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中夏年譜 1925年

1925年(1)

　　1月11日—22日，在上海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他是否出席這次大會，還有爭議。（在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著的，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國共產黨第一次至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名錄》中，確定在「尚未完全確定代表資格人員名單中」），但被中共四大任命為中央職工委員會的秘書長。

　　大會後，中共中央職工運動委員會改由張國燾掛名兼任書記，增加李立三、劉少奇兩名副書記，鄧中夏改任實際主持日常工作的秘書長，增加項英、王荷波、林育南、李啟漢、張昆弟、劉華等6人為委員。

　　月末，滬西工友俱樂部已經在滬西十多個日本紗廠建立了部員小組，共有部員七八十人，為迎接上海工運的新高潮準備了條件。

　　2月1日，上海爆發了包括四萬多人的22個日本紗廠反日罷工。鄧中夏是罷工委員會總負責人之一。這次罷工情形，在他後來寫的《職工運動簡史》一書中有詳細記載。

　　2月2日，鄧中夏把此事報告中共中央。中央對此非常重視，決定以中央工人運動委員會書記鄧中夏、上海地委工人運動委員會書記李立三為總負責人，建立專門的罷工委員會，來領導這次罷工鬥爭，使之發展成為各日資紗廠工人聯合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同盟罷工。

　　這次罷工，黨認為是開展工作的好機會，於是由中央組織專門指揮這次罷工的委員會，指定李立三和鄧中夏負責，並命令上海黨部全體動員，但當時上海黨員人數非常少，不過百餘人。要領導這樣一個規模巨大的罷工運動，不能不於罷工戰術上去求勝利。這次罷工是群眾自動發動，而不是党預先策劃的，有些突如其來。因此，如何領導群眾，組織堅決地鬥爭，就成了當時頭等重要的問題。為了「激發士氣」和「穩定戰腳」，在鄧中夏的積極策劃下，每天發傳單，開會講演，組織罷工工人代表會議，組織工人糾察隊，……這樣一來，群眾情緒鞏固了，並且逐漸有了組織。許多工作逐漸展開，如擴大罷工，取得外援，發起各社會團體成立「罷工後援會」，慰勞、捐款，並請求輿論援助等，使罷工群眾覺得勢力不孤，提高了堅持鬥爭的決心和信心。罷工群眾曾如潮水般地浩浩蕩蕩向租借沖去，還沒有到租借口，中國警察上前攔阻，工人激憤，扭打起來。警察便藉口工人毆打警察，派出大隊警察毆打和逮捕工人。

　　鄧中夏化裝後進入第一線領導了這次罷工，不幸也在小沙渡被捕。兩個警察夾著他，用麻繩捆著他的手，但是他卻毫不畏懼地昂首闊步，在街上走著。並對和他一同被捕的工人說：「他們能捉到我們，但是他們打不敗我們！」他還說：「帝國主義關我們，是因為他怕我們。他們關我們的人，關不了我們鬥爭的決心。」他這些話，大大鼓舞了被捕的工人們，使他們始終保持著工人階級英勇的鬥爭精神。當時中夏因為化了裝，再加平時忙得沒有功夫理髮，頭髮鬍子很長，他承認是工人的教師。反動政府的警察廳長常之英問他：

　　「你們為什麼時常開會？」

　　「國民有集會的自由。」鄧中夏同志回答說。檢察廳長無話可說，便將他和其他工人關了起來。後來由於形勢所迫，反動政府不得不釋放了鄧中夏和其他被捕工人。這次罷工震驚了全國，成為「五卅」運動的序幕。罷工雖然沒有得到理想的結果，但是近二十天的罷工，卻使工人有了揚眉吐氣的感覺，他們在党的領導下組織了各自的工會，大大提高了覺悟程度和組織程度，特別是共產黨人參加了這次罷工運動的組織領導，他們廢寢忘食地為爭取罷工勝利而奮鬥，他們和罷工工人血肉相連地生活在一起，把廣大工人群眾團結在党的周圍，成為一支雄壯的隊伍。工人群眾都把黨看成是自己利益的保衛者，是自己的領袖和帶路人。

　　同時，在鄧中夏、李立三的領導下，由滬西工友俱樂部出面，代表工人向廠方提出不准日本人打人、恢復被開除工人工作、增加工資、承認俱樂部有代表工人之權等項條件，進行交涉。廠方對工人要求置之不理，反而佈置暗探捕去工人活動分子多人，更加激怒了工人。繼內外棉八廠之後，2月9日開始，內外棉第五廠的東西兩廠和第九、第十三、第十四等廠工人全體罷工。以後七八天，每天都有新的日資紡織廠工人參加罷工，並且從小沙渡逐漸蔓延到曹家渡、楊樹浦的日本紡織廠。

　　2月18日，日本人在上海的27家棉紡織廠、5萬余工人中，參加罷工的已有22家、4萬余工人，還有繼續蔓延擴大之勢。鄧中夏、李立三領導罷工工人，天天到租界對岸屬華界的一塊荒地罎子灣開群眾大會。在第一天的大會上，就由滬西工友俱樂部主任宣佈建立紗廠工會，得到與會群眾歡呼贊成。在以後的每天大會上，鄧中夏、李立三、劉華等罷工領導人和各廠罷工積極分子，輪流上臺講演，鼓舞鬥爭情緒，揭露破壞陰謀，指導群眾堅持罷工鬥爭；並組織罷工糾察隊，對付敵人破壞，維持罷工秩序。在指導二月罷工時，他常常在很晚的會議後，還寫些宣傳稿件直到深夜。用大衣一披，就睡在工人們長滿白虱的冷稻草地鋪上。起來了，他又忙碌在小沙渡和楊樹浦的工人中。

　　2月25日，終於迫使日本紗廠的資本家接受上海總商會的調解，答應了罷工工人的部分要求，罷工勝利了。上海的工人正飛速的覺悟著，工人階級正飛速地成長著。上海是中國大工業生產最發達的城市，工人最多的城市；可以預見到的更大規模的運動即將來臨。

　　3月15日下午三時，上海海員在虹江路口利男居舉行歡迎會，歡迎中國海員工會聯合會派赴北京出席全國國民會議促進會的代表。鄧中夏在會上發表演說。

　　3月下旬，因為資本家食言背叛，開除大批工人，又引起罷工。各廠都罷了，到潭子灣集合開會，獨有義袋角內外棉九廠（現國棉四廠）尚未加入罷工。鄧中夏同志帶著數千工人，由潭子灣濱北村往義袋角濱南路準備打下九廠，但必須經過蘇州河，各渡口船工被巡捕房用鏈子封鎖起來了，中夏帶領大隊繞恒習路橋前往九廠，當經過四區警察局前，有大隊警察阻止，不准前進，用自來水龍頭沖散工人隊伍，用槍托木棍子打工人。當時鄧中夏和戴起甲帶領進行抵抗，雙方毆打起來，工人受傷四十余人，被捕二十余人，鄧中夏也被捕了。被關押了二十多天，後來被保了出來。這次大罷工的勝利，極大地鼓舞了上海紗廠工人，使他們相信了團結起來的力量，紛紛要求加入工會。罷工勝利後，設在罎子灣的紗廠工會會員從開始時只有小沙渡的約1000人，增加到小沙渡6000余人、楊樹浦3000餘人，總計近萬人。

　　3月下旬，從敵人監獄獲釋後，根據黨中央的決定，調鄧中夏和出獄後化名李森的李啟漢到廣州，籌備第二次全國勞動大會，主持創建中華全國總工會的工作。

　　鄧中夏在離開上海去廣東之前還教工人們一首歌：

　　我們工人創造世界人類食住衣
　　不做工的資產階級反把我們欺
　　起來起來我們齊協力
　　鞏固我們團體
　　努力奮鬥
　　最後勝利必定是我們的！

　　3月下旬，鄧中夏提請黨中央決定，改由中華海員工業聯合會、漢冶萍總工會、全國鐵路總工會、廣東工人代表會等四大工團，聯合發起召開第二次全國勞動大會。隨即由四大工團派出的蘇兆征、劉少奇等代表與鄧中夏、李森等組成大會籌備處，以鄧中夏為籌備處秘書長和黨團書記，具體主持大會的籌備工作和大會進行中的各項會務。

　　4月8日，大會籌備處，以四大工團名義，通過上海《民國日報》等新聞媒體和其他渠道，向全國各地的工人團體發出了關於召開第二次全國勞動大會的通告。

　　4月，在第4期《中國工人》上，發表文章《上海日本紗廠罷工中所得來的經驗》，署名中夏。

　　從1923年3月，到1925年4月這兩年多的時間，鄧中夏一方面擔任著中國共產黨和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的重要職務，一方面主持著「上海大學」校務工作。根據党的指示，在鄧中夏和瞿秋白等共產黨員的主持下，「上海大學」團結了大批進步青年，其中有許多人走上了共產主義的道路；「上海大學」培養了許多優秀的無產階級革命戰士，為黨輸送了新鮮的血液，擴大了黨的隊伍，真正成為造就革命人才的大本營，成為訓練革命幹部的學校。

　　鄧中夏這個時期的著作，不僅表明他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已經有了更成熟、深刻的認識，而且開始試圖以這個理論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來解決中國革命中的各種實際問題。正因為他基本掌握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這一思想武器，使他對於中國革命的許多問題的見解，比以前更為正確和完善。他這個時期的著作，不管是對黨內外錯誤及反動思想進行鬥爭方面，還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的傳播或指導革命運動方面，都在理論上、實踐上不斷地做出有益的貢獻。因此，他又是我們黨內最早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之一。

　　在進行以上工作的同時，他還經常到小沙渡、楊樹浦等工人區域，開辦工人夜校，向工人進行宣傳教育，幫助工人組織工會，領導工人罷工鬥爭，並積極參加了《中國青年》、《中國工人》等革命刊物的編輯工作。任何時候，鄧中夏都是以革命理論家和革命實際活動家的姿態出現的。

　　4月，由於中央對他的工作進行了調動，他離開了上海，到廣州，參加第二次全國勞動代表大會的籌備工作，之後留在廣州，在中華全國總工會工作。上海「五卅」慘案發生後不久，震驚中外的省港大罷工爆發，中夏同志的革命活動，又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

　　4月，鄧中夏從上海到廣州，籌備工作是在廣州東皋大道的農民講習所進行的，在一次籌備會的黨員會議上，中夏同志作報告。他在報告中還指出「要和國民黨影響下的代表合作，爭取多數」，「要加入赤色職工國際」，「要團結全國工人階級，組織中華全國總工會」等等。中夏同志這次報告使大家提高了認識，受到了啟發和鼓舞。

　　4月下旬，寫了論文《勞動運動復興期中的幾個重要問題貢獻於第二次勞動大會之前》。後來發表在5月31日出版的第5期《中國工人》上，署名中夏。這篇文章指出第二次勞動大會的目的是「要把這三年（指1922年5月至1925年5月引者注）中間一切豐富的經驗，大家檢查一下，同時我們亦應該將各種運動的重要問題，給全國工人階級完整精密確定的規定與指導」接著便提出了六個問題：一、組織問題；二、經濟鬥爭問題；三、爭自由運動問題；四、參加國民革命問題；五、工農聯合問題；六、國際聯合問題。

　　4月下旬，經過長年的推敲，寫出了感人肺腑的長篇敘事長詩《孤鸞曲》。

　　鄧中夏繼承了父親酷愛古典文學的才氣，考上了北京大學文學系。中學和剛進北大的苦讀，仍然還沾滿著中國古典文學的豪氣。是北大的學潮，新文化運動的波濤，北京的救國救民的浪潮，把他這個愛國志士推到了革命的浪尖上。他認知到要救國，就必須依靠億萬勞苦大眾；認知到，革命的知識分子熔入到勞苦大眾之中，只有拋棄那種咬文嚼字深奧條框的文學形式，用勞苦大眾聽得懂的文字、話語、說教和行動去感動勞苦大眾，真正發動起勞苦大眾才可能實現。自1920年開始，他放棄了心愛的古詩，拿起了白話詩。

　　這年4月，伴隨他，攪擾他15年的初戀，終於由於女方經不住家庭和社會的擠壓而破裂了。青年人相愛的戀情一件件一幕幕，又何曾不再次困擾著他呢？顫動的心在催促著他的詩意發作。用白話詩已經無法再表達他們的愛戀和酸痛，他的心……他拿起了筆，揮毫直書，寫下了這篇感人肺腑，又使人迴腸盪氣的敘事愛情詩篇《孤鸞曲》。

　　4月下旬，到廣州參加第二次全國勞動大會的籌備工作，擔任大會的秘書長。

　　4月29日，召開了第二次全國勞動大會第一次預備會議。決定全體代表五月一日參加群眾示威遊行活動，晚上同廣東全省農民代表大會代表開工農聯歡大會；以大會名義致電赤色職工國際；通電全國各工會團體等，得到與會者的熱烈贊同。

　　「二七」罷工失敗後，各地工會差不多都被關閉。反動勢力彌漫全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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