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中夏年譜 1930年

1930年(1)

　　年初，國內，秋收起義之後，中國農民革命隊伍、革命理論飛速發展。在黨的第五次代表大會上，這個理論在黨中央得到了支持。

　　2月5日，在中國湖北的鄂西特委根據中央的指示，在監利的王家橋宣佈，決定將鄂西遊擊總隊改編為紅軍中央獨立師，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第六軍，軍長孫德清（不久孫德清因病離職，由鄺繼勳繼任），政委周逸群，參謀長許光達。下轄兩個縱隊。第一縱隊司令段德昌，政委王鶴，參謀長王一鳴。二縱隊司令段玉林，政委周容光。

　　2月，鄂西特委指示紅四軍東下，與西上的紅六軍會師。紅四軍東下前，在鶴峰組織了一個以王毅夫為書記的中心縣委和一個獨立團，在桑植留置了一支遊擊隊，堅持湘鄂邊地區的遊擊戰。

　　春天，在莫斯科，鄧中夏起草的關於中山大學「學生鬧事」的報告，經過中央的審定，上報給了共產國際主席團。

　　5月1日，鄧中夏和妻子李慧馨，一起去看望他們的兒子斯梯兒，並且帶著他參加了慶祝大會。

　　5月，在國內，鄂西特委在石首的調弦口召開了江（陵）、石（首）、監（利）、沔（陽）、潛（江）五縣第一次工農兵貧民代表大會，成立鄂西五縣聯縣政府，周逸群任主席。

　　5月，在全國紅軍代表會議上，決定將湘鄂西地區的紅四軍和紅六軍合編組成中國工農紅軍第二軍團。

　　5月的一天，在莫斯科周恩來同志的家裡，召開了一次重要的會議，會議研究了中國國內的形勢，會上決定，周恩來同志、鄧中夏同志儘快回國。

　　6月初，在共產國際東方部討論富農問題時，與米夫意見發生了分歧。代表團不同意在中國完全仿效蘇聯消滅富農的政策。

　　6月，國內，紅二軍團剛剛成立，原紅四軍改為紅二軍，原紅六軍仍稱紅六軍。受中央和鄂西特委領導，兵力達萬餘人，但其軍事力量還相當薄弱。

　　在中國共產黨的中央委員會中，支持中國式革命理論的核心正在逐漸形成。中共六大在大會前和大會上，關於中國革命的理論的爭論日漸明朗。

　　在六大會議後，中共和蘇共在中國革命的最基礎理論上，產生的矛盾也日漸明朗和尖銳。這些在當時正在逐漸地形成為中國革命的主流理論。但確和當時「世界革命的主流理論」蘇共革命理論的模式相背道。

　　上半年，中國共產主義勞動大學清黨結束後，王明等人陸續離開莫斯科回到上海。

　　6月初，蘇聯黨和政府的領導人斯大林，決心要對中國共產黨「動手術」了。這手術的第一刀就刺向和他們在個別問題上意見不一致的中國共產黨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身上。中共代表團關於「中山大學學生鬧事給共產國際的報告」，激怒了蘇共的領導；瞿秋白的報告更加讓蘇共不能容忍，他們又看到了中共領導層的知識分子堅持自己的理由。一個聽話的「孩子」變得如此大膽了！

　　他們以共產國際主席團的名義，擬就了一個決議文件，以中共代表團在處理中山大學「學生鬧事」的問題上不能和蘇共保持一致，並對中國共產黨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工作加以全盤否定。召集了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成員瞿秋白、鄧中夏、張國燾和餘飛到場，由米夫宣讀了文件。聽到宣讀決議，鄧中夏按捺不住氣憤和激動，當場對決議提出強烈的反對。

　　夏初，共產國際政治委員會通過「因中山大學派別鬥爭關於中共代表團行動問題決議案」，錯誤地指責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瞿秋白、鄧中夏等人支持了中山大學李劍如、餘篤山的派別活動，要求中共中央刷新代表團的成分。

　　中山大學「學生鬧事」，本來就是米夫扶持下的「中國學生支部局」，鼓勵學生們給支部局提意見，但卻反過來對提出不同意見的學生，按照蘇共處理敵我矛盾的辦法無限上綱，用打、壓、流放、殺的辦法加以處理，因此而產生的所謂「事件」。「事件」發生後，中國共產黨派鄧中夏到中山大學進行核實調查，並寫出了一份解決和處理問題的意見。建議根據問題的不同性質、不同情況，用不同的辦法處理問題。這自然和蘇共一概用敵我矛盾的處理問題的辦法不一致了。

　　對於因此而產生的否定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做法，鄧中夏大發脾氣！並以理相爭，表示要向共產國際主席團提出控告！

　　在整個過程中，代表團成員瞿秋白、鄧中夏以及餘飛都意見一致。

　　6月11日，在國內，李立三主持下，在上海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幾省的首先勝利》決議案。自此，以李立三為代表的「左」傾盲動主義在黨中央佔據了統治地位。

　　夏天，米夫到中國擔任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

　　6月19日，在莫斯科，鄧中夏停止了《中國職工運動簡史》的繼續撰寫。在著者的申明中說：「列寧說過：『因為作出「革命底經驗」總是比論述「革命底經驗」更為愉快，更為有益』，所以著者對於本書雖因未能及時完成引為恨事，然而卻因為回國參加革命實際工作又引為莫大的快事。」滿懷信心離開莫斯科回國。（注1：見《鄧中夏文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23—424頁「著者申明」）

　　6月19日，根據中央的安排，鄧中夏回國。

　　20日，鄧中夏和陸定一同志裝扮成商人，鄧中夏是老闆，陸定一是他的夥計，一同乘火車離開了莫斯科。一路上鄧中夏對陸定一講的最多的話是「要搞土匪，要學土匪；中國歷史上土匪占山頭的事多了去了。占山頭能夠占很久，以致一百多年！有的可以跨朝代存在。」他認為：「占山頭是可以搞的，這是中國戰爭突破口的戰略！」火車到了海參崴。為了避免特務的跟蹤，他們又轉道哈爾濱、瀋陽，到了大連。在大連乘貨輪，坐統艙來到上海。（注：見《陸定一談話記錄》，1981年10月16日，未刊稿，地點北京醫院，參加人：魏巍、錢小惠、李致寧）

　　7月3日，在中國湖北，紅六軍佔領了湖北公安。

　　7月4日，紅四軍到達公安縣城的南平與紅六軍勝利會師。

　　7月7日，賀龍與周逸群等召開四、六兩軍前委聯席會議。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兩軍合編為紅二軍團，賀龍任總指揮，周逸群任總政委，孫德清任總參謀長；紅四軍番號改為紅二軍，賀龍兼軍長，朱勉之任政委，部隊編成第四師和一個警衛團，第四師師長王炳南，政委陳協平；紅六軍以鄺繼勳任軍長，部隊編成第十六、第十七兩個師；第十六師師長王一鳴，政委王鶴；第十七師師長段德昌，政委許光達。兩個軍共10000餘人，5000余支槍。

　　7月上旬末，以周小康為書記的鄂西特委要二軍團乘勢攻取荊（荊州、今江陵）沙（市），賀龍與周逸群等考慮部隊會師伊始未經整頓，如進攻守備較強的荊、沙，恐難獲勝，遂改變計劃，決定先攻監利。

　　7月13日，賀龍、周逸群等指揮紅二軍團進攻監利，因兩個軍之間配合不密切，未能攻克。軍隊受到了嚴重損失，撤至江陵縣的新觀、普濟觀一線休整。

　　7月15日，當鄂西特委得知，中央經濟嚴重困難，急需緊急接濟時，千方百計籌集到12000餘元，交中央聯絡員。不幸在半路被敵人劫去。

　　7月19日，鄧中夏從蘇聯回到上海後，被任命為中華全國總工會黨團成員、全國總工會宣傳部長。

　　7月27日，紅一軍團和紅三軍團奉中共中央命令，乘虛攻佔長沙城。8月5日，久攻不下，被迫退了下來。

　　7月下旬，瞿秋白受共產國際委託，負責糾正李立三「左」傾冒險錯誤，離開莫斯科經歐洲回國。

　　7月，為了完成擴大紅軍的任務，甚至還採取了特別的手段，當時黨中央提出：鄂西黨（的）任務，擴大紅軍30萬。當時，鄂西特委根據具體情況，用一切力量最多能擴大三萬人。但中央批評湘鄂西特委是機會主義。

　　7月，鄂西特委決定：擴大紅軍五萬。許光達回憶說：「當時的擴兵方法是召開群眾大會，會場紮彩門兩個，一個寫著革命的門，一個寫著反革命的門，宣佈：願革命者，走革命之門，願反革命者，即走反革命門。群眾都背著梭鏢由革命之門而出。這樣既走革命之門，則一律編隊參加紅軍。（擴充紅軍，直接隨軍開往武漢前線）如此，群眾怨聲載道，以及各種過左的政策和強迫命令的方法。結果造成根據地的群眾反水，反對蘇維埃。」（注：見水工：《許光達大將》，海燕出版社1989年版，第139頁）

　　7月，鄂西特委還召開了第三次代表大會，制定了「三個月工作計劃大綱」，在左傾命令的強制下，將蘇區各縣的地方武裝，全部調走擴充紅軍，紅二軍團兵力突增至萬餘人。紅二軍團開赴武漢前線。（注：見中央檔案館、湖北省檔案館、湖南省檔案館編《湘鄂西蘇區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特委文件）》中的《鄂西三個月的工作計劃大綱》，1930年6月）

　　7月，在蘇聯，他們的孩子老三已經六個月了，孩子到了要斷奶的時候了。鄧中夏和慧馨和他們的英文翻譯一起把孩子送到了托兒所，那裡已經聚集了許多中國同志的孩子。入所登記是英文翻譯用英文填寫的。李慧馨在工廠上班，起先每個禮拜都來看孩子，後來托兒所規定，斷奶的孩子，兩個禮拜看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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