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中夏年譜 1928年

1928年

　　1月，面對廣州暴動失敗的局勢，被任命為廣東省委書記的李立三到任後，脫離了中國革命實際，採取了過激政策，大大地傷害了廣大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的革命積極性。也因為和中央的政策不一致，黨中央及時地發現了這個情況，立即調李立三回中央「述職」，派中央代表周恩來和廣東代理書記鄧中夏前往廣東，及時地進行了撥亂反正。

　　1月25日，周恩來、鄧中夏（被任命為代理書記）來到廣東省委所在地香港。

　　2月，在任職期間，著有《廣州暴動與中國共產黨的策略》，（注：該著作後來於1930年12月25日，由無產階級書店出版在《廣州公社》中，署名中夏。）

　　2月底，鄧中夏在香港。當時廣東省委常委會議剛剛開始。其中一個到會的委員，被其家鄉的一個劣紳，為報私仇跟蹤到了香港，並發現了常委開會的地點。劣紳報了警，使全體到會常委集體被捕。

　　3月，周恩來同志親往香港，在一段較長的時間內，幫助新成立的省委收拾殘局。並親自組織設計營救鄧中夏等同志出獄的計劃和策略。他根據香港當局法院的性質和商業性強及案情的特點，指出：

　　1.鄧中夏剛被捕，敵人還不知道他的身份；

　　2.香港法律規定，三個月內，法院如果拿不到任何證據，被捕人應當被判定「查無證據，無條件釋放」。

　　3.在一定的條件下，香港的法律是可以「被鬼推磨」的。

　　周恩來給廣東省委的，保護和營救鄧中夏的指令是：

　　A.中夏同志現在的身份是大商人，把他打扮成富商，以取得單獨關押的牢房的條件（以儘量減少與更多人的接觸。）

　　B.廣州認識他的人太多，出獄時一定要想法被「驅逐到上海」。並強調指出，「在該用錢的時候，一定要捨得用錢！」

　　3月18日，赤色職工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在蘇聯莫斯科召開，蘇兆征同志代表中國工會出席了這次會議。鑒於中國工人運動轟轟烈烈，近三十萬工人罷工堅持了一年零三個月，在世界工人運動中所做出的重大貢獻，蘇兆征和鄧中夏都被選舉為赤色職工國際「四大」的執行委員會委員。鄧中夏當時正遭遇被捕，被押在香港的監獄中，沒有出席這次會議。後來他出獄後，出席了在莫斯科召開的中共六大。在蘇聯期間，作為執行委員，參加了赤色職工國際執行委員會的許多工作。

　　5月初，鄧中夏被宣判提前釋放，被「驅逐到上海」。經廣東黨組織的精心安排，在香港海員工會工人們的掩護下，乘郵輪回到上海。由於驅逐時間提前了，接頭時間和地點沒有傳達到位。鄧中夏到了上海，沒有接上頭，暫時住在海員工人地下黨員方世林在上海的家中，約一周多。

　　5月10日左右，在上海，周恩來親自來到李小妹的家，告訴她，「你中夏哥就要回來了！」並告訴了她接頭的時間在5月20日至之後的兩周內及接頭的暗號、地點（上海愛瑪雅大旅館）。

　　5月中，李小妹帶著她一心想參加紅軍的弟弟李啟蒙，一同來到上海愛瑪雅大旅館，但是始終沒有見到要接頭的人。

　　5月中，長時間沒有接上頭，鄧中夏知道這是在某個環節上出來問題。就自己走上街，認真觀察所熟悉的街道，觀察周圍情況，果然碰上了蔡暢同志，總算接上了頭。即刻得到了通知，「立即前往莫斯科，籌備並參加中共六大」。

　　5月，由上海出發赴莫斯科。鄧中夏、蔡和森、羅章龍、陳獨秀和張國燾是共產國際直接點名要出席的代表。陳獨秀拒絕出席大會。

　　6月中旬，斯大林在莫斯科接見瞿秋白、周恩來、鄧中夏、蘇兆征、黃平等人，對中國革命問題作了重要指示。

　　6月14—15日，在莫斯科參加六大預備會議，是籌備委員會的重要成員之一。

　　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國共產黨在莫斯科召開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瞿秋白和周恩來等主持了大會。大會選出瞿秋白、周恩來、張國燾、關向應、向忠發、蘇兆征、項英等十五人組成大會主席團。瞿秋白作了《中國革命與共產黨》的報告和《政治報告討論後之結論》。接著，在克里姆林宮舉行中共六屆一中全會。瞿秋白同向忠發、周恩來、蘇兆征、張國燾、蔡和森、項英七人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向忠發任總書記。六大結束後，瞿秋白同張國燾、鄧中夏、余飛、王若飛組成中國共產黨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瞿秋白任團長。

　　6月18日至7月11日，出席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是會議的積極參加者。是大會主席團委員。會議為每一個代表都編了一個代號，會議期間鄧中夏的代號為1號。參加了大會的政治委員會、組織委員會、職工運動委員會、蘇維埃委員會、軍事委員會等工作。在會上作了中國職工運動的報告，並參加了大會的政治決議案的起草工作。大會期間，在一些爭論的問題上，「當時中夏、蘇兆征、周恩來、瞿秋白在一道，看問題是一致的。」（注：見《楊之華大姐談話記錄》，1957年，未刊稿）大會中，他對許多問題都提出了有益的意見，提出不少積極性的建議。參加了許多決議案起草委員會的工作。

　　6月21日，大會主席團決定組成十個議案委員會，鄧中夏參加了政治、組織、職工運動、蘇維埃運動、軍事五個委員會的工作。

　　6月22日，在討論政治報告時，發了言。

　　6月26日，在討論政治報告時，再次發言。

　　6月，在政治委員會上發了言。

　　7月6日，在第六次代表大會上，作了《職工運動報告》。

　　同日，在討論「職工運動報告」時發言，並被大會選為出席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的代表。

　　7月10日，被選為中央候補委員，同日大會通過了他在大會上作的「職工運動報告」，形成了大會的《職工運動決議案》。

　　7月17日至9月1日，出席共產國際在莫斯科召開第六次代表大會。

　　7月19日，出席六屆一中全會。

　　7月至1933年5月任中共第六屆中央委員會候補委員。中共六大後留在莫斯科。被任命為中國共產黨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成員。

　　8月上旬，受赤色職工國際的委託，前往蘇聯東海岸的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參崴）籌備第二次太平洋勞動大會，會議的大多數決議，他都參加了起草。

　　8月18日，他的第二個孩子在上海出生。後來他在莫斯科的英文秘書冀朝鼎，按照中夏的意願，給孩子起了個名字叫斯提爾·鄧（steel deng），意思是希望他長的和鋼鐵一樣堅強。

　　8月19日，在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主席團會議上，給共產國際提出幾項建議，其主要內容有：

　　1.要求蘇聯開辦一個大規模的中文字印刷所，以滿足中國和世界各國對中國革命宣傳與鼓動的急需。

　　2.初步組織一個翻譯委員會，翻譯馬克思全集和列寧全集，以滿足國內革命的急需。並建議調集在莫斯科以及中國國內的翻譯人才，如李季等人，擴大翻譯的隊伍。

　　3.建議集中一部分力量來編輯和撰寫中國的有關歷史。

　　4.在國內廣泛地恢復和發行黨的和工會的各種刊物。

　　這段時間，他還到列格勒給中國學生作報告，傳達了中國共產黨第六次代表大會的情況和中國革命的形勢。

　　8月15日至8月21日，第二次太平洋勞動大會在蘇聯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參崴）海濱俱樂部召開，參加中國代表團的有鄧中夏、瞿秋白（因為參加在巴黎召開的「反帝同盟大會」晚來了幾天）、楊之華、史文彬、陳卓吾和餘飛等。鄧中夏是會議的主持人，主席團的成員。會議的各項決議案由他來宣讀，在會上他還作了中國職工運動的報告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報告。

　　8月，出席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

　　8月，他向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主席團提出的書面建議中，在建議由共產國際東方部中國問題研究會組織編纂的一系列書目裡，正式提出了編著《中國職工運動史》的課題。他利用在莫斯科生活比較安定的機會，擠時間抓緊進行了本書的編寫工作，這也是他多年來的願望。

　　8月，鄧中夏「在蘇聯的工作相當繁重，」他說：「現在工作極多，因為瞿秋白八月中兩次下鄉養病，而張國燾堅持入列寧學院去讀書，事實上學生問題也都由鄧中夏和余飛管」。（注：見鄧中夏《向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主席團的建議》，1928年8 月19日）

　　8月，這時正是中國革命大變動的時期，毛澤東領導的湖南農民秋收起義的部隊和朱德所帶領的南昌起義的部隊在井岡山會師，井岡山的革命形勢煥然一新。勝利的信息傳到莫斯科中共代表團處；鄧中夏和瞿秋白等，都非常贊同毛澤東開展遊擊戰爭的思想和路線。鄧中夏經常到中國學生集中的各個院校，去作中國國內形勢的報告，專門講述國內武裝革命的大好形勢。

　　9月，蘇共發動清党運動，米夫、王明等人趁機打擊瞿秋白及持不同政治觀點的其他同志，誣衊瞿秋白是「機會主義和異己分子的庇護者」。

　　秋天，中共代表團與共產國際監察委員會、聯共監察委員會聯合調查中山大學問題，做出不存在「江浙同鄉會」反黨小組織的結論。

　　10月（至1930年9月）任《布爾什維克》編輯委員會委員。

　　10月初，被中華全國總工會選舉為駐赤色職工國際代表團代表，成員還有蘇兆征、餘飛（後叛變）等。參加了赤色職工國際的各種會議。

　　10月初，到赤色職工國際工作以來，曾指導瞿景白同志編成《國民黨反動後之中國職工運動》一書，篇幅很大，寄回國內印刷。

　　秋冬，王明等人在中山大學校長、共產國際東方部負責人米夫的主持下，把在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的中共黨員俞秀松、董亦湘等人打成反革命組織「江浙同鄉會」的頭子。很多同學不服，紛紛向黨中央和中共中央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告狀。

　　同一期間，鄧中夏作為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成員，與東方大學校長米夫進行過堅決鬥爭。反對他不進行認真調查研究，不與中國共產黨通氣、通報情況和意見，粗暴地對待中國共產黨派去學習的共產黨員，以致開除、流放、殺害，打擊迫害中國學生的惡劣行為，盡可能地保護了一些受到迫害的中國學生。因此遭到了王明、米夫及他們的支持者的忌恨。

　　10月，他在出席赤色工會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後不久，就在國際的刊物上，發表了《白色恐怖下之中國職工運動》一文，分析了大革命失敗以來中國工人階級在白色恐怖下艱苦奮鬥的狀況，指出了當時中國工運面臨的問題和任務，呼籲「世界無產階級予以廣大的援助」。

　　12月，接到黨組織的通知，夫人李慧馨到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她帶著四個月大的孩子（老二），穿過東北，秘密越過滿洲里封鎖線，來到蘇聯境內，乘火車前往莫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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