響應「打開一條生路」_廢名

響應「打開一條生路」

　　楊振聲先生在本刊第一期有一篇《我們要打開一條生路》，並引了「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作題辭，我一看到題目就自己振作了起來，我覺得我要來響應這個號召。

　　首先要認定我們都是「生於憂患」的，今日要來說話必是不得已，不得已而為國家民族說話。那麼我說「打開一條生路」，一定是有一條生路了。這一條生路是什麼呢？很簡單，我們要自信。從態度上說，我們不妨自居于師道；從工作上說，我們要發揚民族精神，我們的民族精神表現於孔子，再說簡單些，我們現在要講孔子。

　　一句話，「我們現在要講孔子」就是了，何以先要委曲地說幾句呢？這裡又有一個很大的緣故，即是說我們要講孔子是經過新文化運動來的。當初胡適之先生提倡新文化運動，聲明是「但開風氣不為師」，那時我在學校裡做學生，很喜歡這個口號，覺得我們真是抱著一個開風氣的使命似的，不知道什麼叫作「為師」，師正是偶像，是要打倒的。於今則我感覺得要為師，所以我說我們要自居于師道不是偶然說出來的，是很有一番考慮。接著我說發揚民族精神，我們的民族精神表現於孔子，當然都是經過了考慮，是以為師的資格而說話。老實說，我們今日而不為師的話，便是自私，便是不憑良心，那樣自己便不說話了。

　　為師便要講孔子。

　　這裡是講文藝的，所以我在這裡只說文藝。我在民國二十三年寫了一篇《讀論語》，佩服孔子「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的話，以為「思無邪」是瞭解文藝一個很透徹的意見。那時我對於這三個字的解釋傾向於聖保羅「凡物本來沒有不潔淨的，惟獨人以為不潔淨，在他就不潔淨了」，一方面，雖然解釋得不算錯，卻還是由於解放的態度來的，即今思之恐不是孔子立言的本旨。

　　我們當時對於文藝都是從西方文藝得到啟示，懂得西方文藝的「嚴肅」，若中國不是「正經」便是「下流」，即是一真一偽，最表現這個真與偽的莫過於男女問題，戀愛問題，中國人在這些事情上面都缺乏誠意，就男子說自己不尊重自己的人格，也不尊重女子的人格，只是好色而已，西洋人好色也不失其誠，因之也不失其美，意大利鄧南遮的小說The Child of Pleasure，真正的意思便是「登徒子」，其藝術的價值還是一個美字，中國文學關於好色則是醜態百出，所以要我舉一部書給小孩子讀，我簡直不敢舉，《水滸》罷，《紅樓夢》罷，《西廂記》罷，都有醜態，在我由西方文學而回頭讀中國文學的時候真是痛恨之。

　　西方文藝關於性欲的描寫也都是嚴肅，中國人只是下流。在下流的對面是「正經」，而正經亦是下流，下流是下流的言行一致，正經則是言行不一致，只有這個區別。我們討厭正經，反而甚於討厭下流，對於那些假道學家認為「不潔淨的」，只看得出假道學家自己的不潔淨，文藝的材料則沒有什麼叫作不潔淨。因此我佩服孔子思無邪的話，我當時解釋這三個字的意思是，「做成詩歌的材料沒有什麼要不得的，只看作意如何」。這是我們自己解放自己。然而作我們自己生活的準則呢？我們是不是犧牲了自己的生活呢？在別的主義上做了犧牲，犧牲是應當的，若自己犧牲自己的生活則不健康，正如少年人手淫不健康是一樣。

　　這裡不是道德問題，而是衛生問題。正確的說，也只有衛生問題才是道德問題了。我們那時有逛窯子的朋友，有愛一個女子又愛一個女子的朋友，自己如果患了梅毒，或是博得許多女子的歡喜，便以外國作家如叔本華據說也害了性病引來安慰自己，或以凱沙諾伐不曾傷過女人的心認自己亦為不錯。我那時讀雪萊的詩，見他說「愛情不像金子同泥土，把它分開了並不就把它拿走了，愛情簡直像學問一樣，在認識許多真實之後大放光明」，很是喜歡，仿佛詩人之言是真理。現在想來，雪萊的話恐不對，至少從沒有宗教的中國人看應該是不對的。那樣可以說母愛，不能說戀愛。戀愛裡頭總有好色的成分，而且戀愛連忙就是生活，不只是一個人的生活。

　　戀愛是人生之一階段，在它以後還有許多階段，正如一個文學家所說：「戀愛這個大學要早點畢業才好，畢業之後還要到社會服務。」那麼我們何必把戀愛同母愛一樣看得那麼絕對神聖呢？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我告訴青年，好德是絕對的，從少年以至於不知老之將至；好色則如做夢一樣，一會兒就過去了。中國詩曰，「結髮為夫妻，恩愛兩不離」，我覺得男女之間應該用恩愛兩個字，彼此要認定情分，要知道感激，真是「相親相愛」，這一來便是中國所謂中庸之道，夫婦之道了。中庸之道裡頭難道就沒有詩歌麼？難道不是有趣的生活嗎？孔子問伯魚學過《周南》《召南》沒有，孔子又讚美《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這便是告訴少年人要懂得「生活的藝術」。否則生活是「正牆面而立」。

　　正牆面而立的意思便是生活沒有意義，便是生活無味。我在鄉間曾同著學生說，像鄉下人的結婚可以說是正牆面而立，新姑娘同新郎彼此不相識，而且洞房花燭夜新姑娘不敢抬頭，坐在床上，對著牆壁，直到夜深，然後，兩人見面第一句話不知說什麼，這不是正牆面而立嗎？在另一面，中國理學家處處我佩服他，獨於男女之事他也是正牆面而立。我們真應該學孔子對於生活的態度，對於文藝的見解。孔子曰：

　　「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這叫作詩的生活，生活的詩。這個詩是中國民族的詩。這裡也就是道，因為孔子的道是倫常，離開倫常就沒有道。這個倫常之道又正是中國的民族精神。中國的文學，從《三百篇》以至後代，凡屬大家，都不出興觀群怨君父國家鳥獸草木的範圍，屈原是如此，杜甫是如此，杜甫所推崇的庾信也是如此。後來還有《牡丹亭》罷。可惜在散文方面沒有成就，論其可能，這散文方面的成就該是多麼廣呢，鳶飛戾天魚躍於淵都是的，然而從古以來的英雄豪傑都沒有這個意識，等到我們的新文學運動起來，知道文學至上，知道外國的小說戲劇都是正式的文學，我們也要來寫小說，寫劇本，寫散文，而關於文學的內容卻還沒有民族的自覺，於是還是沒有根本的文學，學西洋則西洋是藝術，科學，宗教並行的，哪裡學得來呢？

　　中國沒有科學，沒有宗教，若說宗教中國的宗教是倫常，這不足為中國之病，中國作家如不本著倫常的精義，為中國創造些新的文藝作品來則中國誠為病國，這裡的小孩子沒有一滴精神養料，如何能長得大呢？孔子叫小孩子學詩，我們做了許多年的文學家卻沒有什麼給小孩子學的，想起來真是慚愧而且惶恐。我們還是從今日起替中國打開一條生路罷。我願大家都當仁不讓，魯迅先生的《狂人日記》嚷著「救救孩子！」我到今日乃真找著了救救孩子的道路了。

　　臨了還得補說一句，關於孔子「思無邪」的解釋，還是以程朱為得孔子的真意，程子曰，「思無邪者，誠也。」朱子曰，「其用歸於使人得其性情之正而已。」是的。我們所理想的文藝是要「使人得其性情之正」。

　　（一九四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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