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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談用典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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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再來談用典故罷。 上回我說庾信寫文章寫得非常之快,他用典故並不是翻書的,他是亂寫,正同花一樣亂開,螢火蟲一樣亂飛。而且我舉出我的朋友秋心為證。我這話當然說得很切實,但反對者如反對我,「你究竟是亂說!人家的事情你怎麼能知道呢?」那我只好學莊子詭辯,子非我,安知我不能知道呢?話不要遊戲,我還是引杜甫的話,「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是可以知道的。今天我再來說用典故比庾信稍為慢一點兒的,至少要慢五分鐘。且聽我慢慢道來。 我第一想起陶淵明。陶淵明作詩是很正經的,決沒有亂寫的句子,有一回用了一個太陽的典故,不說太陽而說「烏」,卻是寫得好玩的。這首詩題作「怨詩」,詩確是有點怨,然而因為這一隻「烏」的緣故,我覺得陶公非常之可愛了,他思索得這一個典故時,他一定自己笑了,覺得好玩,於是詩的空氣緩和好些了。詩是這樣的,「天道幽且遠,鬼神茫昧然。結髮念善事,僶俛六九年。弱冠逢世阻,始室喪其偏。炎火屢焚如,螟蜮恣中田。風雨縱橫至,收斂不盈廛,夏日長抱饑,寒夜無被眠。造夕思雞鳴,及晨願烏遷。……」造夕思雞鳴當然是真的光景,老年人冬夜睡不著,巴不得雞鳴,天便亮了,而「及晨願烏遷」決然是一句文章,意思是說清早的日子也難過,巴不得太陽走快一點,因為寫實的「雞鳴」而來一個典故的「烏遷」對著,其時陶公的想像裡必然有一支烏,忘記太陽了。 這是很難得的,在悲苦的空氣裡,也還是有幽默的呼息,也便叫做「哀而不傷」。這樣的用典故確是同庾信的用典故不同,烏是從作者的文思裡飛出來的,不是自己飛出來的所以要來得慢,可以令我們讀者看得出了。雖然慢這支烏確是活的不是死的,仿佛「猶帶昭陽日影來」了。總之陶淵明偶爾用典故不是死典故,我想誰都不能否認我的話。到了後來的李商隱完全弄這個把戲,他比庾信慢一點,比陶淵明又要快一點,介乎二者之間。 庾信不自覺,李商隱自覺,庾信是「乘風雲之性靈」,李商隱則是詩人的想像了。他寫唐明皇楊貴妃「此日六軍同駐馬,當時七夕笑牽牛」,六軍駐馬等於陶淵明的造夕思雞,七夕牽牛則是及晨望烏了,是對出來的,是慢慢地想了一會兒的,是寫得好玩的,雖是典故,而確是有牽牛的想像的。不知者每每說李詩纖巧,而陶淵明獨不纖巧乎?不知詩人的想像便不能談詩,謂陶句不纖巧者,是以烏遷為一死典故而已耳。 「於今腐草無螢火,終古垂楊有暮鴉」,這是李商隱寫隋宮的,上句是以典故寫景,真是寫得美麗,下一句則來得非常之快,真寫得蒼涼。上句貌似庾信,下句是神似。多一個自覺,故說貌似。來得不由己,故曰神似。沒有典故便沒有腐草沒有螢火。沒有腐草沒有螢火也沒有垂楊沒有暮鴉,那時世界上也沒有詩人。 杜甫的詩有感情有圖畫,是白描一派,無須乎用典故的。但杜甫有時也拿典故來寫想像。他詠明妃詩句,「一去紫台連朔漠,獨留青塚向黃昏。」便很見功夫見想像。紫台是漢宮名,「一去紫台連朔漠」意思是由漢宮出發到匈奴那裡去,這麼大的距離給他一句寫了,妙處便在紫台,由紫台連得起朔漠於是「一去紫台連朔漠」,仿佛是對對子,讀之覺其自然,事實卻很不自然,比李白的「千里江陵一日還」還要快過多少倍了,比我們現在坐飛機還要快。一句還不自然,接著「獨留青塚向黃昏」句則文章是天生的,非常之自然。而事實杜甫是「語不驚人死不休」的,他費了很大的氣力。妙處在青塚這個故事,相傳明妃塚草獨青,而這個美的故事只當作一個典故用。「向黃昏」是詩人的想像,是文生情,也正是情生文,於是這兩句真是活的了,而是從典故的死灰裡複燃的。換一句話說,沒有典故便沒有詩。 其餘如詠宋玉「江山故宅空文藻,雲雨荒台豈夢思」以及寫他自己漂泊西南大地之間,「三峽樓臺淹日月,五溪衣服共雲山」,俱是以典故寫想像。五溪衣服句很費力,卻能生動。五溪蠻的衣服是染色的,這是典故,我們在避難時也有此情景,同著當地土人邀游山水,尤其是過年過節看了他們男婦老幼穿著新衣服花花綠綠的,我們與之共天上的雲眼前的山光水色了,熱鬧的很,故杜甫曰,「五溪衣服共雲山」。有這一句則「三峽樓臺淹日月」一點也不空,都是詩人的實景了。「雲雨荒台豈夢思」這一句我最佩服,把朝雲暮雨的夢真拿來寫景,不愧是大詩人了。然而無論怎麼說杜甫的典故是來得非常之慢的,較之庾信是小巫見大巫。 作文敘事抒情有時有很難寫的地方,每每借助於典故。這樣的用典故最見作者思想的高下,高就高,低就低,一點也不能撒謊的。陶淵明《命子詩》有云:「厲夜生子,遽而求火,凡百有心,奚特於我,既見其生,實欲其可。……」我很喜歡這個厲生子的典故。《莊子》,「厲之人,半夜生其子,遽取火而視之,汲汲然惟恐其似己也。」厲之人大概生得很寒傖,莊子的文章是幽默,陶公用來則真顯出陶公的大雅與真情了。人誰不愛其子,誰不望自己的兒子好,但不能像陶公會說話了,因為陶公人品高。陶公在說他窮的時候也用了一個很好的典故。 因為家貧沒有酒喝他這樣寫:「塵爵恥虛罍,寒華徒自榮。」這個詩題是「九日閒居」,寒華句是說菊花,當然寫的好,塵爵句更佳。典故出自《詩經》「瓶之罄矣惟罍之恥」。《詩經》這兩句文章也真是有趣,然而不是陶淵明告訴我,我未曾注意了。總而言之家裡沒有酒罷了,瓶子裡是空的。瓶子說:「這不能怪我,是他可恥,是他裡頭沒有酒。」瓶子指著一個更大的盛酒的傢伙說。所以酒真是沒有了,這裡也是空的,那裡也是空的。陶公連米也沒有大的東西盛,故曰:「瓶無儲粟」,何況酒。他大約是望著空杯子,杯子說,「不怪我是酒瓶子裡沒有。」故詩曰「塵爵恥虛罍」。不懂得《詩經》,便不知陶詩之佳了。陶淵明真會讀書。他說他好讀書不求甚解,孰知他是神解。 有時有一種偉大的意思而很難表現。用典故有時又很容易表現。這種例子是偶爾有之,有之于李商隱的詩裡頭,便是我常稱讚的這兩句:「我是夢中傳彩筆,欲書花葉寄朝雲。」這是寫牡丹的詩,意思是說在黑夜裡這些鮮花綠葉俱在,仿佛是詩人畫的,寄給朝雲,因為明天早晨太陽一出來便看見了。沒有夢中五色筆的典故,這種意境實在無從下筆。朝雲二字也來得非常之自然,而且具體。 有時用典故簡直不是取典故裡的意義,只是取字面。如李商隱《華山題王母祠絕句》云:「蓮花峰下鎖雕梁,此去瑤池地共長。好為麻姑到東海,勸栽黃竹莫栽桑。」詩寫得很快,很美麗,很有悲情,他不喜歡滄海變桑田這一件事於是叫人家不要栽桑樹好了。不栽桑栽什麼呢?隨便栽什麼都可以,只要天地長不沒!恰好穆天子有「黃竹」之詩,那麼就栽你們的黃竹好了。是叫這個老太太。(我假設是老太太,其實照陶淵明「王母怡妙顏」的話未必是老太太)對那個老太太說的話。其實黃竹是個地名,作者亂借字面而已。庾信也常借字面,但感情沒有李詩的重。李的感情重而詩美,庾信生平最蕭瑟。用典故卻不宜感情重,感情重愈生動愈晦澀。 我在上回的文章裡說過,外國文學重故事,中國文學沒有故事只有典故,一個表現方法是戲劇的,一個只是聯想只是點綴。這是根本的區別,簡直是東西文化的區別。中國文學裡如有故事,則其故事性必不能表現得出,反不如其典故之生動了。因為有故事必有理想,有理想必要表演出來的,非用典故暗示所能行的。李商隱詠常娥有云:「常娥應悔偷靈藥,碧海青天夜夜心。」 這是作者的理想,跑到天上去是非常之寂寞的,而人間又不可以長生不老,而詩人天上的佈景仍是海闊與天空,即咱們的地球,頭上有青天,眼下有碧海,正同美人的鏡子一樣,當中有一個人兒了。中國沒有戲劇,這個故事如編劇,一定很成功,當典故真可惜了。李詩另有詠月絕句雲,「過水穿樓觸處明,藏人帶樹遠含清……」這是說月亮裡頭有一女子而且有樹,都藏在裡頭看不見了,而且光照一處明一處,只是藏了自己。這都是適宜於寫故事,而作者是用典故,故晦澀了。總之典故好比是一面鏡子,他只宜照出你來,你不宜去照他。 (一九四八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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