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職工運動簡史第七章京漢路大罷工——「二七」慘殺(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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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京漢路大罷工——「二七」慘殺(4)

　　慘殺以後

　　江岸慘案發生以後，武漢工人無不悲憤填胸，武漢工團聯合會當晚即下罷工命令，計實行罷工的，有徐家棚鐵路，漢陽鋼鐵廠，漢冶萍輪駁，丹水池，揚子機器廠……等工人（電燈，電報，自來水，因準備便遭壓迫，未罷成）。蕭耀南宣佈特別戒嚴，各帝國主義海軍亦全數登陸，市面極其恐怖，形勢甚為嚴重。延至九日，罷工情緒日非，工人戰線已被軍閥擊破，京漢鐵路總工會與武漢工團聯合會乃聯名下復工令，勸工人忍痛復工，準備再舉，復工命令的要點如左：

　　「我們的敵人既用這樣大的壓力對付我們，我們全體工友為保全元氣以圖報復起見，只好暫時忍痛復工。本會深知昨日各業工友因敵人襲擊，痛哭流淚者不知凡幾，切齒痛恨者不知凡幾，憤不欲生者不知凡幾，但本會極希望我親愛的工友鎮靜忍痛，不因此灰心，不因此出廠。須知吾人此時惟有忍痛在廠工作，才有報仇之日。殺吾工界領袖林祥謙之仇誓死必報，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罷工之自由誓死必爭，軍閥官僚中外資本誓死必打倒，唯其如此，所以我們忍痛復工，才有以後的種種辦法。」

　　「二七」慘殺以後，軍閥用軍隊捆綁工人強迫上工，不上工處以嚴刑。雖然如此，但工人終未完全復工，至接總工會勸工人忍痛復工命令後，方開始恢復工作。

　　這次罷工，被軍閥以鐵血鎮壓而失敗，當時死者四十余人，傷者數百人，被捕入獄者四十餘人，被開除流亡在外者一千餘人，是中國職工運動上最大的損失。

　　各路及各地工會的援助

　　這裡須得略為補述各路及各地工會援助的情形。原來各路代表離開鄭州時，便相約如京漢罷工三日不得解決，即實行同情罷工援助。這個公約可說是實現了。

　　道清路　二月一日鄭州大會，該路工會派五人前往慶賀。代表回去後，報告經過。該路決定與京漢同時罷工。他們支持九日之久，方才復工。

　　正太路　二月四日京漢罷工，該路工人召集群眾大會，議決七日即舉行罷工。此時火車房尚未加入工會，但接工會傳單後，亦紛紛到工會要求加入，願取一致行動。七日正午果然罷工。曹錕由保定派往一旅軍隊，工人不為所懾。八日，該路還不知「二七」慘變，京漢雖然開車，但全為軍人來往，故不相信京漢失敗。于下午三時召集大會，決議「非接到京漢總工會開工電報決不復工」。九日晚京漢路正定分會派人通知，謂京漢工潮已被武力壓迫上工，請貴會明日復工，免遭意外，該路方於十日復工。

　　津浦路　津浦路工會此時尚未一致。該路浦鎮工會代表，自鄭州回到本路徑赴天津、滄州、泰安、德州各站下車，擬聯絡各路一致罷工，因此遷延時日，於十三日方開始由南段罷工，此時還不知京漢路　已被武力壓迫上工，後來消息證實，遂宣佈復工。

　　粵漢路　八日與武漢各工會同時罷工，亦被軍隊壓迫上工。

　　京奉路　本擬七日罷工，因經費問題一時未解決，擬等數日支領雙薪後再行發動，不料他們的計劃為鐵路局看出，派軍隊監視工人，旋京漢路復工消息到來，遂未罷工。召集全路代表會議，對京漢事件，議決善後辦法六條並開「二七」被難烈士追悼大會。

　　京綏路　該路代表尚未從鄭州回到本路時，吳佩孚便已電致該路軍事長官，若工潮發生即以武力解決。於是工會行動完全喪失自由。三日，代表歸後，召集秘密會議，於七日召集全路代表會議，但京漢路失敗消息已至，故同情舉動，也就停止。

　　除各路之外，其他各處援助運動亦不少，這裡只說兩個大的城市。

　　北京　北京電氣工人曾暗中準備罷工援助京漢，迄未實現。但北京市民卻有過大的示威遊行運動，並組織京漢罷工後援會，向政府提出六項要求。「二七」慘殺以後，北京又舉行五千餘人的追悼大會。

　　上海　「二七」慘案傳到上海後，當地各工會開會援助，準備罷工，上海護軍使何豐林宣佈戒嚴。吳佩孚恐何豐林力量不足，派其副官到上海，協同防衛。租界內帝國主義防衛更嚴。罷工未能實現。

　　這次罷工的教訓

　　京漢鐵路大罷工的失敗給予中國職工運動的影響是很大的。首先是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不能在北京立足，部址被查抄，職員被通緝，逼不得已不能不遷往上海。北方各鐵路工會及武漢工會一律被封閉，領袖被通緝。兩年來共產黨所慘淡經營的工會組織，除廣州湖南尚能保存外，其他各地皆完全倒臺。中國職工運動從此便進入於消沉期了。

　　這次罷工的教訓是什麼呢？

　　最主要的還是當時沒有一個強大的共產黨。共產黨是工人階級的總參謀部，如果工人階級沒有它自己階級的政黨共產黨，那麼工人階級要得到解放是不可能的。我們在第三章便已經說過當時做職工運動的同志有一極大錯誤，便是沒有在工會中發展黨的組織。京漢鐵路總罷工無疑的是共產黨所領導，然而亦只有高高在上的領導，而下層群眾中很少共產黨的作用。總計當時鐵路工人的共產黨員不到五十人，這樣一個渺小的數目，如何能夠指揮那樣廣大的群眾！

　　再則就是工會組織還未完善。各站工會雖然都組織起來了，但多半還是草創，自然說不到如何嚴密。

　　的確，假使當時有強大的共產黨和嚴密的工會組織，勢力雖不足抵敵持槍帶炮的軍隊，也不至受摧殘到如此地步。

　　至如罷工本身亦有幾個缺點：

　　（一）對於武漢總罷工準備不充分而且發動太遲。武漢總罷工應該在京漢罷工之第二天至遲第三天便應實行，這樣才能給京漢路巨大的援助，「二七」慘殺發生以後方宣佈罷工，實行太遲了，一方面敵人此時已經準備好，另一方面工人亦已表現恐怖；因此，武漢總罷工以致不能發動更寬廣的群眾。這為事實所證明了的。至於九日下復工令，這倒是很對的。

　　（二）對於兵士沒有進行工作。那時我們對於兵士運動的確不懂，工人對於兵士還是仇視的態度，因此軍閥得利用軍隊槍殺工人。

　　（三）沒有佔領電訊機關。罷工後，工會方面，南北完全斷絕消息，倒是軍閥得利用電報電話調兵遣將，準備屠殺工人。再則電報電話司機生，雖是員司，但所得薪水極低。工會方面當時未對司機生做相當聯絡工作，因此司機生竟未絲毫幫助工會。也因沒有佔領電訊機關，以致消息不靈，總工會事實上只指揮了江岸一處，各站都是各幹各的。假使當時工人沒有「不得總工會命令不上工」的信念，罷工還不能有如此堅持。

　　（四）共產黨政治領導的錯誤。從前共產黨利用吳佩孚勢力反對交通系，雖然在組織工人的初期，因為有六個暗藏的共產黨員做了全國鐵路的密查員，得以順便到各路各站活動聯絡，開始找著線索，但是在政治的立場上，對於吳佩孚亦因此而明顯了，就是勞動立法運動之中，已經顯露這種弱點。等到「二七」屠殺之後，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的宣言之中，居然說：「所以中國共產黨前此無須戳穿吳佩孚『保護勞工』的假面具。只望京漢各鐵路工人，極力進行工會的組織，一步一步成就勞工階級的勢力與使命……」這真正是可恥到極點的機會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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