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職工運動簡史第八章職工運動消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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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職工運動消沉期(1)

　　「二七」失敗後之殘破局面

　　「二七」慘變後，幼稚的中國工人階級受到這樣浩大的損失，無疑的要轉到一個消沉期。我們現在來檢查「二七」慘變所遺留下來的殘破局面。

　　京漢路和武漢三鎮的工會，不用說是完全被封了，其他各路工會也由公開的而轉為秘密的，當時尚稱完好的只有廣州和湖南。

　　「二七」失敗，死者、傷者、入獄者、逃亡在外者既那樣眾多，書記部此時的當前責任，便是救濟問題，這種救濟事業，有極重大的意義，不但直接安慰被難者，實亦間接安慰全體工人。書記部一面在國內募捐，一面派人向世界的赤色工會要求援助，並組織專門委員會，經過京漢鐵路總工會駐滬辦事處，以其捐款散發被難者。

　　就全國情形而論，此時工人階級確已陷於消沉狀態，雖然有少數零星的自發的罷工，甚至還有千人以上的罷工，如上海三月中之恒大紗廠一千餘人的罷工，裝訂工人一千五百人的罷工，五月中之皮箱業工人一千余人的罷工，六月中之豆腐作數千工人的罷工，十一月中之漆匠四千余人的罷工等。但無論如何，這些罷工一大部屬手工業工人，且多數失敗，故給予當時的影響是不大的。

　　碩果僅存的安源工會

　　在此消沉期中，特別出奇的要算安源路礦[8]工人俱樂部，真為「碩果僅存」。

　　一九二二年，湖南工人運動就在毛澤東同志的領導下，猛烈地開展了起來，使得趙恒惕對於工人不能不稍為和緩，所以「二七」失敗後，各地工會（廣東除外）都遭封禁，而湖南卻一時尚能支持，一九二三年六月二日至四日，長沙市民舉行收回旅大示威（旅順大連灣原租給舊俄，日俄戰後轉給日本，到此年租借期滿，故當時各地有收回旅大運動），日本兵艦水手槍殺碼頭工人，全市工人曾舉行一次抗議慘殺的總罷工，由此可見當時湖南工人雖處防禦地位，而其勢力尚得公開存在。直到這年冬季十一月三十日，水口山工人罷工失敗以後，湖南職工運動才完全進於秘密狀態，因為趙恒惕不僅以鐵血摧殘水口山工人，連帶亦以強力封禁湖南所有的工會。

　　但安源煤礦，那時卻好似工人的「世外桃源」。工會仍舊巍然獨存，本來「二七」慘變後，安源路礦局亦接北京交通部來電，囑其封閉工會，但路礦局不敢下手，其原因是安源工人勢力集中，產業又極重要，工人組織力與戰鬥力亦相當豐富，若封閉工會，無疑的必遭到工人決死的反抗，于礦山生存實有重大危險。路礦局方面深明於此，故不敢遽爾壓迫；而工會方面亦極十分注意防範，所以能一直支持下去而不潰。

　　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在此時期做了不少工作，特別有兩點值得指出：

　　（一）真正打破包工制。安源煤礦包工頭的收入，真是駭人聽聞，工頭從工人身上剝削所得，超過工人工資一倍以上，甚至有超過三四倍的，工頭每月收入有銀洋七八百元者，有上千元者。工頭每月收入如是之豐，欲其相安無事，勢必須分與職員若干以塞其口，工頭與職員雙方勾結，一方面盡力剝削工人，一方面又做「吃點」、「買空」、「做窿」、「買灰」等弊（「吃點」就是工頭向礦局領取三十人的工資，而只雇二十人，其餘十人的工資即歸工頭腰包。「買空」就是如出產只九百噸，而工頭虛報一千噸，此一百噸之價值即歸工頭吞沒。「做窿」就是工頭扣發做窿應用之材料與人工，使窿湫隘難行，而工頭向礦局虛報，從中攫取利益。「買灰」，該礦設有化驗處，特延化學專家任其事，每日出煤必經化驗，燐灰輕者獎，重者罰，灰定分數。工頭為求獎免罰起見，便賄買化學專家，金錢一到，燐灰立減，不爽毫釐）。一九二二年九月安源罷工勝利以後，工頭職員不能剝削工人了，於是密謀破壞工人俱樂部，被工人所知道，加以重懲，此時工人俱樂部更進一步廢除包工制，改為合作制，議定合作條約，工頭每月工資自十元起至三十元止，工人工資照罷工時條約不改，其餘各項消耗費，歸合作賬內開支，所得紅利，工頭占百分之十五，管理處占百分之五，餘百分之八十由工人平分，真的，這樣一來，該礦二十年來的包工制被打破了，不僅使工人不受中間階級的剝削，並且為礦局廓清積重難返的弊病。

　　（二）建立自下而上的代表會議制度。安源工人俱樂部的基本組織，是十人團，選舉十代表一人，再由十個十人團選舉百代表一人，每工作處選舉總代表一人。總代表會議（總代表五十一人）為俱樂部最高決議機關，百代表會議（百代表一百三十一人）為俱樂部複決機關，十代表會議（十代表一千三百八十二人）則聽俱樂部之報告。至於全體部員大會，一年開一次，如有要事，臨時召集，再由百代表會議選舉主任四人（總主任一人，窿外主任一人，窿內主任一人，路局主任一人），組織主任團，總理俱樂部一切事務，主任團下設幹事會，為俱樂部辦事機關，這種組織，可說是議會制與蘇維埃制的混合組織，誠有可議之處，但無論如何，當時該礦全體工人，是已經完全組織在一個嚴密系統之下。

　　安源工人俱樂部當時確有很多的成績，最大的為消費合作社、工人教育等，可惜這裡為篇幅所限，不能詳述了。

　　共產黨內的取消主義傾向

　　「二七」失敗以後，中國共產黨內發生右傾的取消主義，代表人物就是現今共產主義的叛徒陳獨秀，陳獨秀從「二七」失敗所得的結論是工人階級沒有力量，於是他的整個機會主義的理論就在此時完全形成了。我們這裡不能詳細說到整個陳獨秀主義，而只就其與職工運動有關者略略提及。陳獨秀說：「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若失了資產階級的援助，在革命事業中便沒有階級的意義和社會的基礎。」[9]又說：「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各社會階級固然一體幼稚，然而資產階級的力量究竟比農民集中，比工人雄厚。」又說：中國工人階級「不是獨立的革命勢力，……大多數還沉睡在宗法社會裡……不感政治的需要，並不脫離神權帝王之迷信」，所以他斷定：「中國最大多數的工人，還沒有自己階級的政治鬥爭之需要與可能。」[10]這樣，陳獨秀把資產階級恭維得很高，把工人階級看得一文不值，不用說應用到實際工作上便是取消職工運動。不僅取消職工運動，他當時還主張取消共產黨呢！他當時公開的說：「混蛋的中國，便有混蛋的無產階級。混蛋的無產階級便有混蛋的共產黨，共產黨不該早成了幾年，所以弄成一個三不象的共產黨。」真的，陳獨秀此種觀點是得到一部分中央委員的擁護，於是另一中央委員就說：「勞動運動嗎？這一名詞根本不能成立，現時只有一個國民運動，即是要勞動運動也只能與青年運動、婦女運動等量齊觀，而共同的隸屬于國民運動之下，做國民運動之一部分。」在這種取消主義的觀點之下，無疑的中國職工運動要遭到巨大的不幸。真的，「二七」失敗後差不多有一年，陳獨秀的中央，實際上對於職工運動不聞不問，或者怠工。

　　陳獨秀這種叛賣階級的取消主義的觀點，曾受著抵抗的。比如鄧中夏當時在《中國工人》、《中國青年》以及黨報上，就曾經作文章批評過這種觀點，在黨報上而且是指出這位「家長」陳獨秀的名字公開批評的。

　　陳獨秀的中央，對於職工運動的取消主義的傾向，一直到一九二四年五月共產黨的擴大會議上，才糾正過來，也就是從此以後，共產黨對於職工運動才重新又做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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