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中夏年譜 1927年

1927年

　　1月1日，國民政府由廣州遷到武漢。

　　1月2—3日反動的廣州機器工會，在廣東當局縱容下，對廣州鐵路工人發動進攻。鐵路工人在農民自衛軍和省港罷工工人的聲援下，英勇擊退敵人。

　　1月21日，在第39期《人民週刊》上，發表論文《廣州工潮與經濟發展抑或衰落》，署名中夏。當時有人說，廣州有經濟衰落的現象，並且這是由於工潮影響的。鄧中夏同志在這篇論文中，舉出了許多事實，批駁了這種錯誤的論調。

　　1月30日，在第40期《人民週刊》上，發表論文《廣東經濟不發展的原因》，署名中夏。這篇論文是繼上期《廣州工潮與經濟發展抑或衰落》一文之後，對廣東經濟問題的進一步探討。

　　1月，在全總執委會議上提出，制定編輯出版職工運動叢書的計劃。其中所列準備編著出版的有27種書。

　　1月底或2月初，中華全國總工會為了便於領導全國工人運動，由廣州遷到漢口。從此，中國工人運動便展開了一個新的局面，全國總工會的工作從廣東、廣西發展到北方及上海、長江流域，日益成為全國工人的領導核心。全國總工會北遷武漢以後，鄧中夏同志因工作關係，仍留在廣州。

　　2月7日，在第41期《人民週刊》上發表紀念「二七」的論文《「二七」與國民革命》，署名中夏。

　　文章論述了1923年「二七」罷工的意義和它對於國民革命的關係，並指出革命群眾應該團結起來，繼承「二七」的精神前進，以達到國民革命的迅速成功。

　　在同一期《人民週刊》上，還發表了另一篇論文《工鈔與物價》，署名中夏。

　　在這篇文章裡，鄧中夏同志根據馬克思的經濟學原理，引用了馬克思在《哲學的貧困》、《工錢勞動與資本》等經典著作中的論點，闡述了工錢與物價的關係，說明物價的增高，並不是因為工錢的增高而來的，倒是工錢的增加，是因為物價的增高而來的。

　　同日，出版小冊子《1926年之廣州工潮》，署名鄧中夏。

　　2月11日，中華全國總工會由廣州遷到武漢並開始辦公。

　　2月14日，在第42期《人民週刊》上，發表論文《「年初二」問題解決的途徑》，署名中夏。

　　2月17日，廣東政府警備司令部及公安局藉口取締「工人持槍毆鬥」，收繳工人糾察隊武裝，省港罷工工人及廣州工人為此向農工廳請願，提出抗議。

　　2月19日，在第43期《人民週刊》上發表短文《歡迎國際工人代表團》，署名中夏。

　　3月16日，中共廣東區委會、省港罷工委員會、中華全國總工會廣州辦事處、廣東省農民協會等團體聯合會發表對時局的宣言，要求國民政府認真執行民族革命的工農政策，實行進步的農村政策。

　　3月下旬，省港罷工工人與廣州工人共同舉行慶祝上海工人武裝起義勝利的活動。

　　4月11日，第651期《工人之路》，刊有一則消息，題為：《鄧中夏在武漢出席第四次勞動大會》。從消息的時間看，鄧中夏同志可能在四月初就離開廣州到武漢去了。

　　4月初，中夏同志到了武漢，不久，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反動集團叛變了革命，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便遭受了失敗，從此，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進入一個困難的時期，鄧中夏也面臨著新的、更艱巨的革命鬥爭生活。

　　4月初，武漢國民黨政府成立，有人勸他接受武漢政府的聘請，出任勞動部秘書長的職務。他堅持自己的一貫信念，即：個人決不參加國民黨，也決不參加國民黨政府的工作，包括不在國民黨政府下的工人機構工作。他說，「武漢政府，無心真誠解決勞工問題，任此職必然要脫離群眾，堅決不幹。」

　　4月12日，蔣介石在上海開始了他預謀已久的反革命大屠殺，中共中央急速從上海遷到武漢。

　　4月15日，國民黨反動派在廣州實行反革命政變。反動軍隊包圍省港罷工委員會等革命團體，解除黃埔軍校和省港罷工委員會的武裝，並大肆屠殺省港罷工委員會領導人、廣東工人運動領袖及共產黨員、革命群眾。此後省港罷工委員會等革命組織陸續轉入秘密的地下活動，繼續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堅持與國民黨反動派作鬥爭。

　　4月27日—5月9日，在武漢出席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再次被選為黨的中央委員。

　　會議期間，他和許多同志一起，堅決反對陳獨秀的右傾投降路線。他列舉了法國革命和俄國二月革命中，資產階級的當權人，鎮壓和殘殺無產階級及一切革命群眾。他又引證了中國「五卅運動」，「當時在上海，不正是資產階級勾結軍閥和帝國主義出賣工人階級嗎？」（注：見羅章龍：《回憶鄧中夏同志之二》1961年12月，未刊稿）他還列舉了廣大工人群眾，要求黨，立即起來領導群眾戰鬥的實例。要求徹底清除右傾投降路線，立即武裝工農群眾，對陳獨秀進行了堅決的鬥爭。

　　5月20日，第一次太平洋勞動大會在武漢舉行，他是積極的參加者。

　　6月18日，鄧中夏同志擔任了中共中央秘書長。當時已經有許多跡象表明，武漢汪精衛政府企圖叛變，為了應付突然的事件，中央各部門的人員在壓縮、疏散。文件、檔案也在整理和銷毀。經他談話調動、任命的人員很多。

　　6月20日—23日，參加了在武漢召開的全國第四次勞動大會，是大會的主持者之一。在會上作了收復武漢租界的典型報告，並嚴厲地批駁了工農運動過火論，說「工農運動沒有過火，是反革命太過火了！」會上被再次選舉為中華全國總工會執行委員。

　　6、7月間，他曾經到過湘南，傳達了中央對於當地農民秋收暴動的精神。

　　6月下旬，江蘇省委書記陳延年同志被捕，並於7月4日英勇犧牲，省委遭破壞。

　　7月2日，新上任的江蘇省委書記趙世炎同志被捕，7月19日英勇犧牲。

　　7月15日，武漢汪精衛叛變，開始大量屠殺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

　　7月17日或18日，中央政治局召開緊急會議，中央決定，緊急組織革命的武裝，要以武裝的革命來反對反革命的武裝。會議內容之一是派中央常委李立三和中央秘書長鄧中夏趕往九江，和葉挺等同志研究並摸清北伐軍中組織武裝起義的可能性，以及隨張發奎南下的葉挺部隊重回廣東，並拿出武裝反抗國民黨叛變革命的決策性的意見。

　　7月19日，鄧、李到達九江。

　　7月20日左右，鄧中夏、李立三、譚平山、葉挺和聶榮臻在九江舉行會議。根據形勢的變化，決定立即舉行暴動，並請鄧中夏和李立三將此意見立即上報中央。

　　7月21日李立三、鄧中夏立刻趕到廬山，向瞿秋白彙報大家關於南昌起義問題的急切建議。瞿秋白表示同意，由瞿秋白即刻帶回武漢，向中央報告。

　　7月23日，共產國際代表羅明納茲到達漢口。當晚與瞿秋白等人晤談。

　　7月24日，鄧中夏、李立三、譚平山、惲代英在九江召開第二次會議，決定28日舉行暴動，並急電報告中央。

　　7月25日，瞿秋白出席中央常委擴大會議，討論南昌起義問題。決定成立以周恩來為書記的前敵委員會。

　　同日，周恩來趕到九江，立即在九江召集鄧中夏、李立三等開會，研究出起義的詳細計劃，並派鄧中夏回武漢將此計劃報告中央。

　　7月，因為江蘇省委書記被捕，中央決定，任命鄧中夏為中共江蘇省委書記。化名天齊。

　　8月1日，南昌起義爆發。

　　8月3日，瞿秋白主持擴大的中央常委會議，李維漢、蘇兆征、蔡和森、鄧中夏、任弼時、張太雷、林育南等參加會議，討論中央緊急會議的準備工作。

　　8月7日，瞿秋白主持召開了中央緊急會議，即八七會議。毛澤東、鄧中夏、瞿秋白、蘇兆征等到會參加。會議正式改組了中央領導機關，選舉蘇兆征、向忠發、瞿秋白、羅亦農、顧順章、王荷波、李維漢、彭湃、任弼時等九人為正式委員，鄧中夏、周恩來、毛澤東、彭公達、張太雷、張國燾、李立三等為候補委員。組成以瞿秋白為首的新的中央臨時政治局。

　　8月9日主持召開中央臨時政治局第一次會議。會議選舉瞿秋白、李維漢、蘇兆征三人組成中央臨時政治局常務委員會，主持中央工作。會議討論和決定了政治局的分工：瞿秋白兼管農委、宣傳部，並任黨報總編輯。

　　七八月間，最重要的工作是重組江蘇省委，恢復省委工作。鄧中夏任省委書記；陳喬年任宣傳部長；李富春任組織部長（當時叫大盛）；王若飛任農委書記。當時在工作上接觸最多的就是中央軍委書記周恩來。鄧中夏化裝成布匹大商人，化名楊富貴，對外叫楊老闆，同志們叫他老楊。

　　八七會議後，當時，江蘇省委領導著上海市、江蘇、浙江黨的工作。重心轉向農村，貫徹秋收暴動、土地革命和打土豪分田地的方針。

　　以前一向是以上海城市為中心，上海工作壓倒一切。而今，省委決定，改組和充實各縣縣委的力量，調集一些本鄉本土的黨員下鄉，又調集一些從武漢撤退到上海的黃埔軍校的學生農民講習所的學生等充實各縣縣委。

　　同時，為了適應新的形勢，把全區（包括上海、江蘇和浙江）分成六個特區，特委書記由各縣委書記擔任，並設有專門的軍委委員。軍委成員由中央直接委派。組織重新整頓後，不但恢復了原有的各縣縣委，原來沒有成立黨組織的縣也建立起來了，為以後的武裝鬥爭打下了基礎。

　　同時，為了保存革命的實力，把已經暴露身份的幹部調到外地，把在「四一二」鬥爭中經過考驗的工人糾察隊隊長、工會幹部、各支部的書記，都秘密地輸送到莫斯科中山大學（後來的東方大學）學習。

　　江蘇省委的另一項工作就是搞農村暴動。在整頓恢復省委建制後，他深入到農村，親自參加農村秋收暴動的發動工作。一身農民打扮，跟著當長工的雇農，來到地主家的牲口棚裡，跟他們講，窮苦人要翻身，要靠自己起來鬥爭的道理。夜晚就和長工一起睡在草料堆中。親自串戶的發動，組織並領導著暴動的隊伍。

　　中國共產黨正在摸索一條適合農村鬥爭的革命道路，那時毛澤東同志在湖南的經驗在黨內深得人心，但是具體到每一步如何去做，大家都在摸索。開始只知道打倒土豪劣紳，不知道要建立根據地，要分田地……

　　8月，周恩來同志早就告訴中夏她的妻子小妹（李慧馨）在廣州的新的地址。白色恐怖下生活雖然艱難，但暫時還沒有危險。此時稍有空，派人把他們接來。李慧馨和媽媽韋內雪，還有薛映華（李啟漢的妻子）來到了上海，住在江蘇省委機關，上海大沽路5號。妻子發現中夏身上長滿了疥瘡。他笑著告訴妻子，「在農村，只能睡在牲口吃的稻草堆裡。」妻子就自己當起了護士，每天給他清洗，塗抹硫磺膏。並硬拉著他到窗口，讓陽光暴曬裸露的瘡口。很快就好了起來。

　　「四一二」、「四一五」以後，犧牲了許多同志，黨內普遍存在著嚴重的報復心理，要行動，要殺仇人、敵人（蔣介石反革命集團、地痞流氓、工賊及叛徒），一時，氣氛相當激昂。

　　10月份，在鄧中夏的領導下，在上海建立了一個武工隊，群眾叫他們「打狗隊」，都是由上海三次武裝起義後的骨幹分子組成。擇其罪大惡極作惡多端的敵對分子和罪惡叛徒，由各支部提名，經區裡批准，再經省委審定，交「打狗隊」處以極刑，既打擊了敵人的囂張氣焰，又鼓舞了廣大黨員和革命群眾的鬥爭士氣。

　　10月22日，中央常委通過決議，決定出版中央機關報《布爾塞維克》，由瞿秋白、羅亦農、鄧中夏、王若飛、鄭超麟等五人組成中央機關報編輯委員會，瞿秋白為主任。

　　12月11日，廣州起義爆發。

　　12月末，鄧中夏在離開江蘇省委之前，對江蘇省委的農民運動，曾佈置過一次暴動的工作，對之前的暴動工作的不足，作了小結。中夏在會上強調指出，「一暴二移」是錯誤的，不能持久，剷除了惡霸地主，把地主的財產一分，就散了隊伍，活像流寇。把暴動後的農民帶到別的地方去，更是錯誤的。要搞暴動、搞武裝鬥爭，必須要能把基本的力量作為基礎留下來，絕對不能脫離群眾。應當把幾個地方聯合起來暴動，不能這裡起來了，那些又下去了。……這次會議，長江局羅亦農的同志也參加了。（注：見《黃逸峰同志談話記錄中夏在江蘇省委》，1961年7月4日及7月25日，未刊稿）

　　廣州起義失敗，省委書記張太雷同志英勇犧牲。

　　12月13日廣州暴動失敗後，大批人員經化裝，從汕頭和香港陸續退到上海，當時鄧中夏同志的一個重大任務，就是接待安置和疏散廣州起義人員。省委在北四川路和河南北路都租了房子，作為臨時的住處。葉劍英、聶榮臻都是這時到達上海的。一段時間之後，又負責輸送、護送他們到各地去工作，包括徐特立、賀龍被送到洪湖。

　　除了安置同志們之外，他就是忙著交代工作，他走後，江蘇省委書記由李維漢同志擔任。

　　早在省港罷工時，他所組織的三千人的武裝工人糾察隊，已經汲取了不少的經驗，那時他就一而再地提請中央，一定要注重組織工人武裝，並提議中央「放在第一位去考慮」。（注：見羅章龍：《回憶鄧中夏同志之二》，1961年12月，未刊稿）

　　大革命失敗後，在全總擴大會議上，他再次提出「建立工人武裝糾察隊」的問題。在這次大會上他被確定為中國共產黨出席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的代表。

　　年底，李立三任廣東省委書記，省委機關設在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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