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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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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2日,胡適發表了《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的文章,引起了「問題與主義之爭」。 7月,他參加了有許多知名人士和知識界精英聚集的「少年中國學會」,也很快就成為學會的實際負責人。 8月,鄧設計了一個「學習園地」。他租到了北京東皇城根達教胡同四號的四合院,有十幾間房屋。中夏給它起了個名字叫「曦園」。他為「曦園」制定了生活公約共同遵守。 就現在的資料統計,先後住進「曦園」的有鄧中夏、張國燾、羅敖階(羅章龍)、楊人杞(楊東蓴)、楊亦增、陳錫、易克嶷、陳介石、蕭鎮湘、劉克攜、楊忌福、楊付時、馬非百、吳學培、王昌明、蕭松園等。 「曦園的學術活動分為下列幾個自學研究小組進行,這就是:社會科學,理科外文科,外國語文等組。中夏擔任文學小組指導,其他各組各有專人指導,定期舉行講習,會後彼此交換心得,進行漫談等。我見到中夏參加學習是勁頭很高的。在這期間我看到中夏貪婪地閱讀和複習許多書籍。在中國舊籍方面他讀的書有《五經》、《四史》、《道德經》、《南華經》、程朱陸王的語錄和學案叢考,以及唐《資治通鑒》,並對宋、明、清諸大家文集等都相當熟悉。在近代科學文藝方面,自歐洲文藝復興以來許多重要譯著,也涉獵不少。對於在蘇俄十月革命以後進到中國的馬列主義書刊也非常關心閱讀」(注:見羅章龍:《北大時期的中夏同志》,1957年11月16日,未刊稿) 「不惜夜以繼日地努力鑽研,有時甚至影響到自己的健康也在所不顧。」(注:見羅章龍:《北大時期的中夏同志》,1957年11月16日,未刊稿) 鄧中夏在曦園集體互助的生活中養成了革命者應有的生居習慣和艱苦樸素的作風。 曦園規定各成員每週輪流值日參加各項勞動,分別擔任採買,升火做飯,燒菜,打掃院落,倒污水等工作(體弱及病人免值工)。中夏在擔任勤務工作時,「那時我和中夏有一個朋友許××(高師學生)在晨報工作,中夏建議由曦園同學集體有組織地向晨報投稿,這個辦法經大家同意後,開始向晨報供應創作及譯述稿件(包括英、德、法文譯稿)。所有決定供應的稿件先由大家交互審閱、潤色文字,認為妥當無誤,再行發出,因此稿件質量達到了一定水平,出面交涉則由中夏負責。」 「當時曦園成員楊亦曾(北大英文系同學)在某報擔任編輯,通過楊的介紹曦園同人承擔供應該報學術論文的全部稿件,每週需要數字頗大,使大家翻譯和創作更加活躍起來,這個報刊繼持近一年的時間至曦園結束時止(曦園雖第二年暑期結束的,因為有些同學畢業,另一些移到西齋居住,還有少數回鄉辦中學)。(注解:曦園是結束了,但是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的秘密活動地點仍然存在,並隨著鄧中夏搬到了馬神廟西老胡同一號,羅章龍搬到北大西齋。編者) 從曦園開始,鄧中夏逐漸地開始自己養活自己的努力,他的生活來源就是自己寫文章的稿酬。 在曦園,他自己圍繞著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從自然科學、歷史進化、哲學思想、社會科學、思想史等方向努力苦學。他在思索中國人怎樣邁出革命的第一步。中夏開始了他一生中第二次「集中學習」,這次學習使他變成了一個堅定的馬列主義者,奠定了他一生的革命事業。 10月9日,少年中國學會北京會員,在嵩祝寺11號開會,到會者十七人。討論組織學術談話會、籌備通訊社、籌辦義務夜校及月刊印刷編輯各事。會上,執行部正式成立。職員由該部主任推薦,其人名如下:……庶務股主任 鄧康。 同日,新加入會員四人,其人名及通訊處如下:鄧康:仲澥,二十四,湖南人,北京大學文科,在本會文科。(注:見《少年中國》第1卷第3期,第58頁,1919年10月15日發行) 10月12日,北京大學平民教育講演團在理科校長室開第二次大會,歡送留學的同志。會議決定,今後的講演將採用自由結合的辦法組織講演小組。會議決定(一)選舉鄧康為編輯幹事。(二)對於簡章再次增訂。(三)選舉總幹事丁肇青、易克嶷;編輯幹事康白情、鄧康;各組書記張國燾等。會後留影。(注:見《北京大學日刊》,1919年10月14日) 10月16日,《北京大學日刊》登出,講演團經過分組,鄧康被分在第二組,在同一組的還有:康白情、羅家倫、黃日葵。 1919年11月11日,《北京大學日刊》刊出了講演團印刷講演稿的啟事,這件事「講已很久,收效還不大」,原因是「因為我們都是學生,滿嘴的新名辭。到講的時候,當然是丟不掉,但是一般平民的腦子裡,卻缺少這個玩意兒,他們聽了如何能懂?」「再加上外省人多,所以決定印稿。」鄧中夏對講演團的學風,跟不上講演的需要提出了看法。 1919年末,鄧中夏的好友、參加了新民學會的李啟漢,隨毛澤東為了驅逐張敬堯而來到北京。李啟漢沒有和毛澤東等新民學會的成員住在一起,而是住在北京西老胡同一號鄧中夏的家裡。 李啟漢參加了鄧中夏組織的各種活動。在鄧中夏的影響下,李啟漢堅定地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和階級鬥爭思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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