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中夏年譜 1930年(4)

1930年(4)

　　10月18日，沒等到蘇維埃代表大會閉幕，就與賀龍返峰口，率紅二軍團從石首、監利一帶渡過長江。六軍進攻並佔領華容，大獲全勝。

　　10月19日，在調弦，給中央寫了一份報告，第一個報告，繼續向中央彙報了紅二軍團問題。

　　同日，發出了給長江局並轉中央政治局的報告，說明紅二軍團各級部隊，大量缺乏政治委員，請求中央關注並調配，以至於向中央直接點名要人。

　　10月22日，佔領南縣、華容，殲敵新十一師及南（縣）、華（容）縣團防千餘人，取得南征初戰勝利。

　　10月下旬，和賀龍同志研究，考慮到南縣、常德間河流湖泊縱橫，不便於大部隊運動，乃決定以第十六師經黃山頭直逼津市，紅二軍團主力首先奪取公安，而後經澧縣攻常德。

　　10月30日，和賀龍率紅二軍佔領公安縣城，第十七師攻克公安縣的藕池，並在閘口殲敵李宗鑒部新七旅一部，擊斃敵團長兩人，旅參謀長一人，營長一人。

　　進入10月，鄧中夏一直在尋找適合於紅二軍團的戰略方針，堅持毛澤東同志的遊擊戰略思想是一定的，但是其中最大的困難就是，在這裡河流湖泊縱橫是個大忌諱。面對軍事經濟優勢的敵軍，不利於我弱勢的大部隊運動作戰，極易被困入極其危險的困境，尤其不利於我加入中央全域性的戰鬥。他和賀龍首先統一了一個原則，「作戰切記在河流湖泊縱橫地域進行，不利於大部隊的隨機應變」。這也促使了鄧中夏下定決心，一定要尋找一個更加適合於紅二軍團作戰的根據地區域。

　　11月1日，在國內，和賀龍率紅二軍團主力自公安繼續向澧縣推進，在三汊河殲敵陳運蘖團一個營。

　　11月4日至9日，和賀龍率紅二軍及十七師直逼澧縣城下，將縣城包圍。經黃山頭向津市推進的十六師協同第四師第十團亦于白洋堤與敵軍激戰，將敵陳運蘖軍擊潰，乘勝佔領津市。

　　11月8日至10日間，前委曾經討論過軍事行動，意識到現在的行動未與鞏固地方政權聯繫起來。提出要退出當前的戰鬥，以鞏固新開闢的公、松、枝、宜、石、華數縣為基礎的新的根據地。

　　11月9日至11月10日，敵安鄉軍來援，與我軍在夾河相持兩晝夜。

　　11月11日，敵援兵各路逼近，紅軍腹背受敵十分不利，與賀龍研究決定取石門縣，準備在石門縣建立臨時後方，作為向常德進攻的基地。

　　11月13日，率二軍團攻佔石門。隨後進行發動群眾、打土豪分田地，建立政權，先後建立了石門縣和蘑崗隘、泥沙、子良坪、太平街、南圻坪等區蘇維埃政權，並組織石門縣遊擊大隊，動員工農群眾參加紅軍。

　　11月下旬，敵進犯。率軍團主力迎擊。

　　11月21日，在夾山市擊潰敵十一師。

　　同日，中央發出了給長江局並轉中夏同志並轉湘鄂西特委的指示信。再次強調指出，當前「進攻紅軍蘇維埃區域，對於革命總是主要危險」。肯定了中夏來湘鄂西工作的成績和對紅二軍團和湘鄂西蘇區形勢的調查，中央特別指出：要特別注重在工人雇農貧農和中農中發展黨員；要派最得力最有威信的黨員去作蘇維埃政府的工作。仍然強調「要配合一、三集團軍在湘贛的作戰」，「主力必須用於擾亂武長路，與威迫武漢的中心任務上，同時向常德、長沙方向遊擊」，「以牽制敵人進攻一、三集團軍的陣地。」的指示。又說：「蘇區擴大十餘縣已經是不夠了」，「必須向西天門、漢川、沙洋發展；向南津澧、石門擴大」「將松滋、枝江、宜都、長陽、五峰完全佔領起來，一直打通施鶴與上下川東，這是你們最可靠的後方；向北發展要與鄂北打通……」

　　中央對湘鄂西群眾武裝給予了特別的關注。（注：見1930年11月21日《中共中央關於目前政治局勢及黨的任務、紅軍戰略、蘇維埃大會、土地農民、經濟財政等問題給長江局轉中夏同志並轉鄂西特委的指示》）

　　11月22日，由鄧中夏起草的「六大決議案」，經特委擴大會議湘鄂西蘇維埃第二次代表大會通過並修改，由特委上報中央。

　　11月23日，敵三路進攻我軍，在臨澧縣的餘市橋殲敵李國鈞旅一部，趁勢佔領臨澧縣城，粉碎敵人進攻。

　　11月26日，率二軍團主力撤至臨澧縣北的合口與第十七師會合。召開前委會議，討論行動方針。賀龍曾經提出將部隊經公安、藕池撤回洪湖蘇區，準備迎擊敵圍攻的建議。由於有中央的新的指示（注：見《中共中央關於目前政治局勢及黨的任務、紅軍戰略、蘇維埃大會、土地農民、經濟財政等問題給長江局轉中夏同志並轉鄂西特委的指示》，1930年11月21日）和鄧中夏要建立新的根據地的考慮，賀龍同志的建議沒有被採納。

　　11月，慧馨回到了上海。被中央分配在為中央服務的，備用的最機密最隱蔽的無線電臺工作。電臺的負責人是樂少華。

　　12月1日，鄧中夏與賀龍率二軍團再次進逼津市、澧縣。

　　12月2日，由47、50兩個團進攻津市，到津市街口，軍隊潰敗下來。入夜，另一路44、51團從白洋澱進攻，也退了回來。夜裡11時，46團、警衛團前來增援，佔領津市。但我軍損失也大，犧牲團長一人，軍參謀長一人，戰士四五百人。

　　12月8日晚，偵探在澧城南岸發現敵人增援，至少兩個師，已經從合口渡江。敵援軍第十九師李覺部和湘西軍閥陳渠珍部也趕到。

　　12月9日晨三時，命令退卻，並決定將傷病員運往後方，以便安置。

　　12月10日，得知敵已在洪湖根據地周圍集結，監利、潛江、華容相繼失陷，與賀龍商量後即令紅二軍攻打公安，準備由公安返洪湖以粉碎敵人的圍攻。

　　12月10日，中共中央發出《中共中央給紅軍的訓令》，在訓令中，中央把鄧中夏在紅二軍團和湘鄂西工作中總結的好經驗以及教訓，推廣到全體紅軍，這些成功的經驗和教訓有：（注：見《中共中央給紅軍的訓令》，1930年12月10日）

　　1.當紅軍在任何退卻時，必須留下有經驗的幹部人才，在敵後組織遊擊戰，並給予相當數目的武裝。

　　2.強調了關於中農政策的重要性：

　　侵犯中農利益，把他看為地主的附合者，以及不提拔他們參加蘇維埃政府機關工作等，都存在著極大的危險，會使革命受到莫大的損失。「一直到現在，我們對於中農犯了不少嚴重的錯誤，以致使一部分農民拿起武器，起來反對我們，幫助國民黨的軍隊槍殺我們的工作人員等。」

　　3.關於土地政策：

　　「在分配土地時，這三種農民的利益，一定要加以非常地注意。不允許分配城市工人家屬的土地。紅軍戰鬥員及其家庭，均應與貧農、雇農一律得到土地，過去在分配土地方面，對紅軍戰鬥員的忽視甚而不分給土地這是絕對不容許的事。」

　　4.關於加強党在紅軍中的領導：

　　政治委員工作太忙，無力顧及黨的許多工作。建議在政治委員下，設立「黨的工作委員會」以加強軍隊中党的領導和建設。這項建議，為形成我軍的決定「政治部」機構，提供了借鑒。

　　這是三中全會中央，對於鄧中夏來到紅軍後，在制止立三路線的工作，在紅二軍團的工作和蘇區工作的肯定和鼓勵。

　　12月12日，召開前委會，以松滋劉家場為中心選擇陣地與敵決戰。實時，十六師駐梅溪河，十七師駐劉家場。

　　12月14日，召開前委會討論軍事行動，調回紅二軍，令紅六軍向松滋等地進攻，以防敵人乘虛襲擊。十六師至官橋，十七師為後援。

　　12月17日，在我軍還沒有任何準備的情況下，敵人突然襲來。戰鬥越來越激烈，組織了數次突破，不見效果。當晚下令撤退。紅二軍全無損失，紅六軍損失四分之一。

　　17日的戰鬥失敗，作為政委有不可推卸的責任。1.連續的戰鬥，政委的政治思想工作沒有跟上，在疲勞中，二、六兩軍的團結又出現了裂痕。已經尋找到了嚴重缺點，沒有及時地糾正。2.12日的前委會議上，提出選擇「陣地戰」的決定是錯誤的，⑴在根本沒有摸清敵人在哪裡，敵人的底細如何，先選擇陣地戰，先入為主，忘記了知己知彼，不實事求是。⑵這個「陣地戰」的主意是政委出的，也說明了政委缺乏真實戰鬥經驗。3.部隊沒有帶好，警戒和偵察沒有佈置，連大量傷病員還沒有安頓好，戰鬥就開始了。說明敵人走在前面了。

　　12月18日，晚，命手槍隊掩護總指揮部向劉家場轉移，並令各部隊撤退。撤退中，六軍48、51團各一部，包括六軍軍長段德昌和二軍12團少數人，合計槍支1000左右，因被隔斷與主力失掉聯繫，返回了洪湖蘇區。

　　12月19日晨，軍部撤退到劉家場。

　　同日，前委決定，二軍團轉戰湘西，一方面開闢五鶴革命根據地，一面得到養息。

　　12月24日，六軍之一部與十七師一部，46、47及48團之一小部到達劉家場。在劉家場集合部隊後，經石門的子良坪、泥沙、赤綏河、南北墩，向鶴峰轉移。

　　12月27日，與賀龍率軍團指揮部抵鶴峰走馬坪時，接到湘鄂邊地方黨組織的報告，得知，被四川軍閥劉湘逼迫出川的楊森部屬張軒夥同川東的土著武裝甘占元等3000餘人、2000餘槍，自稱是「共產軍」，集結在鶴峰附近招搖撞騙，作惡多端。和賀龍研究後，設鴻門宴全數繳械。

　　12月29日，在走馬坪，收編了3000多名川軍。

　　同日，為了加強蘇區內党的領導和紅軍軍事幹部的統一力量，中夏任命，周逸群為湘鄂西聯縣政府赤衛隊總隊政治委員，原紅六軍軍長段德昌為湘鄂西聯縣政府赤衛隊總隊長。命令戰鬥中被沖散後，回到洪湖的原紅二軍團的戰鬥人員，就地集結，編入聯縣政府赤衛隊。另任命湯慕禹接任紅六軍軍長。

　　同時，還告誡周和段，在洪湖蘇區的赤衛隊，不益結成大部隊。要防止河、湖對部隊的拖累。後來赤衛隊發展得很快，達四千人，改稱新六軍。依照指示，及時分成兩股在蘇區內戰鬥的紅軍，在襄河兩邊迂回。相互支援與敵周旋。

　　12月，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在莫斯科舉行會議，討論李立三在中國革命問題上所犯的錯誤。同時會議指名批評瞿秋白在反對立三路線問題上的「調和主義」。這是共產國際要發動對中國共產黨中央機構「革命」的正式實施的信號，也就說「李立三路線已經倒臺了，那麼，和他們一樣，搞『調和』的三中全會中央也要下臺！只是我們年輕的中國共產黨中央，並沒有意識到，共產國際已經把鬥爭的矛頭指向了中國共產黨的中央了。還跟在後面盡心的作檢討、檢查。」

　　已經認為準備好了清洗中國共產黨中央的共產國際，於1931年1月，派遣了大批人馬殺向中國的上海，直搗中國共產黨中央黨部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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