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中夏年譜 1920年

1920年(1)

　　這場大辯論延續到1920年，辯論的主題有：

　　1.真假社會主義

　　鄧中夏回憶說：「社會主義信仰者在當時派別是極為紛歧的：有無政府主義，有工團主義，基爾特社會主義和馬克思共產主義（布爾什維主義）。此外還有夾七夾八的什麼傅立葉的空想社會主義，托爾斯泰的無抵抗主義和日本武者小路實篤的新村主義等。因此『問題與主義』之爭以後，接著又是社會主義各派別的鬥爭。在此次混戰中，馬克思主義派在形式上曾將各派各個擊破。」（注：見《鄧中夏文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40頁）

　　2.建立共產黨

　　3.創建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學習馬克思主義

　　4.帶領先進的愛國知識分子，到工廠、農村去，走向工農

　　在中國，「革命的主力是誰」和「革命的知識分子走向工農」這兩個問題的解決，在根本的思想上，為中國的革命奠定了最堅實的基石，也為在這個基石上面豎起上層建築的棟樑，留下了思想上、理論上和組織上繼續發展的位置。

　　對於一個政黨，確定「革命的主力是工農」和確定「革命的知識分子走向工農」，是在實踐上、思想上、政治層面上，緊緊地凝聚成工農政權架構，這個架構的特徵是什麼呢？首先，是以馬克思主義思想武裝起來的革命知識分子，結合中國社會革命的實際，真正認識到，在中國，推翻舊的國家機器的主力軍是工人和農民。只有他們組成了強大的主力軍，才能摧垮舊的國家政權。第二，這些革命的知識分子必須放下架子，真心走向工農，到他們中間去。去作工農的啟發、動員、團結和組織的工作者，這個強大的主力軍才有可能建立起來。第三，這個大軍中先進的革命知識分子和工人、農民中間的先進分子，他們所組成的中國共產黨是大軍的領導核心，他們代表著廣大工人、農民和廣大群眾的利益。這就是我們國家工農政權的政治架構。這個架構的思想的前兩點，在1920年就提出來了，並且在不斷地實踐中、充實之。但它已經展現出巨大的力量。到了1923年，二七大罷工失敗後，鄧中夏在總結失敗的慘痛教訓中，又提出了第三點「党的領導」，完成了能和中國的實際相結合的工農政權的政治架構的理論論述。

　　5.無產階級專政

　　鄧中夏回憶說「無政府主義在中國有最老的資格和相當的深厚的基礎，特別是在廣東，於是就在廣東方面發生馬克思主義和無政府主義之爭。結果，也算馬克思主義派取得了勝利。這思想上的鬥爭，對於當時的工人階級，自然沒有若何的直接的關係，但對於當時從事職工運動的知識分子確有很大的影響，也就經過後者以影響前者。」（注：見《鄧中夏文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40頁）

　　「在建黨初期，我們黨的創建者們，就對黨的性質有一個基本概念，展開了熱烈的辯論，比如，要搞無產階級專政。李（李大釗）搞蘇聯式的無產階級革命而不搞法國式的資產階級革命。在當時這些辯論都是秘密進行的。在1920（年），鄧中夏介紹我（朱務善同志）入黨時就和我談過。」（注：見《朱務善談話記錄》，1961年，未刊稿）

　　這個基本思想，最後落實在鄧中夏為中共一大召開所起草的文件中。

　　6.如何解決中國人的一片散沙（大團結和大聯合）

　　大聯合（工農聯合、工農兵的聯合、工農商學兵的大聯合）的思想，逐漸形成了我國政治體制、國家體制架構（政治協商體制）的基礎。

　　3月初，鄧中夏來找李大釗，他們一起研究了建立中國共產黨的問題。但是他們認為，現在建黨條件還不成熟，首先，真心擁護馬克思主義並且甘願為共產主義獻身、拼死奮鬥的人還太少，需要我們去做大量的工作；其次共產黨是工人階級的政黨，可是，我們這些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追隨者，連中國的工人階級在哪裡，他們是什麼樣，他們在想什麼做什麼……我們都不知道。我們需要儘快培養眾多的馬克思主義者們，並引導他們到工人中間去。鄧中夏和李大釗的實踐行動證明，在這次建黨的研究中，他們研究了如下三個問題。

　　首先，要組織一個「馬克思學說研究會」，鼓勵有志的愛國青年學習馬克思主義；其次，要組織有志的愛國青年深入到鄉村（工廠）去，瞭解、熟悉並組織他們；其三，他們看中了集聚在少年中國學會的愛國青年，要爭取把「少年中國學會」變成馬克思主義者們的陣地，那裡聚集了許多國家的精英。

　　他們是這樣做的。

　　A.由鄧中夏帶頭，帶領一批又一批有志愛國青年走向工農；

　　B.由鄧中夏牽頭，秘密地建立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說研究會。

　　C.由李大釗發起，得到少年中國學會執行部主任鄧中夏的大力支持，展開了少年中國學會的「主義問題的大辯論」。試圖掀起學會自身的改造，要設立一個共同行動的主義。

　　3月初，為儘快安排愛國知識分子走向工農，鄧中夏親自來到長辛店作實地調查。走出了具有歷史意義的和工農結合的第一步。

　　3月13日，少年中國學會北京學會同人，在北京大學圖書館開常會。《少年世界》月刊稿件的事務，以前是由《少年中國》催稿收稿人代辦。今推定鄧仲澥君專任催收《少年世界》月刊稿件的事務。（注：見《少年中國》第1卷第10期，第54—57頁，1920年4月15日發行）

　　3月14日，在北京大學平民教育講演團第三次常會，在北大第二院校長室開會，到會者甚多，會議開到12時。在會上，鄧中夏再次被選為講演團的總務幹事（實際行動的主持人）。

　　3月14日，鄧中夏在平民教育講演團的執行部幹事會議上，正式提出了講演團「除城市講演之外，並注重鄉村講演，工廠講演。」

　　3月23日，《北京大學日刊》刊登說，我們打定主意，利用春期舉行「農村講演」。

　　3月25日，《北京大學日刊》再次以北京大學平民教育講演團總務幹事鄧康的名義，刊登準備進行農村講演籌備會啟事，為「農村講演」和刊行講演錄準備條件。

　　3月27日，平民講演團會議研究，「鄉村講演」定於四月二、四、六、八日進行。每天出發不過兩隊，每隊五人。地點定為：蘆溝橋、豐台（200人聽講）、長辛店、海澱和羅道莊七裡莊（五六十人聽講）、大井村（七十餘人聽講）。（注：見《北京大學日刊》，1920年3月30日）

　　3月28日，鄧康作為講演團前任的會計幹事，向接任會計幹事交接手續，在《北京大學日刊》刊登了《北京大學平民教育講演團帳目報告表》。公佈了1919年10月至1920年3月平民教育講演團收支帳目表。在1920年3月的帳目支出中，有「長辛店講演車費1元8角」。就是說，在此前，為了引導愛國青年逐步走向工農，鄧康已經幾次前往長辛店進行事前的聯繫和調查，為講演團在這裡開展講演作鋪墊。（注：見《北京大學日刊》第四版《平民教育講演團帳目報告表》，1920年4月9日）

　　3月30日幹事會決議「農村講演」的具體辦法。

　　4月4日，刊出了長辛店組講演的報告，鄧康等七人參加了講演的消息。後來刊出了《長辛店講演報告》（注：見《北京大學日刊》，1920年4月13日）

　　4月19日，《北京大學日刊》刊出了北京大學學生會啟事，宣佈北京大學成立了追悼1920年3月15日病卒的黃躍華的籌備會，鄧中夏是籌備會負責人之一。

　　4月27日，《北京大學日刊》刊出了4月2日豐台組講演報告。

　　5月1日，在長辛店，和工人們一起參加了慶祝「五一」勞動節大會。

　　5月4日，《北京大學日刊》刊出了平民講演團開會作出的新決定，說講演團的第二組將分為四個隊，每月輪流講演。鄧中夏被分在第二隊，第二隊在每月的第二個星期講演。黃日葵和鄧中夏分在一個隊裡。

　　5月7日，《北京大學日刊》刊出了鄧康啟事：

　　平民教育講演團和各組書記台鑒：

　　弟因事出京，所以團中事務，暫歸楊君鐘建單獨負責，凡事請和他接洽，楊君住東齋荒字六號。

　　5月11日，《北京大學日刊》刊出了講演團的公告，說「關於印講演錄一事，我們因費用不足，不能不從緩進行，但於未進行刊印以前，如有重要講稿，打算商情《新生活》辟一欄刊出。」

　　5月11日，《北京大學日刊》刊出了講演團的講演題目，其第二組中鄧康的演講題目是《互助》。

　　5月30日，《新生活》第37期，報道了「農村講演」的報告，並說：「放暑假的日子快近了。我們希望全國的青年不可把這暑假中幾十天寶貴光陰浪費或渾用，一而修養，二而拿『五四』的全副精神，去組織許多的講演隊，分到鄉鄉村村去講演。輸送一些新鮮空氣給我們那黑暗地獄裡的無數同胞，好叫他們一齊摩拳擦掌地嚷出來，加入我們的愛國運動。這就是我把這篇報告抄來登在本報的微意。」署名：薑。

　　5月31日，《北京大學日刊》刊出鄧康啟事：……弟因腦病漸深，須略事修養，特向各位告假兩星期……

　　刊出了，16日講演團召開了幹事書記聯席會議，根據會議的決定，17日講演團發出暑假講演通告：

　　……「我們因事實上的限制，不能把我們的平民教育主義推廣到全國，這是我們極大的恨事！」又說：對於暑期回家和不回家而短期旅遊的「不是我們推廣主義的好機會嗎？」聯席會議提議「我們團裡還剩有《新生活》四百餘本，不妨攜歸代賣。」通告又說：「希望各位都要把當地的社會實狀，詳詳細細記錄下來，……作我們改造社會的參考。」（注：見《北京大學日刊》，1920年6月17日）

　　6月19日，少年中國學會在順治門外南橫西頭獄雲別墅召開常會，會議討論了三件事：慶祝成立一年；提到「新自日本旅行回國者有孟君壽椿、康君白情、黃君一葵……」；暑假後出國者計五人，為袁君守和、張君申甫、康君白情、鄧君仲澥和周君枝蓀。（注：見《少年中國》第2卷第1期）

　　6月22日，《北京大學日刊》刊出了講演團的城市講演被強行解散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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