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中夏年譜 1929年

1929年

　　1月，蘇兆征同志去世，他為蘇兆征寫了傳記，在歐洲發行了三千冊。

　　1月，劉長勝到莫斯科參加蘇聯工會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他利用這個機會，拜訪了鄧中夏，表露了自己想回國，但不懂外地方言，怕做不好工作的顧慮。鄧中夏親切地接待了他，向他詳細介紹了自己作為一個湘南人在北京、上海、廣州、香港、武漢等地領導開展工人運動的經驗。他鼓勵劉長勝說：「你的俄語是怎麼學的？學外鄉話雖然有困難，但是總比學外國話容易的多。」他深有體會地說：「問題不在這裡。問題在於你能不能真正到工人中去，真心實意地為工人做點有益的事。如果能做到這一點，工人就會信任你。……你能幫助工人出主意、進行鬥爭，解除工人身受的壓迫和精神上的痛苦，工人就永遠不會忘記你。」鄧中夏的談話，使劉長勝深受啟發和鼓舞，打消了回國工作的顧慮。這次談話給劉長勝留下了深刻印象，事隔29年之後，（注：劉長勝同志1958年在《中國工人》第20期上，發表的《一次難忘的會見》）回憶了那次會見的情景和感受，表達了他對鄧中夏的深切懷念和敬仰之情。

　　2月8日，李慧馨帶著孩子，來到莫斯科，鄧中夏來到火車站接他們。那時他們住在莫斯科高爾基大街的一個叫陸克斯大廈的二層小樓的二層。在這裡住的中國同志還有瞿秋白同志和後來才來的餘飛。

　　2月10日是中國的春節，中夏、慧馨和孩子，在莫斯科的一個照相館，拍攝了一張留至今天的唯一的一張全家照。

　　3月，李慧馨到東方大學學習。

　　慧馨回憶說：「在蘇聯，他忙得很，但每天我從學校（放學）回來，他都來學校的大門口等著我，我們一起穿過公園，肩並肩、手拉手地走回家。那時，他穿一雙長筒皮靴，走起路來帥得很，神著呢。如果是我在家，只要聽到他的腳步聲，我就會跑過去迎接他。那種快樂，無法形容。」

　　3月，瞿秋白因為身體不佳，到莫斯科南部的馬林諾療養，張國燾又堅持要到列寧學院去學習，中共代表團事情就全部落在鄧中夏的身上。（注：見《鄧中夏、餘飛給全國總工會的報告》，1929年5月28日）

　　4月，李慧馨懷孕了，鄧中夏非常高興，他很喜歡孩子。他希望在莫斯科這個最安全的環境中，能夠多生幾個孩子。他對慧馨說「在中國，白色恐怖下，大人隨時都有犧牲的可能！要是那樣，孩子可就更可憐了！」

　　5月28日，給全國總工會寫了一份工作報告。

　　5月末，撰寫的《中國職工運動簡史》一書，已寫成八章。在此期間，他還寫了《上海新興的黃色工會》、《組織中國農村工會問題》及《1928年之中國職工運動》三篇文章。發表在赤色職工國際月刊上。後一篇還發表在德、美及太平洋職工秘書處的月刊上。還寫了其他一些文章。

　　上半年，米夫、王明一夥又把反對他們的中山大學學生，工人出身的李劍如、餘篤山等打成「工人反動派」反黨集團。鄧中夏「認為他們都是好同志」，反對對他們進行迫害。一些案子，通過鄧中夏向共產國際主席團的申訴，才得到糾正。

　　6、7月左右，鄧中夏和瞿秋白奉命到中山大學進行調查「中國學生鬧事」的事件。

　　結果查明根本不存在所謂「江浙同鄉會」的組織，調查結果如實地報告了黨中央，並為俞秀松、董亦湘等人平了反。

　　同時，許多問題和因此而產生的矛盾，反映到了我黨中央。中央的周恩來同志，指示中共駐國際代表團瞿秋白和鄧中夏，作認真調查，並向中央報告。當時，瞿秋白同志由於身體問題，在外地療養，東方大學「學生鬧事」案件的調查研究，就落到了鄧中夏的身上。（注：見《鄧中夏、餘飛給全國總工會的報告》，1929年5月28日）鄧中夏向中共中央和共產國際主席團寫了報告。因此，米夫和王明越發記恨不能按照蘇共的意願、政策、路線進行工作的瞿秋白、鄧中夏，以及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

　　鄧中夏、瞿秋白又發現米夫與王明等人關係極不正常，他們籠絡人搞地下組織活動，蔑視中共中央的領導，有陰謀奪取黨中央領導權的種種跡象。便由瞿秋白「向共產國際東方部部長枯西寧，提出來撤銷米夫職務的建議」。這個建議觸痛了斯大林的敏感神經，未被共產國際接納。蘇共和米夫對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產生了清洗的念頭，對瞿秋白、鄧中夏等更加懷恨在心。

　　夏天，莫斯科中國共產主義勞動大學舉行學年總結大會，中共代表團與米夫、王明集團之間發生激烈鬥爭。瞿秋白出席大會，併發表演說。

　　6月初，在共產國際東方部討論富農問題時，與米夫意見發生分歧。不同意在中國完全仿效蘇聯消滅富農的政策。

　　同時，事態被米夫和王明搞得越來越大。調查中，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徵求過東方大學校方的意見，並也和他們講過，對革命同志，要分別對待，不能一律都用極刑處理。有後臺撐腰的米夫，決心把矛頭指向中共代表團的成員。他們借著蘇聯「大清洗運動」，把矛頭指向瞿秋白和鄧中夏。鄧中夏的夫人李慧馨，1926年在省港罷工中入黨，那時她17歲。王明說李慧馨當時歲數太小，「沒有經過鬥爭的考驗，入黨不作數，只能算是共青團員，」變相清除出黨。

　　當時，鄧中夏是黨中央派來的「學生鬧事案件」的調查人。面對這個挑釁，鄧中夏對妻子說：「不作數，咱們以後努力再加入一次黨！」又說：「你知道嗎？這是他們在破壞黨交給我的工作！」在努力做通妻子的思想工作之後，他們決定，李慧馨主動放棄了在東方大學學習的機會，退學了。入學不到半年，李慧馨離開了東方大學。到莫斯科的一個紡紗廠，去當一個學徒工。

　　6月初，在共產國際東方部討論富農問題時，瞿秋白和鄧中夏與米夫的意見發生了分歧。他們不同意在中國完全仿效蘇聯消滅富農的政策。

　　夏天，鄧中夏在赤色工會國際第十次執行委員會上，作了關於中國職工運動的長篇發言。他在這次發言中，分析了「目前階級鬥爭的形勢」、「國民黨的工人政策」、「黃色工會的興起」、「赤色工會的困難」、「黨內對職工運動的錯誤」等問題以後，作出了8點結論。會後，根據鄧中夏的發言精神和他的建議，赤色工會國際作出了《關於中國黃色工會的決議案》。由於歷史的局限性，鄧中夏的發言和赤色職工國際的這個決議，也都存在一些問題，主要是在對待黃色工會的策略上，同樣存在拒絕利用合法手段進行鬥爭的左傾錯誤。但是，他對國民黨的工人政策和對黃色工會性質的分析，他對赤色工會限於困境和黨內對職工運動有錯誤等問題上的認識，他強調要「加緊在有群眾的黃色工會中工作去奪取其群眾」和「注意組織廣大無組織的工人」等主張，是基本正確的。

　　8月15日—8月21日，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參崴）出席第二次太平洋勞動會議，是這次會議的組織者之一。

　　8月底—9月初，作為中國共產黨的代表，出席蒙古人民革命黨的代表大會，並代表中國共產黨在會上致詞。

　　會後到蘇聯哈巴羅夫斯克（伯力）。由於蔣介石再次掀起了反蘇反共反革命的逆浪，命令張學良的東北軍強行佔領中東鐵路。鄧中夏到了那裡，組織在蘇聯東部的華工展開反蔣鬥爭。

　　秋，米夫、王明等人利用中山大學進行清黨之機，把大批反對過他們的中山大學學生誣為參加「第二路線聯盟」的反黨分子，並經過精心策劃，採用捕風捉影、斷章取義等伎倆製造「罪證」，把瞿秋白、鄧中夏等人打成中山大學「反黨第二條路線聯盟」的支持者。這一指控得到蘇共中央支持，使鄧中夏和瞿秋白等同志蒙受不白之冤。

　　11月7日，中華全國總工會在國內召開了第五次勞動大會，在大會上他被選舉為全國總工會執行委員和七個常委之一。

　　11月，帶著兒子斯梯兒和妻子李慧馨一起參加了蘇聯的國慶節。

　　年底，蘇共開展所謂「反右傾機會主義鬥爭」的「大清洗運動」，米夫在勞動大學也搞「停課鬧革命」，趁機把反對過他的、曾參加過上海三次武裝起義的骨幹、工人學員，定為「流氓無產者」，開除黨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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