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中夏年譜 1918年

1918年

　　年初，鄧中夏很快就被各種撲面而來的各種社會思潮所打動、吸引。

　　4月開始，直到11月，李大釗同志連續發表了《今》、《法俄革命之比較》、《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和《庶民的勝利》等文章。李大釗同志在《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一文中說，十月革命的勝利，將形成二十世紀的群眾運動「什麼皇帝咧，貴族咧，軍閥咧，官僚咧……凡可以礙阻這新運動的進路的，必挾雷霆萬鈞的力量摧拉他們……試看將來的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又在《庶民的勝利》一文中說：「今後世界的人人都成了庶民，也就都成了工人」「我們要想在世界上當一個庶民，應該在世界上當一個工人。」鄧中夏認為這是一條根本的光明大道。李大釗成了鄧中夏最折服的老師。鄧中夏就盼望著，有一個有如此巨大力量的，為窮苦人翻身解放的革命的理論，如今找到了！他像久旱的禾苗遇到了甘露，拼命地享受著。為了這場拯救國家的革命，他甘願當一個庶民，一個中國的工人。他是從農村中來的，對中國南方農村生活有所瞭解，對中國的工人卻很生疏。他急切地想看到中國的工人是什麼樣的，中國的工人階級是什麼樣的。他決定到工人中去走走，看看，要瞭解這些未來世界的主人。

　　5月，當中國軍閥政府和日本政府簽訂了秘密賣國條約的消息傳出後，在日本聞知此事的中國愛國留學生，一致強烈抗議、罷課回國。

　　5月中旬，留日學生的代表四人來北京後，就與鄧中夏同志聯繫，共同商討行動計劃。鄧中夏是北京大學八個學生罷課請願代表之一。

　　5月20日晚，在北大西齋飯廳召開了群眾大會，北京其他學校學生代表也應邀出席，大會決定次日前往「總統府」請願。

　　5月21日，鄧中夏組織並參加了我國學生為反對中日軍事協定的簽訂而舉行的罷課請願鬥爭。隨後又組織並且參加了「北京學生救國會」。鄧中夏是「學生救國會」的負責人之一。

　　5月22日，由於沒有經驗受了軍閥的欺騙，第二天複課。但很快組織了「北京學生愛國會」。一個能夠左右北京青年學生運動的核心，正在逐漸地形成中。

　　10月後，學生們紛紛出版刊物，二十幾個群體組織社團。之中最重要的如：「國民雜誌社」、「新潮社」、「北京大學平民教育講演團」、「少年中國學會」等。

　　「《國民雜誌社》從一出版就是一個政治色彩非常鮮明的刊物，它的內容緊緊地配合著當前正在醞釀之中的反帝愛國鬥爭，把日本帝國主義這個兇惡的敵人揭露的淋漓盡致。不過當時這雜誌還是以文言文出版的，反對舊文化的態度還不夠堅決，對十月革命也有所疑懼。」（注：見《北大青年》第5、6、7期《五四運動和北大學生》）

　　10月，這次罷課請願鬥爭雖然失敗了，但在李大釗同志的幫助下，在原來「北京學生救國會」基礎上，成立了「國民雜誌社」，創辦《國民》月刊，鄧中夏擔任編輯股幹事，並在李大釗同志的指導下研究亞洲問題。鄧中夏常以「大壑」為筆名，「在《國民》月刊上發表評論時事的文章。《國民》在『五四』愛國運動的興起上，起了很大的準備作用，他的大多數社員，在『五四』學生運動中成為積極的參加者、組織者和領導者。」（注：見彭明著：《五四運動在北京》，北京出版社1979年版）

　　就在這個時候，俄國十月革命的風吹到了北京。

　　11月，毛澤東來到北京，要去北京的長辛店機車修理廠，安排湖南留法勤工儉學學生生產實習工作。找到了好朋友鄧中夏，請他帶個路。一時間，鄧中夏帶著毛澤東幾次來到長辛店。長辛店的情形讓鄧中夏吃了一驚。此前他並不知道北京還有一個長辛店，也從來沒有見過這麼大的工廠，工廠正在進行著川流不息的生產；他也看到了，那裡有大量的工人，卻都住在矮小破爛的貧民窟中。

　　「冬，乘北大放寒假的機會，中夏約了三五個同學，到唐山等礦區。中夏同志則是為了瞭解和接觸工人，瞭解工人生產和生活狀況的。到了龍口一看，黑洞洞的一片，大家都張口結舌感到懼怕。下礦井是大家有生以來第一遭，心不住地亂跳，嚇得昏昏咚咚的，可是就是不敢講，怕中夏批評」。（注：見張瓊：《憶中夏》，未刊稿）

　　回北京後，鄧中夏深有感慨地說：「只有接受列寧、馬克思主義，走蘇俄的道路，中國人民才能得救。」他在心中確立了一生為之奮鬥的方向。

　　此後，他的思想和行動有了極大變化，一方面他如饑似渴地尋找有關蘇俄有關馬克思主義的報道及書籍閱讀，另一方面則積極投入到實際的群眾運動當中去。他很快就成為北京大學學生運動和馬列主義運動最活躍分子之一。當年在革命青年中，就有「理論問題找劉仁靜，實際問題找仲澥之說」。（注：見《範體仁談話記錄》，1961年5月，未刊稿）看到鄧中夏在學習馬列主義上如此專心，看著他不斷地成長和進步，李大釗非常高興，1918年下半年，曾對一些還很進步的青年說：「馬列主義仲澥是接受了！」（注：見《範體仁談話記錄》，1961年5月，未刊稿）

　　下半年，在北京大學的激進的愛國青年當中，逐漸地掀起了一場拯救中國的革命理論大辯論。鄧中夏就是其中最積極最熱烈的參辯人。

　　「五四」前後，隨著共產主義思想的傳播，各種思想的碰撞越來越激烈。在北京，幼嫩的馬克思主義者內部的爭論，以及和來自外部的理論鬥爭越來越明顯。這些戰鬥鍛煉和考驗著他們，使他們解決了自身存在的許多問題，為中國共產黨成立及之後的發展墊鋪了道路。

　　1918年下半年，在北京，那些追隨馬克思主義的愛國知識青年，開始了一場曠日持久的理論大辯論。在1918年辯論的主題有：

　　1.中國的工人，工人階級的調查

　　除去上面講的去唐山煤礦的調查外，1919年的暑假提前放假，鄧中夏回老家，祭奠他英年早逝的哥哥鄧隆泮。在家鄉他四處宣傳五四運動的精神，號召青年們起來去創造新世界。在家鄉正遇上塘尾民間煤礦工人，為奪回採煤權而與縣老爺的鬥爭。處於困境中的礦工們，聽說北京來了個知名的能人，求他來幫助打這場官司，他欣然同意了。他深入礦井調查，瞭解工人的生產、生活。他親自到縣衙門，和縣老爺們爭辯，硬是為礦工們奪回了工人們的採礦權。礦工們聚資帶厚禮來感謝他，被他堅決謝絕了。這場鬥爭，使他更加瞭解採煤工人這個群體。

　　這年暑假，中夏又帶一部分同學到焦作礦區參觀，並在那裡辦了個民眾學校（職工夜校）。

　　後來，1920年的暑假，他還帶著一些同學，去工廠參觀。「還到彰德去參觀一個紡織廠。廠裡童工最多，剝削也最殘酷。早上五點鐘就上工，有的孩子只穿一條短褲，有的就用一塊破布圍住下身。晚上六點半下班，早晚只給一碗玉米稀湯，中午只給一個窩頭。一天的工錢是一個銅子。看了這些中夏叫大家各抒己見，提高認識決定革命意志。」（注：見張瓊：《關於鄧中夏同志早年二三事回憶》，1962年7月2日，未刊稿）

　　2.推翻腐敗國家機器的社會革命主力是誰

　　一個當時也還頗有名氣的北大高一涵教授說：「時間約是在『五四』運動前一點。當時，陳獨秀主張以青年學生為革命的主導力量，他說，學生有知識，有主張，有希望；鄧康（鄧中夏）等幾個學生說，專以學生做主導力量不夠，沒有實際力量，他提出要以工人為主導力量。（那時我們沒有工人階級的觀點，陳獨秀也沒有什麼階級觀點，認為那時中國產業工人很少，農民沒有知識，手工業工人思想不進步，力量也不大，靠工人不行）。大家爭論、討論，一方面在《新青年》上《每週評論》上發表文章。那時我們住在南池子，他（鄧康）常去，去了就辯論。鄧康不是反對學生，而是認為主要力量一定在工人階級，沒有工人階級專靠青年學生則不行。他不但這樣主張，也堅持著搞工人運動，常到長辛店去。我們當時認為，他搞工人運動是搞不起來的，常笑他。『看你搞得起來搞不起來』」。（注：見《高一涵談話記錄》，1961年5月24日，未刊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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