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十次全會第十九次會議上討論台爾曼和洛佐夫斯基報告時的講話|鄧中夏

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十次全會第十九次會議上討論台爾曼和洛佐夫斯基報告時的講話

　　（一九二九年七月十六日）

　　關於經濟鬥爭和共產黨任務問題的決議草案，我想再說幾句。我完全同意這個草案，但想作一些補充。

　　首先我要指出，在這個決議中絲毫沒有提到社會帝國主義工會官僚在東方的活動。大家都知道，中華全國總工會就1925年上海「五卅」慘案曾向黃色工會國際發出電報，呼籲給予援助，而黃色工會國際對此竟置之不理。而現在，卻完全是另一種情況，工人階級的叛徒和帝國主義的獵犬突然對東方大感興趣。從報紙的報導中已經很清楚，日內瓦國際勞工局局長托馬·阿爾貝在周遊遠東期間，進行了十分卑鄙可恥的活動。在中國，他會見了國民黨的反革命領袖和黃色工會中的叛徒，同他們稱兄道弟。他完全贊同國民黨的政策：消滅和屠殺共產黨人。

　　這一年，在日內瓦國際勞工局的代表會議上，有人千方百計地企圖拉攏中國工人的代表。當然，這個國民黨委派的代表，與其說是中國工人的代表，倒不如說是個叛徒。托馬·阿爾貝曾同國民黨商量，在上海設立日內瓦國際勞工局的支部。日本帝國主義的奴僕鈴木，早已醉心於召開泛亞勞工大會的計劃。現在，托馬·阿爾貝已確定召開這次大會的日期（1930年4月在印度）。所有這一切證明，改良主義者想要完全控制殖民地國家的工人，以便將他們拍賣給帝國主義，遭受進一步的奴役。另一方面，改良主義者想要利用殖民地國家作為未來帝國主義戰爭的基地，特別是反蘇戰爭的基地。

　　在殖民地國家中，改良主義的經濟基礎異常薄弱。所謂黃色工會，一開始就處於社會黨叛徒（資產階級的公開代理人）的領導之下。黃色工會與白色工會（反動統治勢力的工具）之間沒有任何區別。不容置疑，共產黨人應該獨立地進行爭取殖民地群眾的鬥爭。首先，必須揭露叛變了的社會黨領導人的可恥行徑，並最終把這些叛徒從組織中驅逐出去。在我們的隊伍裡，不允許存在滿腦子機會主義思想、準備同黃色工會領袖合作的那種人（例如在印度）。

　　帝國主義分子總是企圖利用殖民地國家（印度）中工會和民族資產階級之間的衝突，來維護自身的利益。與此相反的是，封建地主則極力利用罷工來反對民族資產階級（今年漢口的反日罷工就是例子）。赤色工會應當竭盡全力地把反帝運動、土地革命和反對資產階級的鬥爭提到首要地位，以便使群眾從一切反動勢力的影響下解放出來。

　　最後，我們應當特別注意把那些正在覺醒的群眾組織起來。在這次印度罷工期間，左翼工會的會員人數，出乎意料地增加了幾十萬。這同1925年上海「五卅」慘案後的中國工會的情況完全一樣。那時侯，一個星期之內就有兩三萬人加入工會。這種會員群眾同組織之間是否有牢固的聯繫呢？沒有。因而，當反革命惡浪掀起的時候，上海的工會全被封閉，工會會員立即由三十萬人減少到五萬人，後來由五萬人減少到兩萬人。這種自發地大批加入工會的情況，如果不能很好地從組織上加以鞏固，則一遇到失敗就會引起回潮。在印度，不應重犯中國過去所犯的錯誤。殖民地革命工會在每次鬥爭中最重要的任務是建立牢固的組織。必須廣泛地進行工作，把殖民地的沒有組織起來的工人組織起來，建立革命工會。還必須迅速採取措施，把無產階級的同盟軍農業工人也組織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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