其時羿妻竊藥而行（本文，「安得夫良藥不能固藏」）並有其他怪異（「白蜺嬰茀」「天式從橫」等語），於是大戰得雨起山抃，蕩舟者不得不釋舟陵行，逃歸其嫂，而卒為太康並得之。如此解來，則《論語》南宮括之問正甚明白。南宮括這話並不是泛舉古帝王羿、奡、禹、稷而強比之，乃是論一段故事，東土強有力者失其國，西土務耕稼者有天下。《魯語》上：「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穀百蔬。夏之興也，周棄繼之。」明禹、稷可作一事論。孔子對神話也如對鬼神一樣敬而遠之，且以其「君子相」之故，不願於此等聖帝明王有所議論，故當面不答，而背後稱讚南宮適對此神話之題旨西洋故事中所謂Moral者，甚能瞭解。若不如此，而是泛做一篇秦皇、漢武與漢文、宋仁之優劣論，殊不免於糊裡糊塗。《論語》中論一事皆以一事為論，尚無策論八股氣。南宮適這一段話，正可證明夷羿在當時的傳說中並不大壞。若羿、奡不是當時神話中的大人物，何至與傳說中功在生民之禹、稷相提並論，豈不不倫得很，不需要得很？

　　然則夷羿之故事，我們在現在尚可見到三種傳說。一、以夷羿為自天而降甚高明者，《山海經》《天問》屬之。二、以夷羿與夏後為對，而以為一崇力一崇德，故一興一替者，此等之成敗論人，《論語》記南宮適所問之背景如此。三、以夷羿為不合道理者，《左傳》如此，然尚稱之曰「後」，記其曾「因夏民而代夏政」（夏民者，夏所服屬之民，不必改作夏族）。凡讀一切神話故事，都須注意及同一題目常因流傳之不同而其中是非倒置。此是一例，鯀亦是一例。同在《國語》中，《周語下》謂「崇伯鯀播其淫心，稱遂共工之過」，《魯語上》謂「鯀鄣洪水」，故夏後「郊鯀」，《吳語》亦謂「鯀禹之功」，我們不可不注意傳說之演變及其道德批評之改易。

　　夏後一代中夷夏之爭，不僅見於有窮後羿一段故事，夏代開國亡國時皆有同樣的爭鬥。現在分別說。

　　（一）夏後啟與伯益之爭統。關於這件事，戰國的傳說有兩種，一謂啟益相讓，二謂啟益相爭。

　　《孟子》：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啟，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啟，曰：「吾君之子也。」

　　《天問》：啟代益作後，卒然離。何啟惟憂，而能拘是達？皆歸射，而無害厥躬？何後益作革，而禹播降？

　　古本《竹書》：益幹啟位，啟殺之。（引見《晉書·束皙傳》。《史通·疑古篇》《雜說篇》兩引之。）

　　《孟子》的古史都是些倫理化的話，然這一段中還看出這個故事本來面目的背景，此背景即是說，代禹者幾乎是益，而啟卒得之。這話裡雖不直說有何爭執，但還可隱約看出對峙的形勢來。至於《竹書》的話，雖不能即信，但益啟之有爭執，雖《孟子》的話中也表示個破綻。因為讓爭本是一事的兩面，不是相爭的形勢，不需相讓的態度。《天問》的話，因故事遺失不大好講，然益稱後，又曾一度革夏命，則甚明白。

　　我們再看伯益是如何人。經籍中有伯益、伯翳二人，太史公在《陳杞世家》中分為二人，然在他處則不分。《索隱》議之曰：「秦祖伯翳，解者以翳、益別為一人。今言十一人，敘伯翳，而又別言垂益，則是二人也。且按《舜本紀》敘十人，無翳，而有彭祖。彭祖亦墳典不載，未知太史公意如何，恐多是誤。然據《秦本紀》敘翳之功雲，佐舜馴調鳥獸，與《堯典》『命益作虞，若予上下草木鳥獸』文同，則為一人必矣，今未詳其所以。」按，此議甚是。太史公在此處誠糊塗。羅泌重申二人不同之說，然全無證，金仁山辯之曰：

　　《尚書》之伯益，即《秦紀》之柏翳也。秦聲以入為去，故謂益為翳也。《秦紀》謂柏翳佐禹治水，馴服鳥獸，豈非《書》所謂隨山刊本，暨益奉庶鮮食，益作朕虞，若予上下鳥獸者乎？其事同，其聲同，而太史公獨以書紀字異，乃析一人而二之，可謂誤矣。唐虞功臣，獨四嶽不名，其餘未有無名者。夫豈別有伯翳，其功如此，而《書》反不及乎？太史公於二帝本紀言益，見《秦本紀》為翳，則又從翳，豈疑而未決，故于《陳杞世家》敘伯益與伯翳為二乎？抑出於談遷二手，故其前後謬誤也。[梁玉繩說同，（見《史記志疑·人表考》）不具引。]

　　金氏此說甚明白，此疑可以更無問題。益翳既是一人，翳又為秦趙公認之祖，然則即是嬴姓之祖，亦即是徐方之祖，亦即是《逸周書·作雒解》所謂「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東（東亦地域名，說別見。）徐奄及熊盈以略」之盈族之祖，然則伯益正是源源本本的東夷之祖，更無疑義，益啟之爭，不即是夷夏之爭嗎？

　　（二）湯放桀，等於夷滅夏。商人雖非夷，然曾撫有夷方之人，並用其文化，憑此人民以伐夏而滅之，實際上亦可說夷人勝夏。商人被周人呼為夷，有經典可證，說另詳。

　　然則夏後一代的三段大事，開頭的益啟之爭便是夏夷爭，中間的羿少康之爭又是夷夏之爭，末後的湯桀之爭還是夷夏之爭。夏代東西的鬥爭如此厲害，而春秋戰國的大一統主義哲學家都把這些顯然的史跡抹殺了，或曲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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