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中夏年譜 1924年

1924年(1)

　　1月1日，作為團中央的特派員北上，繼續巡視和整頓團組織、工會組織的任務。

　　1月1日到達濟南。他這三天的日記是這樣寫的：

　　「……入夜，昏黑中見有山嶄然，天光映其巔石如□比，如劍列，知道快要到黃河了。俄而渡黃河，車聲隆隆，水聲澌澌，合奏成激壯之音……九時抵濟南……」

　　「二日夜，仍乘京浦車南行。昏黑中不見泰山。前次北上時原在早晨，因熟睡未起失之。泰山是我遊蹤所至的老友，我現在還能想像日觀峰看日浴，鬥姥宮聽壑聲，極天下之至樂。此次北遊，竟不失此老友，真是「帳惘奚如」！…（注：見鄧中夏：《北遊日記》）

　　3日下午，到浦口。渡江。轉滬甯車。

　　北遊前後共13天，至3日夜裡回到上海止。

　　1月5日，在第13期《中國青年》上，發表論文《中國農民狀況及我們運動的方針》署名中夏，文章首先以廣東海豐、湖南衡山的農民運動為例，說明「中國農民的覺悟是到了要農會的程度」，並「敢於反抗壓迫階級」，他認為「這種壯烈的舉動」，是「中國革命前途可樂觀的現象」。接著又提出了關於農民運動方針的三個問題：第一、二個問題，是有關組織和宣傳教育的；第三是屬行動方面的，在文章中他強調指出武裝鬥爭的重要，指出組織農民武裝是農民運動中特別應該注意的問題，他說：「就中組織民團尤應特別注意。因為農會威權終不敵民團威權之大，假如農民戶戶有了組織民團，以代替現在地主紳士所召募的民團，一方面固然可以防禦兵匪，而他一方一俟時機成熟亦可立呼成軍，為革命之用。如此層不努力遍國中的辦到，農民運動終是軟弱無力……」中夏同志強調組織農民武裝的重要性，表明他認為中國農民革命要走武裝鬥爭的道路，這一特點，在當時的中國有著特別重要的意義。

　　1月19日，在第14期《中國青年》上，發表論文《論兵士運動》和《北遊雜記》，署名中夏。《論兵士運動》一文，論述了士兵運動在國民革命中的作用，分析了士兵的階級成分和他們的革命性。他認為軍閥所持有者唯兵，打倒軍閥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士兵運動，「軍閥雖橫，士兵變了，不倒自倒。」因此，用功夫向敵方做士兵運動，是「打倒軍閥的唯一妙訣」。《北游雜記》一文，是記述上次北行旅途情形的。所記內容：一，紀程；二，與醫生談；三，荒山古寺的北京城；四，直系分裂的朕兆。

　　1月20日，在第1卷第3期《新民國》雜誌上，發表時事述評兩篇，《北京政府最近一打借款賣國案》、《廣州國民黨全國大會》，署名重遠。

　　同天，在第1卷第3期《新建設》雜誌上，發表時事評論兩篇，《銀行公會反對收回粵海關主權之索隱》、《江浙何以暫時和平》，署名中夏。

　　1月23日，收到北京團區委書記黃日葵的來信。可以知道，當時團組織的工作遇到的困難相當嚴重，黃日葵在給團中央組織委員的鄧中夏的報告中。有這樣的一句話：「現（在）最痛苦者是一點經費都沒有（適日葵窮的一個大〔子〕也沒有。往往寄一封信都得臨時找人借三分郵票去）。以致自己願意犧牲重要的功課，去作聯絡功夫，因沒有車費的結果，也竟不能實行。這是想替團體盡力的人，最感痛苦的……」黃日葵幾乎是在乞求似地說：「為著尊重地方工作起見，當乞早日接濟，俾團務人致停頓為盼。」經過中夏盡力做了努力，終於得到了解決。（注：見《革命歷史文件彙編》1922—1026所載《團北京地委工作報告第三號》（1924年1月23日））

　　1月26日，在第15期《中國青年》上，發表論文《思想界的聯合戰線問題》，署名中夏。這一期上還發表了《北游雜記》續，內容是和保定學生談《戀愛自由問題》。

　　鄧中夏從「戀愛自由問題」說起，探討革命者的行動「不能脫離群眾」的深刻道理，做了一次黨內思想教育的工作。

　　他分析了當時在婚姻問題上有三派的，最盛行的一封建社會的；二資本主義派的和共產主義社會論理派的。鄧中夏說：「不過，我們今生之世，應付環境，似亦應以暫時屈從第二派思想為得計，因為我們尚負有一種革命的使命，似乎不應太著重這一個問題，遭社會的盲目反對，為我們社會運動的前途建築一個萬里長城般的障礙。……」

　　鄧中夏提出了革命者在行動上，不應該脫離群眾這個深刻的道理，間接地批評了這股脫離群眾的風氣，做了黨內的思想工作。

　　1月，任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組織部主任。

　　1月（至1925年1月）任中共中央職工運動委員會書記。

　　2月2日，為了哀悼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偉大無產階級革命導師列寧逝世，在第16期《中國青年》上特別編輯了「列寧特號」，其中有中夏同志編輯的《列寧年譜》。這個年譜簡要地敘述了列寧的歷史、思想、生活和他的革命活動。採用年譜形式介紹列寧的生平事業，在當時還是創舉，這對教育中國青年，使他們瞭解與學習這位偉大革命導師的生平歷史，是有重要意義的。

　　2月，在第2期《青年工人》上，發表《大流血》紀念「二七」慘案，以總結教訓的文章，署名中夏。

　　2月10日，在上海大學行政委員會第二次會議上，中夏同志報告了學校「上半年經濟狀況」。會上議決組織「上大叢書審查委員會」，他被推定為委員之一。

　　2月16日，在第18期《中國青年》上，繼續發表《北游雜記》續，這期內容是介紹《新興的實力派》的文章，署名中夏。

　　2月22日，經過中夏的努力，上海大學新址終於落成，從青雲路搬到西摩路。

　　當時，團中央缺乏工作幹部，他從北京、大連等地抽調一部分有能力的青年，一部分送往蘇聯學習，如關向應等。另一部分充實團中央的機構，如茂螢、楊志雲等。

　　2月23日，在第19期《中國青年》上，發表論文《中國兵士狀況及我們運動的方針》，署名增昌；同期和第20期（3月1日出版），連續刊載了《北游雜記》續，兩期內容都是介紹《上海的報紙》。從上海報紙的派系，負責人，創辦日期，經濟來源，發行份數，到它們的思想主張，政治態度，報紙的特點以及在讀者中的影響等，都作了分析和論述，對於瞭解這些報紙提供了具體、實際的材料，就是今天看來，也仍不失為研究這些報紙歷史的有價值的史料。

　　2月25日，在「上海大學」行政委員會第三次會議上，鄧中夏報告了遷校情形。會上議決組織學校「建築募捐委員會」，鄧中夏被推為委員。

　　2月，鄧中夏曾辦過一種不定期的校刊，他有一篇《貨幣與物價》的文章發表在該校刊上。

　　3月9日下午二時，上海各界在小西門少年宣講團舉行追悼列寧大會，中夏同志在會上發表演說，大意是「列寧為平民爭自由，推翻壓迫群眾之有產階級，厥功甚偉，我國號稱獨立，而處處受人壓迫亦當師法列寧，努力奮鬥，以圖自存」。（注：見上海《民國日報》第四版，1924年3月10日）

　　3月12日，《上海大學》行政委員會召開第四次會議，議決編輯《上海大學一覽》，中夏同志被推為編輯人之一。《上海大學一覽》，是介紹上大概況的小冊子，主要內容為校史，章程，各種細則，中學部概況，學生組合簡表，教職員、學生、畢業生一覽表等。

　　3月15日，在第3期《青年工人》上，發表了三篇文章《悼歌》、《我們為什麼追悼列寧》和《列寧傳》，均署名中夏。

　　3月16日，在第22期《中國青年》上，發表論文《中國海軍狀況及我們運動的方針》，署名壽生。

　　3月20日，在北京，一段時間國民黨的團組織和共產黨的團組織，在爭取進步青年入團的問題上矛盾激烈，緊張到了要動武的程度。鄧中夏以團中央特派員的身份，努力貫徹黨中央國共合作的精神，加以疏導。緊張的氣氛終於緩和了下來。（注：見《團北京地委關於北京學生狀況的報告》，1924年3月20日）

　　3月22日，在上海《民國日報》副刊《平民週報》上，發表論文《論勞動運動》，署名中夏，文章闡述了勞動運動的重要以後，提出了如何認識當時中國革命性質的問題。

　　3月29日，在上海《民國日報》的副刊《平民週報》第3號上，發表論文《論農民運動的政略與方法》和追悼列寧的詩《悼歌》，署名中夏。

　　同月，鄧中夏同志當選為「少年中國學會」第五屆評議會評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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