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兆征同志傳|鄧中夏

蘇兆征同志傳

　　（一九二九年）

　　一、早年生活

　　兆征同志，一八八五年生於廣東之香山縣。家為貧農，幼年便到海洋輪船中工作，先後作了二十多年，足跡走遍許多國家，為一有名的老海員。在二十多年被慘酷剝削的苦狀中，自然容易鍛煉階級的極端堅強的革命意識。他作工二十多年中，亦有失業的時候，當他失業回到農村時，見農村中地主豪紳高利貸者對於農民之剝削與壓迫，往往抱不平，鼓動農民從事反抗，後來有一次竟因此而被政府拘捕，入獄年餘。

　　二、一九二二年的香港海員大罷工

　　中國海員中感受痛苦最大者有三：第一是工資薄。海員平均的工資大概在二十元上下，光是單身尚難為生，如有家屬更困苦顛連了。第二是「洗馬沙」制度即包工制。海員找工必須賄賂「洗馬沙」數十元或數百元不等，上船作工後，每月工資須以十分之幾報效「洗馬沙」，因為輪船公司是與「洗馬沙」約定，不如此則找不到工作。既得工作如不報效，「洗馬沙」隨時可以向輪船公司撤換海員。第三是民族間的不平等。白色海員與有色海員做同樣工作，但不能得同樣工資。他們的工資比例，普通是十與二之比，至於其他的待遇更是懸殊。兆征同志身為二十多年的海員，感受此種痛苦特甚，同時受到俄國十月社會主義大革命的影響，更堅強了他鬥爭的信念與決心。所以於一九二〇年二一年，他便糾合海員中的覺悟分子，如林偉民等，在海員中從事宣傳與組織，不到數月，成效大著，海員工會雖經過許多困難，然終於一九二一年三月得以成立，定名為「中華海員工人聯合會」。海員工會成立後，便向輪船公司提出改良生活條件，一連提出三次，資方均不答應，海員工會乃聲言如二十四小時內不答覆，便罷工。資本家方面以為海員無力量，漠然視之；誰知果然不到二十四小時，凡到香港的輪船都罷工了。這就是一九二二年春赫赫有名的海員罷工。此時海員工會會長雖為陳炳生，但兆征同志是此次罷工最得力的中心人物，他被選為罷工總辦事處總務部主任。後陳炳生因犯私人刑事去職，兆征同志便代理會長。

　　罷工實現了，香港帝國主義政府馬上派華民政務司到海員工會帶半欺騙半威嚇的勸告。華民政務司說：「本港政府是不允許此種罷工行動的，你們有條件可交本大人，替你們斟酌辦理。你們罷工，不怕餓肚嗎？」兆征同志由群眾中挺身而出高聲答道：「我們提條件已經三次了，而且通知了政府，政府何以早不出來說話？現在我們已經罷工了，要復工除非完全承認我們的條件。我們餓肚子是我們自己的事情，政府不必擔心。」兆征說完以後，群眾和聲如雷，華民政務司不得已毫無意思的只好請群眾讓路給他出去。

　　罷工的勢力愈擴愈大了，到港一條船便罷一條。後來運輸工人（如起落載、煤炭、海陸理貨等）都同情罷工了，再後全香港工人都同情罷工了，香港政府不得已有讓步的意思，首先就利用中國輪船公司商人向海員謀和，中國商人說：「我們同是中國人，你們罷工我們是同情的。這樣好不好？中國輪船先復工，將來外國輪船答應你們什麼條件，我們一樣照辦。」海員代表中，竟有為中國商人這種甜言蜜語所動的。兆征見此危險，起來說：「我們同是中國人，中國商人所說的話是不錯的，所以我們罷工一開始，便請中國商人替我們幫忙，誰知你們先前不理，對香港政府又默然無所表示，今日向我們要求此種特別辦法，為罷工全部利益計，這是不可能的。我看中國商人應該發揚中國人的國光，一致逼迫香港政府接受海員的條件，早早解決。」這樣才把千鈞一髮的危機挽救過來。

　　後來香港政府又利用中國紳士邀請海員談判了。先是罷工開始不久，政府便把海員工會封閉，把工會招牌搶去，並架起大炮對住工會會所。此時海員罷工條件又增加先決條件數條，其中一條，便是恢復原有海員工會，送還工會招牌。所以中國紳士與海員代表談判便提出兩個問題，他們說：「恢復工會是可以的，但不是原來稱的工會，而應改名，工會招牌不能送還，你們是知道的，這是與政府威信有關，政府不能收了去又送回來。關於增加工資也可以的，但是你們是知道的，各船上的情形是不一樣，最好你們先上工，我們大家從長商議，那船該加工資，那船該減，定出一個公平辦法來。」海員代表中居然也有少數軟化者，軟化的原因，一是罷工已久，恐難支持，二是以為真的香港政府為威信所關，可難送回工會招牌，反正只要工會存在，改名亦無關宏旨。當時兆征毅然起來答覆紳士說：「工會名稱是一個字也不能改，工會招牌必要送還。各船情形雖略有不同，然而工資太薄，不能維持生活是普遍的現象。所以增加工資非馬上簽字不行，不能待以後從長商議。」因兆征同志這樣的堅持，後來結果如何呢？香港帝國主義不能不承認海員條件，（雖然有修改）而且恭恭敬敬的送還招牌。最有趣的而且最有聲威的，是罷工勝利之後，海員群眾與全香港工人群眾二十萬人，把香港街市擠的水泄不通，燃著爆竹，一致仰著頭，呼著「海員工人萬歲」口號，看著工會招牌徐徐的掛上去。

　　兆征同志那時便注意國際聯合，所以海員罷工時，廣州有蘇俄通訊社，兆征每日必到該社請其將罷工消息傳佈於世界，並請十月革命勝利的蘇俄工人予以援助，他又聽說法國有個《人道報》是共產黨的機關報，所以他又用海員工會名義致電該報，請其將海員罷工的事件傳達給全歐無產階級，予以援助。而兆征同志此時雖還未加入中國共產黨，據他後來說：「我當時到處找共產黨，總找不到手。」

　　三、加入共產黨

　　兆征同志遠在辛亥革命以前，即參加推翻清朝帝制運動。一九〇八年加入了國民黨。一九一一年革命時，他是廣東方面的活動分子。廣東海員，加入國民黨是一件很平常的事。廣東是國民黨多年經營的地方，而且孫中山流亡海外時，因鄉誼關係而與粵籍海員接觸甚多，曾在海員中組織聯義社群益社等團體，以救國相號召，孫中山在南方的軍事行動，得此等團體購買軍火的助力不少。兆征同志當然是這些團體中之一員。但是他與林偉民等卻與此等團體的領袖迥乎不同。我們只舉一個事實便可了然了，當國民黨得勢於廣東，在廣州組織政府而與北庭對抗，聯義社等海員領袖相率依草附木的到政府中鑽營官職去了，兆征和偉民不僅鄙視這種鑽營，甚至國民黨政府知他們是海員中的健將，欲羅致之，予以官職，他們卻掉頭不顧，一心不離海員工作。

　　一九二二年的海員罷工，並不是國民黨發起的，而是兆征、偉民等覺悟分子發起的。罷工以後，國民黨曾予以幫助，特別是陳炯明幫助尤多，大概幫助十萬元上下。但陳炯明幫助海員，是企圖利用海員幫助他倒孫中山的事業，而海員群眾因有蘇兆征、林偉民等的主持與領導，是不曾上陳炯明這個當的。

　　一九二四年冬，北京發生政變，孫中山北上，號召開國民會議。那時段祺瑞則改國民會議為善後會議，不讓真正民眾團體參加。共產黨的策略是由民眾團體自動的召集國民會議促成會于北京（時在一九二五年春），與段祺瑞對抗。兆征同志便代表廣東香港的工人團體出席此會。在北京他正式加入共產黨（林偉民同志比兆征早一年加入共產黨）。他加入共產黨之後，便加入國民會議促成會的共產黨團，一切行動完全依照黨的紀律，執行黨的政策，兆征同志曾由全總介紹在北方鐵路及大工業區中進行數月工會工作。

　　由北京回廣東以後，一九二五年五月，第二次全國勞動大會開于廣州。此大會是由全國鐵路總工會、海員總工會、漢冶萍總工會、廣州工人代表會四大團體發起。兆征同志在上海已與共產黨中央商妥這個大會一切事情，故此次大會以兆征出力獨多。第二次全國勞動大會，成立了中華全國總工會，加入赤色職工國際，並謀廣州香港職工運動的統一。兆征同志被舉為中華全國總工會執行委員，而林偉民同志則被選為委員長。

　　四、一九二五到二七年的省港罷工

　　不久，上海五卅慘案發生，此時兆征同志歸返香港，未幾餘亦到港，乃共與楊殷同志等商討香港罷工之策。香港工會雖有百餘，但不是黃色工會，便是行會工會；海員工會會長是一極右傾分子。兆征同志此時還只是一司理（即總務主任），但握有實權。香港的共產黨員當時還不滿十人，且多屬最下層的碼頭工人，共產主義青年團員雖比共產黨員多幾個，但多為知識分子，以我們的主觀力量估計起來，罷工萬難實現。然而終不到兩星期居然實現罷工。其主要原因，固然革命高潮的逼近，這座火山只須一點導火線，便可爆烈，然而亦因兆征同志平常對於各工會領袖有一種吸引力，故終能使黃色工會與行會工會一致贊成這次最大的罷工。其時，劉楊戰爭剛平，李森、劉爾崧兩同志等領導組織廣州之沙面（即帝國主義的租界）工人罷工亦已成熟，故六月十九日兩方同時並起。這就是震動全世界的省港罷工。

　　兆征同志當被舉為罷工委員會的委員長兼財政委員長。罷工委員會組織與職權，實際上是當時革命的廣東政府的最可靠的柱石。有隔日一開的八百餘人之代表大會，有封鎖香港的二千餘人之糾察隊，有法庭，有監獄，有法制局以懲處漢奸，有公共飯堂，有公共宿舍，有學校以供給工友學習，有檢驗貨物處，有仇貨拍賣處，有船支放行領證處（凡中外輪船來廣州者皆須向罷工委員會呈報，須領得證書方可放行），有騎船隊，（不拘中外輪船皆派罷工工人騎船監視，不准駛到香港）以封鎖香港和檢查仇貨，在這樣的龐大的組織中，百務叢錯，真是一日萬幾。然而，兆征同志卻處之裕如，以至於將近兩年而不少懈，這可見兆征領導群眾的藝術和解決問題的才能了。

　　在此時間，海員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兆征被選為執行委員會委員長。組織香港運輸工會聯合會，又被舉為執行委員會委員長，一九二六年開第三次全國勞動大會于廣州又被選為中華全國總工會執行委員會委員長。蘇兆征同志便成為全國工人一致擁戴的領袖了。

　　五、代表共產黨加入武漢國民政府

　　省港罷工不僅給香港帝國主義經濟上一大打擊，而且新成立的廣東國民政府依賴這個罷工勢力，剿平內部的反賊，統一了廣東政權，抵制了外力侵略，發展了廣東經濟，鞏固了革命根據地，國民政府就在這個條件下能夠聚集力量出師北伐。待出師北伐後，賴廣東工人、兩湖農民以及共產黨和左派國民黨官兵之力，連戰皆捷，一戰而下長沙，再戰而克武漢，三戰而收南昌，同時武漢與上海的工人革命火焰驚天動地到處轟發起來，上海工人及全體市民三次起義推翻北洋軍閥的反動統治，武漢、九江的工人及市民則用自己的力量從帝國主義手中奪回漢口、九江的英租界，全國人民的鬥爭也如火如荼的高漲著。但國民黨右派以蔣介石為首到南昌後而叛跡愈彰，於是武漢國民黨左派而有所謂「護黨運動」遷國民政府於武漢，添設農政勞工兩部，而以共產黨員為此兩部部長。兆征同志便代表共產黨為勞工部部長，一九二七年春，兆征赴武漢就職。中華全國總工會亦由廣東遷於武漢。後蔣介石自立政府于南京，與武漢政府對峙。七月十五日武漢政府投降南京，正式提出「國共分家」，實行反動。

　　兆征同志在武漢時代，曾積極從事擁護工人利益的工作，那時震驚全世界的武漢工人運動，兆征同志是有計劃的領導者。他在政治上曾不斷的與武漢政府一般無恥的叛徒，作不屈不撓的鬥爭，但終為當時黨內陳獨秀機會主義的政策所誤，致未能挽此危局。兆征同志由於自己階級的意識，不期然而然使他有違反機會主義的行動。當共產國際要中國共產黨員示威式的退出國民政府電令到時，陳獨秀並未以此電相示，只問兆征「形勢如此，你意如何？」兆征則說：「我要將已起草的勞動法提出國民政府，國民政府必不能通過，我便發宣言退出國民政府，領導群眾反抗。」由此可見兆征同志意見完全與國際相合。當形勢萬分危急時，勞工部存款十萬餘元，兆征盡數發給失業工人救濟所，以免被國民黨所攫取。最後，在武漢政府叛變時，武漢工人舉行的政治總罷工，兆征同志主持之力是很大的。

　　六、中國共產黨八七會議

　　兆征參加八七會議，中共中央改組，兆征同志被選為政治局委員。先是兆征在同年五月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大會時，雖被選為中共政治局候補委員，但實際上只是掛名，陳獨秀等向來有這樣一種觀念，認定工人同志都是「政治能力薄弱」。兆征同志從八七會議後，便成為中國党的中心首領之一了。如果兆征在武漢時代便已不期然而然有違反機會主義路線的行動，那末，此時更是反機會主義的急先鋒了。在那樣嚴重的白色恐怖之下，他以黨的使命來往滬漢之間，一無所畏，中國黨的組織便在這樣艱苦的勇敢的工作中維持起來。黨內因堅決肅清機會主義而更加鞏固了。兆征同志此時除党的工作以外，仍兼中華全國總工會工作。一九二八年二月還秘密開了一次全總擴大會議。在此次會議上，兆征主張採用工廠委員會的新組織路線，而與反對者懷疑者作了堅決的鬥爭。

　　七、一九二七年十二月的廣州公社

　　東方第一個蘇維埃，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一日在廣州實現了。兆征同志便是這個蘇維埃政府的主席。

　　兆征雖未親自指揮廣州起義，但中央指導廣州起義的總計劃與訓令，他是最積極討論的。因此兆征同志實際上是廣州公社的主要指導者之一，是東方第一個蘇維埃的創始者之一。

　　八、沿太平洋的職工運動

　　一九一四年赤色職工國際派代表到廣東召集太平洋沿岸運輸工人會議，兆征是參加的，從此他便與太平洋沿岸職工領袖發生接觸。一九二七年赤色職工國際總書記羅佐夫斯基親身到漢口召集太平洋第一次職工會議，兆征同志是主席團委員之一，並被舉為太平洋職工運動秘書處主席。秘書處設于上海。太平洋沿岸職工聯合從此開始，蘇兆征在太平洋沿岸職工運動中的影響亦日益加深了。

　　九、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大會

　　一九二八年中國共產黨開六次全國代表大會，這次大會是在共產國際指導下開的，他的價值是在於當大革命失敗之後，總結過去幾年革命鬥爭的經驗和教訓，指示出黨的當前主要任務，是在於奪取群眾以準備新的革命高潮之到來，兆征同志是完全贊成共產國際的指示的。曾與右傾的觀點和盲動的情緒作了激烈的鬥爭。兆征同志在此次大會中擁護國際正確路線屹然不稍動搖，言辭十分激切。因此右傾者說他有肝氣病，實則兆征同志為了政治主張，故對一切非布爾什維克的言論不稍寬假也。

　　十、赤色職工國際大會與共產國際大會

　　一九二八年春，兆征同志到莫斯科去參加當年四月的第四次赤色職工國際大會與八月的第六次共產國際大會。他在這兩次大會上的貢獻都是很多。他參加這兩次大會的主席團，並被舉為兩國際新執行委員會的委員。蘇兆征成了世界革命有力的一員戰士了。

　　兆征同志在蘇聯時，除莫斯科外，曾至列格勒和南俄，他到各處都受群眾的熱烈歡迎，他參加大的小的工人集會，群眾無有不歡喜他的。

　　兆征同志複又被舉為農村工會國際的副委員長。

　　最後，兆征同志在莫斯科還參加了蘇聯全國總工會的第八次大會。他在這次大會上曾做過中國職工運動之報告，不幸這就是他最後的留言。

　　十一、工作的風格

　　兆征同志的工作的風格，是每一革命戰士之最好的模範。

　　一、勤勞兆征同志一生都是勤勞，舉省港罷工為例，那樣長久的歲月，但他沒有請過一次假。罷工開始的兩三月，從早六時起至夜十二時是無片刻閒暇，而黨團必到十二時以後方能開會，往往開到兩三點鐘甚至到天亮，有些同志便因疲勞東倒西歪呼呼的睡了，而兆征卻神采奕奕以終會。省港罷工委員會雖是組織最密，分工辦事，但總機關的事物是比任何分機關要繁重得多。兆征是每事必躬親處理，往往人家都散完了，而他還在熒熒電燈之下辦公。同時兆征對外的麻煩亦不減於對內，與政府接頭，與各社會團體接頭，參加群眾大會以及各種會議，而且他的秉性是不大喜歡請人代表的，特別是到群眾大會，兆征自己的勤勞是如此，因而他最厭惡的是人家的怠工，他很銳敏而正確的感覺到這怠工態度，可給革命以絕大損失，所以他對怠工者總是不稍假借。

　　二、守紀律兆征原先是國民黨員，而且他未加入共產黨以前，在社會上便已有很大的名望，照常理推測，這種人是不慣於守共產黨鐵的紀律的；但兆征同志卻完全不然，他加入共產黨的第一天，便過黨團的生活，完全依照黨的政策去活動。在國民會議預備會中，在第二次全國勞動大會中，就是多年的老黨員還不及他。在省港罷工中，國民政府中，以及在一切活動中，都無不如此。

　　三、廉潔我們要知道在幼稚的中國工人群眾中，他們最注意領袖的行動，往往不是政治而是經濟關係，就是看你儉約否，扒錢否，許多富有才能的領袖在這一點上「翻筋斗」。兆征一生都身兼財政，在海員工會中，在省港罷工中，以至於後來在共產黨的中央中，都是如此。在海員工會他管財政，每月必開會報告帳目一次，收據一總拿來聽憑到會者查閱；並將帳目在會刊上按月登載。在省港罷工時，兩日向代表大會報告帳目一次，又發行帳目專刊，送各工會審閱。省港罷工委員會每日出進動輒數萬元，有時甚至數十萬元，若不如此，何以能招大信。那時何來同志（亦一老海員，廣州蘇維埃時被選為財政委員）為會計，兆征得他的幫助不少。所以帝國主義及反動派不斷的造謠說：「蘇兆征肥了」，可是群眾中沒有一個人相信。

　　四、謙遜兆征同志是一個百萬群眾所擁戴的領袖，毫無領袖派頭，凡是接觸過他的人，沒有一個不承認的。

　　五、堅定兆征為人雖和氣謙遜，但一到政治問題，他便有堅定的主張，以非常強悍的態度而與人鬥爭。

　　六、天才兆征富於組織的天才，他早年識字不多，但到省港罷工時便能執筆為文。中國党八七會議的職工運動決議案便是他起草的。此外對各種會議起草的文件很多。離莫斯科之前，曾著《一九二二年香港海員罷工記》。

　　這就是兆征同志工作的風格，這就是兆征同志為什麼能夠取得廣大群眾的信仰的根源。

　　十二、疾病與死亡

　　兆征同志身體本來強健，但因辦事認真，操勞過度，而營養又不足，逐漸羸弱下去。其病源由來已久，但他並不休息，以致所病日益潛滋暗長。一九二八年在國內外一連參加中國共產黨、赤色職工國際、共產國際幾個大會，勞苦尤甚，所以共產國際大會剛剛閉幕而他患盲腸炎幾乎至死。幸此次入醫院不久即告痊癒，但身體過於羸弱，醫生主張先行赴南俄休養，候身體復原後，再割腸以絕禍根。俟南俄歸來，兆征精神不如平日，醫生則雲盲腸可以不割，只須好好的休養。後因革命鬥爭發展，兆征於一九二九年一月力疾回國。因風塵勞頓，在途中不免感冒風寒，到上海便血病復發，竟以至死，享年四十三歲，家中尚遺有妻子及一子一女。

　　十三、蘇兆征在東方革命中的位置

　　兆征同志是由不斷鬥爭中，由群眾運動中鍛煉出來的領袖，他是海員的領袖，他是香港與廣東勞動群眾的領袖，他是全中國工人階級的領袖，他是太平洋沿岸職工運動的領袖之一，他是中國共產黨的最好領袖之一，他是赤色職工國際和共產國際的領袖之一。由工人出身而成為這樣偉大的領袖，在東方還只有兆征同志一個。

　　廣州公社所湧現的蘇維埃，是全世界殖民地半殖民地第一個出現的蘇維埃，而兆征則是東方第一個蘇維埃的領袖，他已經成為東方一切勞動群眾解放運動的酵母。

　　署名：中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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