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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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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場大辯論延續到1919年,辯論的主題有 1.「問題和主義」的大辯論 鄧中夏曾總結說:「1919年『五四』運動以後,中國知識階級思想為之嶄然一新,相率競為新文化運動。開始尚為德莫克拉西的宣傳,繼而為社會主義的研究。後來社會主義的信仰者日勝一日,首先引起資產階級學者的抗議,提出『多研究問題,少談些主義』(胡適之)以與社會主義信仰者挑戰,於是在北京方面發生所謂『問題與主義』之爭。經過一場激烈鬥爭之後,結果,在形式上算是主義派取得了勝利。」(注:見《鄧中夏文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40頁) 2.革命什麼時候能夠成功 這是一個很現實的問題,有個正確的估計將會給革命者以鬥志和信心,給廣大群眾以期盼。一個當年的北大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的成員范體仁回憶說:「關於社會主義革命何時成功的問題上,中夏和羅章龍有過爭論。中夏寫過日記給我看過。中夏說,卅年可以成功;羅說,一百年都不能成功,至少要帝國主義垮臺中國(革命)才能成功。中夏說,辛亥革命實際上是二十年成功的。估計力量,(開始時)孫中山只有一個人;我們現在拿孫中山比,群眾力量比他那時大。不動則已,一動力量大無比。孫中山是發動綠林,我們發動力量就大,不要為帝國主義嚇倒。睡獅醒來力量極大,要把睡獅喊醒;蘇聯也不過卅年左右。所以卅年沒問題。羅說,成功是要成功的,但是帝國主義一百年內垮不了,所以一百年也不得成功。他說,中國和蘇聯不同,對蘇聯,帝國主義干涉它不到,而中國,帝國主義完全可以控制,帝國主義如不打下去,決不會允許中國成立社會主義。」(注:見《範體仁談話記錄》,1961年5月,未刊稿) (注:關於未刊稿的說明:為了收集和整理鄧中夏和李啟漢同志的資料,1953年,夏明給劉少奇寫信,請求給予幫助。劉少奇親自批示,請中宣部幫助解決。前後接手參與工作的有工人日報社(1954年)、工人出版社(1957年)和人民出版社(1959年)。1959年,在中宣部的努力下,得到解放軍總政治部的支持,組成了由夏明、魏巍和北京作家協會的錢小惠以及人民出版社工作人員組成的資料調查小組。曾經走訪了北京、上海、廣州、大連、長沙、宜章、武漢、江蘇、南京等地。調查工作一直進行到1962年。本文所提到的未刊稿,就是那個時期收集的資料。——編者) 3.壯大革命的力量靠大聯合 4. 元旦,李大釗在《每週評論》上發表了《新紀元》一文,他進一步號召勞工階級起來罷工,聯合全世界的同胞,打倒資本家。(注:《北大青年》第5、6、7期《「五四」運動和北大學生》) 1月,巴黎和會召開。當時,中國有許多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看不清巴黎和會的本質,對帝國主義尤其美英帝國主義還抱有幻象,他們認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勝利是什麼「公理戰勝強權」。(注:《北大青年》,第5、6、7期《「五四」運動和北大學生》) 1月,他參加了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發起組織的「進德會」。 2月份出版的《國民》雜誌第1卷第2期上,鄧中夏以筆名「大壑」發表在「國內大事記」欄目中的論文就有四篇:《平和問題》、《國防軍之成立》、《內閣問題》和《歐洲和議吾國委員之派遣》。在當時,中國有許多的知識分子看不清巴黎和會的本質,對帝國主義尤其是美帝國主義還抱有幻想,他們認為第一次世界大戰是什麼「公理戰勝強權」。揭露它們還其本來面目是很重要的。巴黎和會於1919年1月18日召開,從一開始鄧中夏同志就極其關注它的動向。 先後,又相繼發表了《國內大事記》和《國防軍和日本》,文章一針見血地揭露反動政府及駐日公使章余祥暗中和日本勾結、出賣國家的罪行,疾聲呼喊國人起來喲! 2月15日,在《北京大學日刊》上發表了致校長函,建議校長轉示同學,注意提倡社會教育。鄧中夏相信,要革命,就必須喚醒廣大人民群眾。 鄧中夏開始極力從事平民教育事業,召開為平民講演。在一段時間內,教育救國的思想是他行動的主導思想。李大釗成為中國最早的一個疾呼馬克思主義才能救中國的宣傳家,而鄧中夏是其最得力的學生及實踐的先鋒。 「2月,澤東同志第二次到北京,中夏熱情地接待了他,此時北京已譯出了一些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中夏都一一介紹給澤東同志,並一同鑽讀……,這時他們的關係非常密切」。(注:見張瓊:《關於鄧中夏同志早年二三事回憶》,1962年7月2日,未刊稿) 3月7日,《北京大學日刊》刊出了《北京大學平民教育講演團徵集團員啟事》。 啟事中說:「本校學生鄧康、廖書倉等近發起組織北京大學平民教育講演團」並說「平民教育,普及教育也,」「學校教育,唯饒於資財者之子弟始得享受,而寒畯之子弟及迫于生計而中途失學者不與焉,……則人民智識必大相懸殊,社會上之不平之景象必層見迭出,共和國體必根本動搖」,但教育吧,廣大的人民又不識字,所以「非從事講演不為功。」並公佈了由鄧康和廖書倉起草講演團的簡章。 簡章裡登出來「本團以增進平民智識、喚起平民之自覺心為宗旨。」他發起組織「北京大學平民教育講演團」。他向北大的廣大師生高呼「我們天天鼓吹救國,可是實行下手的地方在哪裡?救國的先決問題,是不是要民眾覺悟、努力?那我們對於平民教育,又安不可加以十分的注意。同學們呵!請快來加入我們這個團體罷!」 他的主張,贏得了廣大同學的贊同和支持,團體迅速擴大,大家推舉他為總負責人。講演團裡聚集了大批有作為的愛國知識青年。在革命的主力軍辯論中,革命知識分子自己首先明白了革命的主力是廣大的工人、農民群眾之後,他又帶領廣大願意獻身工人農民的革命知識青年走向工農。 3月14日,《北京大學日刊》再次登出徵集團員廣告,報名地點之一是鄧康住北京大學東齋宙七號。 3月23日午前,本校平民教育講演團在理科校長室開成立大會,到會三十五人。選舉廖書倉、鄧康為總務幹事,羅家倫、康白情為編輯幹事,易克嶷為會計幹事。 3月27日,《北京大學日刊》公佈了講演團修改後的章程。 3月29日,《北京大學日刊》報道說,已有四十一人報名參加北京大學平民教育講演團。決定分成四個組,各選主任一人。 4月3日、4日、5日,北京大學平民教育講演團到東便門內蟠桃宮講演,雖然黃沙滿天,不堪張目,但聽的人很踴躍,出乎意料。 5月4日,鄧康進行講演,題目是《家庭制度》。 5月5日,鄧康再次講演,題目是《現在的皇帝倒黴了》。 就在這個時候,「五四運動」爆發了。 5月3日,「北京各國立學校學生代表會」又發展成「北京中等以上學生聯合會」,聯合會是「五四」運動的直接指揮者。作為北京學生聯合會總務幹事,鄧中夏是五四反帝愛國運動的先鋒和組織者之一。 「5月4日,北大學生上午九點鐘便到馬神廟二院(理科)集合,準備出發。這時北洋軍閥政府的教育次長慌慌張張地跑來,企圖阻止學生到天安門去遊行。北大學生代表鄧中夏、黃日葵等十餘人和他據理力爭,這位次長瞠目結舌、無言答對。最後,鄧中夏對次長說:『我們今天的事,你教育部長是管不著了!』和大隊一起沖出校門。教育次長不得不垂頭喪氣地溜走,遊行大隊沖出校門,浩浩蕩蕩地奔向天安門廣場。也是他帶頭,『不管危險,從(曹宅)天窗跳了進去』闖進了曹大院的院牆,參加了火燒曹家樓的戰鬥。 當天返校後,在三院禮堂開會,決定次日總罷課,在這次大會上成立了北京大學學生幹事會。這是我國第一個學生會,參加幹事會工作的學生達二百余人,鄧中夏、黃日葵參加了文書股工作,當時文書股負責編輯「五七」小報,是個宣傳機構。(注:見《北大青年》第5、6、7期《「五四」運動和北大學生》) 「『五四』運動時期,鄧康同志是『北京學生救國會』的總務部幹事。照理說非常忙,但他在百忙中還想到為學校工友們補習功課,講解時事,參加了『校役夜班』,經常地參加平民教育講演團,到外面講演。」(注:見許德珩:《回憶「五四」時期的鄧中夏同志》) 「5月5日下午二時,愛國學生三千余人在北大法科禮堂集會。為了統一行動,當晚又成立了北京中等以上學校學生代表聯合會的籌備會,第二天,北京中等以上學校學生聯合會宣告成立。會址設在北大,北大學生是學聯的骨幹。會綱中規定:有關各校全體的工作『由本會暫時委託北京大學學生會幹事部執行』。鄧中夏參加了學聯的工作。」(注:見《北大青年》第5、6、7期《「五四」運動和北大學生》) 5月11日,刊出了北大平民講演團講演的題目:《青島問題》、《青島交涉失敗的原因》、《爭回青島》、《國民自決》、《中國現在的形勢是怎樣》、《國民現時應持之態度》、《痛史》……,掀起了對中日問題的關注。(注:見《北京大學日刊》,1919年5月14日) 5月18日(星期日),鄧康等四人,將再次在珠市口南路東講演,由於五四運動的核心組,認為只有北京中等以上學生的力量還遠遠不夠,必須動員全國學生的力量。核心組便分頭到全國各地進行動員。 5月18日,他親自前往長沙,動員好友毛澤東,立即在長沙組織湖南學會聯合會,以參加全國學生聯合會。舉全國學生的力量,來反對腐朽的反動政府。五四運動讓他認識到,各種革命力量聯合的重要性。 6月3日,鄧中夏第一次被捕。一位一同被捕的當事人說:「6月3日,天津學生罷課。我和中夏來到前門箭樓,搬方桌子當講演台,站上去講演。到了下午,前門的大柵欄也被學生們擠得水泄不通。大家喊著,『去呀!去呀!』,一人拿一面旗子。擦黑的時候,警察把我們一下子包圍起來了,把我們成百成千的人押(進)了午門內。我們在裡面向警察講演、講愛國道理。中夏站出來講演。外面的同學前來給我們送被子、送吃的。」當局也意識到,鎮壓將意味著一場更大的反抗鬥爭。「到夜裡一兩點鐘(的時候),兩個警察押一個,我們又被趕出了午門。」(注:見《楊東蓴談話記錄》,1961年3月,未刊稿)這就是鄧中夏第一次被捕。 6月3日,上海的工人也參加到了「五四」運動的洪流,「五四」運動讓他再次認識到,中國工人階級的偉大和力量。愛國運動推動了中國工人階級的覺悟。 6月6日,五四運動獲得最後勝利。 6月7日,其他被捕戰友出獄。 6月,他借暑假(這年學校提前放暑假)之機來到家鄉湖南宜章縣,為喚起更多的民眾,到處奔走,四處講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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