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中夏年譜 1924年(3)

1924年(3)

　　9月10日，晉笙、楊宏德給中夏來信，請求在西安建立團組織的支部。

　　9月13日，在第44期《中國青年》上，發表論文《中國青年應該與「少年國際」結合》，署名中夏。這是一篇充滿國際主義精神的論文。文章介紹了少年國際，論述了中國青年和它結合的道理，以及怎樣結合等問題。

　　9月，隨著工人運動重新被發動起來，黨中央決定，建立以鄧中夏為主任、李啟漢為秘書的中華全國總工會籌備委員會。鄧中夏在上海從事的工運工作，實際上是他重新進行全國總工會籌建工作的一部分。

　　9月，滬西工友俱樂部正式成立，推舉項英為主任，孫良惠為副主任。不久，項英調走，由劉華繼任主任。

　　同時，在鄧中夏的領導下，在這些活動中，俱樂部將一些受了教育、有了覺悟的工人，吸收為正式部員，並在他們中發展党團員，建立秘密的部員小組。

　　10月10日，帝國主義和軍閥的走狗，在上海天后宮舉行「上海國民大會」，許多愛國人事貿然參加，竟被打得頭破血流，傷者無數，黃仁被打犧牲。鄧中夏在文章中痛斥了國民黨右派的反動行為。

　　10月，中國共產黨主辦的工人刊物《中國工人》創刊，中夏積極參加了刊物的籌辦和編輯，為刊物寫了大量的文章。

　　10月出版的第一期《中國工人》上，發表文章《趙恒惕摧殘工人之又一方式》、《英國工團大會的污點》，署名重遠；《資本家的慈善事業》，署名中夏；《保護實業》，署名重遠；《國民革命與勞資妥協》，署名中夏；《工農軍與北伐》，署名中夏；《赤色職工國際之東方策略》，署名中夏。

　　10月13日，在第二期《中國工人》上，為紀念李啟漢出獄所寫的詩《啟漢出獄，喜極而泣，以詩志之》，署名中夏。

　　10月14日，在第二期《中國工人》上，為歡送李啟漢奔赴新的工作崗位，發表了「送啟漢赴□□」詩。（注解：□□即武漢）

　　10月18日，在第50期《中國青年》上，發表短文《黃仁同志之死》，署名中夏。黃仁是上海大學的學生。

　　10月23日，會同李立三一起，到關押李啟漢同志的監獄，接他出獄。並且寫詩以紀念。中國最先開展工人運動的三巨頭鄧中夏、李啟漢和李立三還一起合了影。

　　10月24日，在第二期《中國工人》上，發表文章《啟漢同志出獄》。

　　10月，李振贏同志從大連回到上海，報告了大連工會工作有起色，鄧中夏乘船來大連視察工會工作。來到大連工學會，付景陽同志曾召集工學會的負責幹部開會，歡迎鄧中夏到來，鄧中夏在會上講了話。對工學會的工作方法、前途、發展方針作出了指示。鄧中夏在大連住了三天。他懇切地打聽了工人家庭人口、收入、經濟情況、工作及勞動條件。後來他派茂螢到大連工作。之後，鄧中夏從大連帶出一批年輕工會幹部，關向應就是其中的一個。關向應去蘇聯時，是鄧中夏替他報了名，送他上了船。

　　國共合作期間，任中國國民黨上海執行部委員。

　　11月初，為了解決一段時間以來團組織的渙散、組織的不純潔等嚴重問題，受團中央的派遣，鄧中夏以團中央特派員的身份，再次巡視北方各地。

　　11月3日，到達天津。

　　11月4日，在天津召開了大會，到會有22人。會上鄧中夏作了講演。由於此行的重點，不在天津，但也發現天津存在許多問題。當即決定，立即前往北京。待返回時，還要再訪天津。

　　同日到達北京，立即投入工作。重新審查新登記的每一個成員。

　　11月9日，在北京召開了審查的籌備會，鄧中夏和劉仁靜出席。會上確定准予登記的110餘人。

　　11月10日，發出《關於籌組北京團地委事致英秋信》。

　　11月10日，由於鄧中夏和劉仁靜對審查的結果產生了分歧。對此，鄧中夏向在上海的團中央進行了彙報。鄧中夏認為，這種審查將會埋伏下危機，因為審查時條件太寬。而劉仁靜的意見卻恰恰相反，兩人頗有爭論。

　　同日，由於北京發生的西壁之事，不得不馬上離開天津。並彙報說「弟歸途必到天津、唐山、淄博和青島各處。」（注：見中央檔案館和北京市檔案館合編的《北京革命歷史文件彙編（1922—1926）》）。

　　11月30日，在團中央特派員鄧中夏的參加下，在北京召開了共青團全體大會。議程如下：

　　1.
　　2.趙世炎作政治報告；
　　3.鄧中夏作報告《今後的方針及口號》；
　　4.討論；
　　5.選舉。「中央特派員中夏到京，補選地方執行委員四人，當選者黃日葵、賀凱、王中強、劉銘勳。舊委員趙銓林未辭職，仍留任。」

　　11月，在《中國工人》上，發表文章《我們的力量》，署名鄧中夏；《海員宣傳問題》，署名中夏；《戰之厚賜》，署名重遠；《「法西斯特」之一幕》，署名中夏；《莫活見鬼罷》，署名中夏；《穆藕初隻覺悟了一半》，署名重遠；《妙不言的犒師文》，署名重遠；《我們領教了》，署名重遠；《湖南勞工會仰面事仇證實了》，署名重遠。

　　特別要指出的是，《我們的力量》這篇文章，是當時黨內鬥爭當中的一篇，針對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作鬥爭的重要論文。1923年京漢鐵路大罷工失敗以後，中國的職工運動暫時陷入消沉狀態，以陳獨秀為代表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便悲觀失望起來，認為中國無產階級的力量不可靠，民主革命必須由資產階級來領導，對職工運動表現了取消主義的觀點。

　　為了與這種右傾機會主義思想進行鬥爭，鄧中夏寫了《我們的力量》這篇文章。

　　鄧中夏的這篇論文證明了中國無產階級力量的強大；說明了無產階級在中國革命中的領導作用和領導地位；對於不相信中國無產階級力量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給予了尖銳的批判和無情打擊，嚴厲斥責了陳獨秀等背叛階級的取消主義的觀點。這對於當時反對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和開展職工運動，都是有巨大意義的。

　　12月9日，北京團地委執行委員會進行分工，並成立各個委員會，第一次設立工農運動委員會。也制定了北京團組織的「工農運動委員會綱要（1924年）」。

　　12月9日，劉仁靜給團中央寫信，請求辭去其中央委員的職務，對於劉仁靜的舉動，鄧中夏很是痛心。他曾經非常看重劉仁靜，在北大就很器重他。沒想到在遇到大的困難的時候，他會做出辭職的決定。為此鄧中夏「對劉嚴加叱責、批判，以至大罵其無能……」（注：見《子雲致鐘英信請求辭去中央委員事》，1924年1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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