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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2)


  5月1日,第二次全國勞動大會在廣州召開,共到代表281人,代表工會166個,代表有組織的工人54萬。大會估計開了7天,通過了三十多個決議,其中最主要的是:一、工人階級與政治鬥爭決議案;二、經濟鬥爭決議案;三、政治問題決議案;四、工農聯合決議案;五、剷除工賊決議案;六、中華全國總工會章程;七、加入赤色職工國際決議案等。中華全國總工會的正式成立。

  「工人階級與政治鬥爭的決議案」後來被收集到中華全國總工會編印的「第二次全國勞動大會決議案及宣言」中。

  第二次全國勞動大會通過的各項文件,包括決議、章程和宣言,都是由他主持起草的,其中一些特別重要的文件,完全出自他的手筆。大會的《工人階級與政治鬥爭的決議案》、《經濟鬥爭的決議案》、《組織問題的決議案》、《工農兵大聯合決議案》、《工農聯合的決議案》和《中華全國總工會總章》都是由他主筆起草的。

  開會期間,鄧中夏同志擔任大會秘書長,是大會的最主要的組織者和領導者之一。會上他當選為中華全國總工會宣傳部長,中華全國總工會就設在廣州,中夏同志也就留在廣州工作了。

  5月3日,蘇兆征、鄧培、鄧中夏等12人,以第二次全國勞動大會主席名義致電赤色職工國際:中國第二次全國勞動大會第一次會議一致通過決議,參加國際無產階級革命的隊伍。

  5月7日,即大會閉幕後的第二天,中華全國總工會召開了第一次執行委員會議。會議依據《中華全國總工會總章》的有關規定,選舉林偉民為委員長,劉少奇、鄧培、鄭澤生為副委員長;並推舉林偉民為總幹事、李森為組織部主任、鄧中夏為宣傳部主任、孫雲鵬為經濟部(即財務部)主任、戴卓民為秘書部主任。

  各部視工作需要,另選配幹事若干名,組成幹事局,作為全總常設的工作機構。後來,因為罷工的工作急切而且繁忙,大會選舉的秘書部主任戴卓民又被香港當局逮捕了,全國總工會緊急設立了秘書長,由鄧中夏同志兼任。

  5月11日,同林偉民、鄧中夏、張國燾、蘇兆征等出席中國海員工會為歡迎俄國火油船工友舉行的宴會。

  同日,在《中國海員》第2期上,發表文章《第二次全國勞動大會與海員的責任》,署名鄧中夏。

  5月15日,上海內外棉第七廠日本資本家,為了鎮壓工人的罷工鬥爭,開槍打死著名工人領袖、共產黨員顧正紅,打傷工人十多人。該事件引起中國人民的義憤,是釀成並爆發了五卅運動的直接導火線。

  5月30日,上海的工人和學生,在租界舉行援助日紗廠工人的示威遊行,群眾萬余人集合在南京路英捕房門口,高呼「打倒帝國主義」、「全中國人民團結起來」等口號。英帝國主義巡捕開槍射擊,死傷許多示威群眾,釀成「五卅」慘案。慘案發生後,上海的工人、學生和市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英勇地舉行了罷工、罷市、罷課鬥爭。這個鬥爭很快地就發展到全國各地,形成極大規模的反對帝國主義的怒潮。

  5月31日,在《中國工人》第5期上發表的《勞動運動復興期中的幾個重要問題》等文章中,明確提出「我們對於國民革命,即為了取得政權而參加的」,強調只有無產階級取得政權,才能「防範資產階級在革命中之妥協軟化,並制止其在革命後之政權獨攬」。

  5月31日,在《工人之路》創刊號上,發表文章《工人階級與革命政府》和《中國勞動運動的新生命》,署名鄧中夏。

  6月2日,廣州工人為抗議英帝國主義在上海的屠殺,舉行示威大會。當「五卅」慘案的消息傳到廣東的時候,反革命軍閥楊希閔和劉震寰正互相勾結,企圖推翻廣東革命政府,廣州正處於備戰的狀態,因此,還不能立即發動罷工,而只能招集一次群眾示威大會。但全國總工會已決定在劉楊戰爭告終之後,響應上海工人的鬥爭,發動省港工人大罷工,故當戰爭方殷之際,全國總工會就立即派代表到香港去做罷工的準備工作。中夏同志就是被派去的代表之一。

  中共中央決定領導上海各階層人民開展罷工、罷課、罷市的反對帝國主義的民族革命運動,並把這一鬥爭擴大到全國去。根據中共中央的決定,中華全國總工會立即指示各地工會,結合貫徹二次勞大的決議,動員組織工人群眾響應、支援上海工人的五卅大罷工,迅速掀起各地人民的反帝革命高潮。

  與此同時,中共廣東書記陳延年,召集中共中央駐中華全國總工會黨團書記鄧中夏、中共中央駐國民黨中央黨部書記楊匏安、中共中央駐廣州軍事委員會書記周恩來,舉行聯席會議,共同決定,以中華全國總工會為公開的指揮機關,領導廣州、香港工人開展響應、支援上海五卅大罷工的反帝愛國罷工鬥爭。

  6月初,鄧中夏同志到達香港,住在九龍油麻地柏街31號4樓。這裡是楊殷同志(注:楊殷字夢,廣東中山縣人,中國共產黨黨員,第一次大革命時代,在廣州、香港從事工人運動,為著名的工人領袖。)的親戚張克青家。中夏同志就在這裡和蘇兆征、楊殷等同志,共同策劃發動罷工的各項工作。因為張克青是九龍關外勤班檢查員,所以秘密文件和廣州聯繫的信件,都通過張投到海關公文箱,以免被檢查,然後再經可靠的人轉交。以後又通過張的關係,在油麻地保靈街2號,秘密印刷罷工傳單。中夏同志對香港不太熟悉,又說不來粵語,便經常由楊殷同志的弟弟楊熙樂,陪同到各地聯繫。又通過楊熙樂的親戚,租了海仔機利臣街11號三樓和大坑書館街3號的房子,作為存放和分發罷工傳單、文件的處所。

  當時,我們黨的力量相當薄弱,全香港的黨員不到十人,又多是下層的碼頭工人;共產主義青年團員雖然比黨員多幾個,但多是學生。

  6月初,鄧中夏同志等代表中華全國總工會,招集了香港各工會代表聯席會議,香港各工會是參加過第二次全國領導大會的,故對於全國總工會的代表頗為信任。至於中夏同志的為人和才能,也是香港各工會領袖所瞭解和佩服的。經過討論,大家接受了罷工的主張,通過了罷工宣言和罷工要求。決定組織了罷工的統一指揮機關,定名為「全港工團聯合會」,並選舉了職員。這時候本來已經是「萬事俱備」,只待宣佈罷工了,可是,事到臨頭各工會領袖又畏縮起來,中夏同志後來分析和陳述這個情況時說:

  「因為那時如要香港罷工實現,的確少不了他們,去了他們罷工便會被搗亂。我們所需要的是罷工實現,故對於他們一時不能不採取容忍策略。雖然如此,但黃色領袖事到臨頭終於畏縮起來了,向我們提出許多難題:第一個是罷工工人的食宿問題,他們說劉楊戰爭未平,罷工工人何處取得宿食?我們解答:劉楊戰爭三日內可平,回廣州宿食不成問題。果然削平劉楊的消息第二日便證實了,但黃色領袖還不相信食宿問題有把握,一定要派代表到廣州接洽。其實劉楊戰後,廣東政府接受共產黨的提議,贊助香港罷工,因此香港工會派去接洽的代表得到滿意的答覆。第二個是如何應付香港政府封鎖出口問題,他們說:香港政府如下戒嚴令,停開火車,罷工工人不能出口,怎樣辦?我們解答,即便火車停開,尚有好幾條水路與旱路可回廣州,萬一香港政府真的封鎖水路交通,我們起來暴動,我們有全世界工人的同情與援助。到最後,第三個難題來了,黃色領袖提出罷工程序問題,他們主張分批罷工,其畏懼罷工更明顯了。我們極力主張同時罷工。」(注:見《鄧中夏文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11—612頁)根據黨的指示,通過鄧中夏同志和蘇兆征、楊殷得同志的不懈努力,香港罷工問題終於最後解決下來。

  6月初,為了聯合各種社會力量參加到反帝國主義的革命運動中來,鄧中夏同志又積極進行了統一戰線工作,取得了香港各階層人民廣泛的支援和同情。學生們激于對帝國主義的憤怒和愛國熱情,後來果然以罷課支援罷工,並且成立了香港學生聯合會,統一領導學生與帝國主義進行鬥爭。

  6月12日,反革命軍閥楊希閔、劉震寰,被廣東革命政府的革命軍撲滅,革命政府轉危為安。

  6月13日,代表中華全國總工會發表「中華全國總工會組織省港罷工委員會啟事」。

  6月13日,「中華全國總工會為組織省港罷工委員會發表啟事」,並與廣州太平南路45號海員俱樂部設立省港罷工委員會臨時辦事處。

  6月中旬,香港各工會舉行全港工團聯席會議,決定舉行反帝大罷工,發表罷工宣言。會後並聯名致函香港政府聲明罷工理由及提出要求條件。

  6月18日,中華全國總工會發出致香港各工團通告,通告中說:「本總工會前已派代表往各處工團,指導一致作實力的對抗,現據代表彙報,貴處各工友對此異常熱烈進行辦法準備妥當,並組織全港委員會籌備指揮,聞聽之下,殊深嘉慰。茲仍派代表前來協助進行。特此函達,貴工團等立即通令全體工友一致罷工,以致帝國主義者死命,……」

  同日,代表中華全國總工會發出《為「五卅」慘案致香港各工團的信》。

  6月19日晚,震驚中外的省港大罷工,在中國共產黨的組織領導下,猶如地震一樣爆發了。帶頭罷工的是中國共產黨直接領導下的海員、電車、印務工人;接著是洋務、起落貨、煤炭及其他工人,最後是機器、船塢工人罷工。前後約十五天就有25萬工人參加罷工。罷工工人紛紛乘火車、輪船,由前山、江門、三水河口分道回至廣州。此外,受英帝國主義壓迫最厲害的皇仁中學,也舉行了罷課,接著育才、華仁、聖保羅、漢文師範等學校也相繼罷課。罷課學生代表也紛紛回到廣州。他們組織了宣講隊在廣州市內和附近進行宣傳,到各罷工工人宿舍去講演。學生聯合會還組織了「夏令講學會」,用講學的方式來武裝學生幹部,講學會的講師,大都是當時著名的革命領導者,如彭湃、李富春、鄧穎超、羅綺園等,鄧中夏同志也是講師之一,他負責講授省港罷工策略。

  香港英帝國主義者,對於罷工事先早有所聞,曾派出密探捉拿工人領袖;並發佈文告,說什麼「上海事件與本港無關,工人應安心樂業,不得妄動,妄動者嚴懲不貸。」企圖恐嚇和壓制罷工工人。然而工人毫不畏懼,很敏捷、很謹慎地傳達了罷工命令。

  未罷工以前,香港各工會聯名給香港英國當局一件公文,說明罷工理由,並提出罷工要求條件。條件分兩部分,第一部分是擁護上海工商學聯合委員會提出的17項條件第二部分是對香港英國當局的六項要求:一、政治自由;二、法律平等;三、普遍選舉;四、勞動立法;五、減少房租;六、居住自由。宣佈罷工時,又發表宣言。

  自罷工一開始,作為全國總工會執行委員會委員、宣傳部長、秘書長,省港罷工委員會的顧問和省港罷工委員會法制局的顧問,鄧中夏就日夜不停地思考著一個大工程,如何把這幾十萬罷工工人組織起來。一個「東園工人政府」的思路、架構、體制、制度逐漸呈現在他的眼前,他初試著和不斷地完善著。組成了党領導下的省港罷工工人代表大會的政治架構,代表大會以民主集中制的方法,做出大會的決議,制定法律和制度,選舉出執行大會決議的執行機關,這是能使罷工堅持一年零四個月的根本保證。

  鄧中夏進行的,這個党領導下工人政權架構的雛形,為我國政權建設提供了經驗,為我國最後形成的党領導下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提供了經驗。

  大罷工開始後,隨著罷工人數的增加,罷工事務日益浩繁,原有的臨時辦事處,已經承擔不了領導罷工的責任。經鄧中夏的周密策劃,報請中共廣東區委召集有關方面會商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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