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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怎樣讀《論語》


  我以前寫了一篇《讀〈論語〉》的小文,那時我還沒有到三十歲,是剛剛登上孔子之堂,高興作的,意義也確是很重要。民國二十四年,我懂得孟子的性善,於是跳出了現代唯物思想的樊籠,再來讀《論語》,境界與寫《讀〈論語〉》時又大不同,從此年年有進益,到現在可以匡程朱之不逮,我真應該注《論語》了。今天我來談談我是怎樣讀《論語》的。

  我還是從以前寫《讀〈論語〉》時的經驗說起。那時我立志做藝術家,喜歡法國弗祿倍爾以幾十年的光陰寫幾部小說,我也要把我的生命貢獻給藝術,在北平香山一個貧家裡租了屋子住著,專心致志寫一部小說,便是後來並未寫完的《橋》。我記得有一天我忽然有所得,替我的書齋起了一個名字,叫做「常出屋齋」,自己很是喜悅。因為我總喜歡在外面走路,無論山上,無論泉邊,無論僧伽藍,都有我的足跡,合乎陶淵明的「懷良辰以孤往」,或是「良辰入奇懷」,不在家裡伏案,而心裡總是有所得了。而我的書齋也仿佛總有主人,因為那裡有主人的「志」,那裡靜得很,案上有兩部書,一是英國的《莎士比亞全集》,一是俄國的《契訶夫全集》英譯本,都是我所喜歡讀的。

  我覺得「常出屋齋」的齋名很有趣味,進城時並請沈尹默先生替我寫了這四個字。後來我離開香山時,沈先生替我寫的這四個字我忘記取下,仍然掛在那貧家的壁上,至今想起不免同情。我今天提起這件事,是與我讀《論語》有關係。有一天我正在山上走路時,心裡很有一種寂寞,同時又仿佛中國書上有一句話正是表現我這時的感情,油然記起孔子的「鳥獸不可與同群」的語句,於是我真是喜悅,只這一句話我感得孔子的偉大,同時我覺得中國沒有第二個人能瞭解孔子這話的意義。不知是什麼緣故我當時竟能那樣的肯定。是的,到現在我可以這樣說,除孔子而外,中國沒有第二個人有孔子的樸質與偉大的心情了。

  莊周所謂「空谷足音」的感情尚是文學的,不是生活的已經是很難得,孔子的「鳥獸不可與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的話,則完全是生活的,同時也就是真理,令我感激欲泣,歡喜若狂。孔子這個人胸中沒有一句話非吐出不可,他說話只是同我們走路一樣自然要走路,開步便是在人生路上走路了,孔子說話也開口便是真理了,他看見長沮桀溺兩個隱士,聽了兩人的話,便觸動了他有話說,他覺得這些人未免狹隘了,不懂得道理了,你們在鄉野之間住著難道不懂得與人為群的意思麼?恐怕你們最容易有寂寞的感情罷?所以「鳥獸不可與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是山林隱逸觸起孔子說話。

  我今問諸君,這些隱逸不應該做孔子的學生麼?先生不恰恰是教給他們一個道理麼?百世之下乃令我,那時正是五四運動之後,狂者之流,認孔子為不足觀的,崇拜西洋藝術家的,令我忽然懂得了,懂得了孔子的一句話,仿佛也便懂得了孔子的一切,我知道他是一個聖人了。我記得我這回進北平城內時,曾請友人馮至君買何晏《論語集解》送我。可見我那時是完全不懂得中國學問的,雖然已經喜歡孔子而還是痛惡程朱的,故讀《論語》而決不讀朱子的注本。這是很可笑的。

  民國二十四年,我懂得孟子的性善,乃是背道而馳而懂得的,因為我們都是現代人,現代人都是唯物思想,即是告子的「生之謂性」,換一句話說以食色為性,本能為性,很以孟子的性善之說為可笑的。一日我懂得「性」,懂得我們一向所說的性不是性是習,性是至善,故孟子說性善,這時我大喜,不但救了我自己,我還要覺世!世人都把人看得太小了,不懂得人生的意義,以為人生是為遺傳與環境所決定的,簡直是「外鑠我也」,換一句話說人不能勝天,而所謂天就是「自然」。現代人都在這個樊籠的人生觀之中。同時現代人都容易有錯處,有過也便不能再改,仿佛是命定了,無可如何的。

  當我覺得我自己的錯處時,我很是難過,並不是以為自己不對,因為是「自然」有什麼不對呢?西諺不說「過失就是人生」嗎?但錯總是錯了,故難過。我苦悶甚久。因為寫《橋》而又寫了一部《莫須有先生傳》,二十年《莫須有先生傳》出版以後我便沒有興會寫小說。我的苦悶正是我的「憂」。因為「憂」,我乃忽然懂得道理了,道理便是性善。人的一生便是表現性善的,我們本來沒有決定的錯誤的,不貳過便是善,學問之道便是不貳過。「人不能勝天」,這個觀念是錯的,人就是天,天不是現代思想所謂「自然」,天反合乎俗情所謂「天理」,天理豈有惡的嗎?惡乃是過與不及,過與不及正是要你用功,要你達到「中」了。中便是至善。

  人懂得至善時,便懂得天,所謂人能弘道。這個關係真是太大。現代人的思想正是告子的「生之謂性」,古代聖人是「天命之謂性」。天命之謂性,孟子便具體的說是性善。從此我覺得我可以沒有錯處了,我的快樂非言語所能形容。我仿佛想說一句話。再一想,這句話孔子已經說過,便是「朝聞道,夕死可矣」。我懂得孔子說這話是表示喜悅。這是我第二回讀《論語》的經驗。

  我生平常常有一種喜不自勝的感情,便是我親自得見一位道德家,一位推己及人的君子,他真有識見,他從不欺人,我常常愛他愛小孩子的態度,他同小孩子說話都有禮!我把話這樣說,是我有一種實感,因為我們同小孩子說話總可以隨便一點了,說錯了總不要緊了,而知堂先生——大家或者已經猜得著我所說的是知堂先生了,他同小孩子說話也總是有禮,這真是給了我好大的修養,好大的歡喜,比「尚不愧於屋漏」要有趣得多。他夠得上一個「信」字,中國人所缺少的一個字。他夠得上一個「仁」字,存心總是想於人有益處。我說知堂先生是一位道德家,是我最喜歡的一句話,意味無窮。但知堂先生是唯物論者,唯物論者的道德哲學是「義外」,至多也不過是陶淵明所說的「稱心固為好」的意思。陶淵明恐怕還不及知堂先生是一位道德家,但「信」字是一樣,又一樣的是大雅君子。

  兩人又都不能懂得孔子。此事令我覺得奇怪,不懂得道德標準來自本性,而自己偏是躬行君子,豈孔子所謂「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歟?」於是我大喜,《論語》這章書我今天懂得了!「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我一向對於這章書不瞭解,朱注毫無意義,他說,「不知而作,不知其理而妄作也。孔子自言未嘗妄作。蓋亦謙辭。然亦可見其無所不知也。」孔子為什麼拿自己與妄作者相提並論?如此「謙辭」,有何益處?孔子不如此立言也。是可見讀書之難。我不是得見知堂先生這一位大人物,我不能懂得孔子的話了。我懂得了以後,再來反復讀這章書,可謂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孔子這個人有時說話真是堅決得很,同時也委婉得很,這章書他是堅決的說他「知」,而對於「不知而作之者」言外又大有讚美與歎息之意也。其曰「蓋有」,蓋是很難得,伯夷柳下惠或者正是這一類的人了。孔子之所謂「知」,便是德性之全體,孔子的學問這章書的這一個「知」字足以盡之了,朱子無所不知云云完全是贅辭了。

  總之孔子是下學而上達的話,連朱子都不懂,何況其餘。朱子不懂是因為朱子沒有這個千載難遇的經驗,或者宋儒也沒有這個廣大的識見,雖然他們是真懂得孔子的。我首先說我常常有一種喜不自勝的感情,是說我生平與知堂先生親近,關於做人的方面常常覺得學如不及,真有意義。及至悟得孔子「不知而作」的話,又真到了信仰的地位,孔子口中總是說「天」,他是確實知之為知之的。儒家本來是宗教,這個宗教又就是哲學,這個哲學不靠知識,重在德行。你要知「天」,知識怎麼知呢?不靠德行去經驗之嗎?我講《論語》講到這裡,有無上的喜悅,生平得以知堂先生大德為師了。

  抗戰期間我在故鄉黃梅做小學教師,做初級中學教師,卞之琳君有一回從四川寫信問我怎麼樣,我覺得很難答覆,總不能以做小學教員中學教員回答朋友問我的意思,連忙想起《論語·學而》一章,覺得有了,可以回答朋友了,於是我告訴他我在鄉間的生活可以「學而」一章盡之,有時是「不亦悅乎」,有時是「不亦樂乎」,有時是「不亦君子乎」。「有朋自遠方來」的事實當然沒有,但想著有朋自遠方來應該是如何的快樂,便可見孔子的話如何是經驗之談了,便是「不亦樂乎」了。總之我在鄉間八九年的生活是寂寞的辛苦的。我確實不覺得寂寞不覺得辛苦,總是快樂的時候多。有一年暑假,我在縣中學住著教學生補習功課,校址是黃梅縣南山寺,算是很深的山中了,而從百裡外水鄉來了一位小時的同學胡君,他現在已是四十以上的一位紳士了,他帶了他的外甥同來,要我答應收留做學生。我當然答應了,而且很感激他,他這樣遠道而來。

  我那裡還辭辛苦。要說辛苦也確是辛苦的,學生人數在三十名左右,有補習小學功課的,有補習初中各年級功課的。友人之甥年齡過十五歲,卻是失學的孩子,國語不識字不能造句,算術能做簡單加減法,天資是下愚。慢慢地我教他算乘法,教他讀九九歌訣,他讀不熟。戰時山中沒有教本可買,學生之中也沒有讀九九歌訣的,只此友人之甥一人如此,故我拿了一張紙抄了一份九九歌訣教給他讀。我一面抄,一面教時,便有點遷怒于朋友,他不該送這個學生來磨難我了。

  這個學生確是難教。我看他一眼,我覺得他倒是誠心要學算術的。連忙我覺得我不對,我有惱這個學生的意思,我不應該惱他。連忙我想起《論語》一章書:「子曰:有教無類。」我歡喜讚歎,我知道聖人之所以為聖人了。這章書給了我很大的安慰。我們不從生活是不能懂得聖人了。朱子對於這章書的瞭解是萬不能及我了,因為他沒有這個經驗。朱注曰,「人性皆善,而其類有善惡之殊者,氣習之染也。故君子有教,則人皆可以複於善,而不當複論其類之惡矣。」這些話都是守著原則說的,也便是無話想出話來說,近於做題目,因為要注,便不得不注了,《論語》的生命無有矣。

  (一九四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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