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李娃傳》|戴望舒

讀《李娃傳》(1)

　　一

　　白行簡所著《李娃傳》現在的存本計有兩種：一種是繁本，即《太平廣記》卷四八四雜傳記類所收的《李娃傳》；一種是刪節本，即曾慥《類說》卷二六上所收的《汧國夫人傳》（羅燁《醉翁談錄》癸集卷一所收的《李亞仙不負鄭元和》雖少有異文，但其源即出《類說》）。而這兩種本子的來源就只有一個，那就是唐末屯田員外郎陳翰所編的《異聞集》。

　　《異聞集》所收唐人小說，以單篇為多，然率皆潤飾增刪，和原本恐有不同，《太平廣記》卷八三所收出自《異聞集》之《呂翁》，與《文苑英華》卷八八三所收沈既濟之《枕中記》，《太平廣記》所收出自《異聞集》之《太學鄭生》（卷二九八）、《邢鳳》（卷二八二），與《沈下賢集》所收之《湘中怨詞》，《異夢錄》，文字有異，是其一證。刪節本僅及原本十一，不足為據。但是《廣記》所收《李娃傳》，大概也因為經過了潤飾增刪，還加上繕寫刊刻的錯誤，所以還是留下了好些令人置疑的地方。如已經張政烺先生指出為陳翰手筆的本傳開端的三十一字：

　　汧國夫人李娃，長安之娼女也，節行瓌奇，有足稱者，故監察禦史白行簡為傳述。

　　以及我認為頗有問題的結尾的：

　　貞元中，予為隴西公佐話婦人操烈之品格，因遂述汧國之事，公佐拊掌竦聽，命予為傳，乃握管濡翰疏而存之，時乙亥歲秋八月，太原白行簡雲。

　　等語，皆有使人懷疑到《李娃傳》不是白行簡作的可能。

　　關於前者，張政烺先生在他的《一枝花》那篇短文中已說得很清楚；關於後者，這裡有一點說明的必要。因為唯有弄清楚這個寫作日期，我們才不會對本篇的作者有所懷疑，才可以對於古往今來偽託之說，得據以辨正。

　　主張《李娃傳》不是白行簡所著的說法，近年來頗為流行。如日本鹽谷溫博士，最近劉開榮先生，都曾這樣主張。鹽谷溫博士說：「這傳奇與那賦（按指《天地陰陽交歡大樂賦》）固然都是假託的，但文筆非老手到底不能辦。」劉開榮先生說：「不過就《李娃傳》的形式及所反映的社會背景來看，很像是較晚的作品。假如說是另一作者，假託白行簡之名而寫《李娃傳》，倒有可能。」

　　鹽谷溫博士和劉開榮先生的論斷是相當主觀的，這樣三言兩語就剝奪了白行簡的著作權，到底是不能令人心折的。言之似有理的，是遠在宋朝劉克莊的意見。在他的《詩話》前集中，他說：

　　……鄭畋名相，父亞亦名卿，或為《李娃傳》誣亞為元和，畋為元和之子。小說因謂畋與盧攜並相不鹹，攜詬畋身出娼妓。按畋與攜皆李翱甥，畋母，攜姨母也，安得如《李娃傳》及小說所雲？唐人挾私忿，騰虛謗，良可發千載一笑。亞為李德裕客，白敏中素怨德裕及亞父子，《李娃傳》必白氏子弟為之，託名行簡，又嫁言天寶間事，且傳作于德宗之貞元，述前事可也。亞登第于憲宗之元和，畋相于僖宗之乾符，豈得預載未然之事乎？其謬妄如此……

　　鄭畋和盧攜不鹹，不止互訴而已，甚至幾乎動手打起來，如《北夢瑣言》所記的那樣，可是這和《李娃傳》有什麼關係？然而劉克莊卻固執地認定，傳中所說的滎陽公子，正就是誣指鄭亞，因而就牽出白敏中和李党鄭亞父子的嫌隙，說這篇小說必是白氏子弟造作而託名于行簡。這是大前提的錯誤，這樣就一路錯到底。

　　附和劉克莊《詩話》的意見的，在清代有俞正燮，他雖然先對克莊之說表示懷疑，但終為曲為辯護，因而否定了《李娃傳》是白行簡的作品；當代亦有一位傑出的教授，認為，像《白猿傳》之嘲歐陽詢是猴子一樣，《李娃傳》的作者的用意是在嘲罵時宰是娼婦之子，因而斷定說，鄭亞和鄭畋的時代既後於傳中所偽稱的貞元乙亥十一年（七九五），而鄭畋顯貴之日白行簡早已在敬宗寶曆二年（八二六）逝世了，那麼《李娃傳》便斷然不可能是行簡寫的了。

　　《李娃傳》意在誣鄭亞鄭畋之說是絲毫沒有事實根據的猜測之辭，我們可以置之不辯。我們要來討論的，倒是那個大可置疑而一向未有人注意及之的傳中所說的「貞元乙亥秋八月」這個年代。貞元乙亥是貞元十一年。《李娃傳》是否真是在這一年寫的？白行簡是否有可能在這個時候寫《李娃傳》？

　　我們的回答是否定的：因為那時以古文筆法寫小說的風氣尚未大開，白行簡和其兄居易丁父憂，居喪於襄陽，決無認識那鼓勵他寫小說的李公佐的可能，說這二十歲的白行簡會獨開風氣之先，背了居喪之禮而會友縱談而寫起小說來，恐怕是不可能的事。

　　這樣說來，是否我們也同意于《李娃傳》是偽託作品之說呢？並不。我認為「乙亥」二字，是一個繕寫或刊刻的錯誤，或多半是《異聞集》編者的誤改。那麼原文是什麼年份呢？什麼理由會錯成「乙亥」呢？

　　原文上應該是「乙酉」。乙酉是順宗永貞元年（八〇五）亦即貞元二十一年。那時行簡之兄白居易已在京師做著校書郎那份閒散的卑官，行簡也已經「驅車迤邐來相繼」和白居易一起交友，游賞，飲酒，玩女人，寫文章。那個時候白行簡寫小說便是可能的了。

　　可是「乙酉」有什麼理由會誤作「乙亥」呢？這裡是我們的解釋：我們知道，德宗是在貞元乙酉正月癸巳（二十三日）駕崩的，太子于同月丙申（二十六日）即位，是為順宗。可是順宗在位之日並沒有改元，而仍沿用貞元的年號。到了這年八月庚子（初四），順宗下詔內禪憲宗，自稱太上皇，于九日冊皇帝于宣政殿，並將貞元二十一年改為永貞元年以志慶。（這次的改元，雖出於順宗之意，然而永貞這年號，照理卻是屬憲宗的，而一般史家均把它歸在順宗名下，這是欠妥的。）可是順宗的太上皇亦沒做了多久，次年正月甲申（十九日），他就駕崩了，而在他駕崩之前十七日，即正月丁卯（初二），憲宗就已經改元為元和了。所以永貞這個年號，實際上只用了不到五個月，在當時人看來，那一年還是貞元二十一年，可是在後代讀史的人看來，那年卻是永貞元年了。《異聞集》的編者很可能也是這些人中的一個，以為貞元中並無乙酉年，而貞元元年乙丑年又似乎太早了一點，便把傳中的「乙酉」自作聰明地改為「乙亥」了。

　　這便是「乙酉」之所以誤成「乙亥」的理由，而《李娃傳》寫作的年代，是應該放在貞元二十一年，即永貞元年的八月初，而且必然是在初一至初三這三天之中的。

　　這個寫作年代的推定，如果沒有更確切的證據來作依傍，那麼要駁倒《李娃傳》非白行簡作之說，辨正它並不是寫來誣鄭亞鄭畋父子理由，總還是顯得薄弱的。

　　《李娃傳》為白行簡作的有力的證據，卻並不在什麼罕見的書上，那就是元稹的《元氏長慶集》。在該集卷十《酬翰林白學士代書一百韻》中，我們看到這兩句詩：

　　翰墨題名盡，光陰聽話移

　　而在這兩句詩下面，又有元稹自注云：

　　樂天每與予遊，從無不書名屋壁；又嘗於新昌宅說一枝花話，自寅至已，猶未畢詞也。

　　元稹的這篇詩，是酬答白居易的那篇《代書詩一百韻寄微之》而作，兩篇皆作於元和五年（八一〇）。在這篇追緬舊遊，特別是念念不忘於從貞元十九年（八〇三）至元和元年（八〇六）元白二人均任校書郎那一段時期的生活的詩和詩注中，正如以前我們曾提出過的，最可注意的是「話」、「一枝花」這幾個字眼。「話」是什麼？吳曉鈴和張政烺二先生都認為是「說話」，即現在的「說書」，可是我認為還是僅僅解作「故事」也就夠了，原因就為了「自寅至巳」（自上午三至五時至上午九至十一時）這個時間。我以為與其說半夜裡請了說書人來一直講到早晨，不如說自己朋友間宵談遣夜更為合理一點。「一枝花」是什麼呢？就是汧國夫人李娃。宋曾慥《類說》卷二十六上有陳翰《異聞集》，其中《汧國夫人傳》末有注云：「舊名《一枝花》」；元羅燁《醉翁談錄》癸集卷一《李亞仙不負鄭元和》條，開端即雲「李娃，長安娼女也，字亞仙，舊名一枝花……」；明梅禹金《青泥蓮花記》卷四載《李娃傳》，題下有注云：「娃舊名一枝花。元稹詩注。」陳翰、羅燁、梅禹金等都一致認為一枝花為李娃舊名，當非皆從「光陰聽話移」那句詩的注憑空附會出來，而必有現在已經失傳了的根據的，尤其是去白元時代不遠的唐末的陳翰。

　　這裡我想附帶說到的，就是詩注中的「新昌宅」的問題。因為這個問題常被人忽略了或誤解了。新昌宅當然不是元稹的住所，因為元稹當時住在靖安裡。那麼是不是白居易的住所呢？徐松《唐兩京城坊考》卷三《昭國坊》條按語云：「按白居易始居常樂，次居宣平，又次居昭國，又次居新昌……」現在我們且從《唐兩京城坊考》來看一看白居易住在這些坊裡的時期：

　　一，常樂裡　《養竹記》云：

　　貞元十九年春，居易以拔萃選及第，授校書郎，始于長安求假居，得長樂裡故關相國私第之東亭而處之。

　　可見白居常樂裡始於貞元十九年（八〇三），迄於何年則尚待考。

　　二，宣平裡　《舊唐書》《白居易傳》云：

　　居易奏曰：「臣聞薑公輔為內職，求為京府判司，為奉親也。臣有老母，家貧養薄，乞為公輔例。」……於是除京兆府戶曹參軍。

　　白居易《襄州別駕府君事狀》云：

　　夫人潁州陳氏……元和六年四月三日，歿于長安宣平裡第。

　　按居易於元和五年（八一〇）五月除京兆戶曹參軍，奉母居京，當為移居宣平裡之始，至元和六年（八一一）母卒，乃離京喪居渭村。計在宣平裡居約一年。

　　三，昭國裡　居易居昭國裡當始於元和九年（八一四）入朝拜太子左贊善大夫時（有《昭國閒居》詩），迄於元和十年（八一五）居易貶江州司馬時，（白氏《與楊虞卿書》云：「僕左降詔下，明日而東，足下從城西來，抵昭國坊，已不及矣。」）居約一年。

　　四，新昌裡　居易為主客司郎中知制誥的次年即長慶元年（八二一）二月初，始買宅新昌，《竹窗》詩云：「今春二月初，卜居在新昌。」又有《新居早春》、《新昌新居書事》等詩。

　　除了這四個住所以外，徐松還說：「樂天始至長安，與周諒等同居永崇裡之華陽觀。」這裡我們要補充說：那時候是貞元十九年的春天，白居易的《重到華陽觀舊居》詩「憶昔初年三十二，當時秋思已難堪」等可證。可見在貞元二十一年夏，他也在華陽觀住過，可能是短時間的寄居。

　　從上面看來，白居易居新昌裡始于長慶元年（八二一），而元稹在元和五年（八一〇）所寫的回憶貞元十九年至元和元年（八〇三～八〇六）的生活詩中，竟會說到白居易十幾年後的住所，豈不大大的荒唐嗎？

　　錯在什麼地方呢？錯在徐松不知道白居易在新昌裡買宅之十餘年前，即在居常樂裡和宣平裡之間，也曾經在新昌裡住過，而且住了相當長久。白居易在元和三年所寫的那篇《醉後走筆酬劉五主簿長句之贈，兼簡張太賈二十四先輩昆季》詩中，我們看到有：

　　晚松寒竹新昌第，職居密近門多閉，日暮銀台下直回，故人到門門蹔開。

　　等語，可證元和三年（八〇八）白居易居新昌裡；白居易在元和五年所寫的《和答詩十首》詩序，有：

　　五年春，微之從東台來，不數日，又左轉為江陵士曹掾，詔下日，會予下內直歸，而微之已即路，邂逅相過於街衢中，自永壽寺南抵新昌裡北，得馬上話別。

　　等語，可證元和五年春（八一〇）白居易尚居新昌裡；而元稹的《酬翰林白學士代書一百韻》又為我們證實了居易為校書郎時住在新昌裡。那麼我們假設白居易第一次居新昌裡的時代為貞元二十年（八〇四）至元和五年春（八一〇），大約不會差得很遠吧。

　　我之所以要提到新昌宅的問題，是為了說明元稹詩注所說的他們從而聽說一枝花話的新昌裡，確實就是白氏的住所，而白氏住新昌裡的時期，也包括白行簡寫《李娃傳》的貞元二十一年（八〇五）在內，聽故事和寫小說，可能就在同一個短時期之內。

　　既然聽講故事和寫小說是在先于鄭畋顯貴之日數十年，那麼《李娃傳》刺鄭亞鄭畋父子之說，便不攻自破了。在另一方面，那處處追隨著其兄的白行簡，聽到這個瑰奇的故事，又經友人李公佐的慫恿，而將它寫了出來，也是一件很自然的事。這是《李娃傳》為白行簡作之證一。

　　其次，在宋代許顗的《彥周詩話》中，我們見到這樣的一則：

　　詩人寫人物態度，至不可移易，元微之《李娃行》云：「髻鬟峨峨高一尺，門前立地看春風。」此定是娼婦。

　　而在任淵的《後山詩注》卷二《徐氏閑軒》一詩的注裡，我們又看到：

　　元微之《李娃行》：「平常不是堆珠玉，難得門前暫徘徊。」

　　元稹的《李娃行》全詩已佚，所剩下的就只有這短短的四句詩，前二句已經《全唐詩》采輯，而後二句卻從來也沒有人注意到過。可是這短短的幾句殘詩，卻替我們對於《李娃傳》的時代和作者的可信，提出了一個有力的證據。

　　現在我們可以看到，元稹和李娃故事的關係，不只是在新昌宅聽了人講而已，而且還寫了詩來歌唱這個奇特的娼女了。貞元末至元和間，在白居易兄弟、元稹、李紳、李公佐、陳鴻以及其他青年的文士們之間，我們顯然看到有一種新的文體在那裡流行出來。那就是當他們遇到瑰奇豔異或可歌可泣的事的時候，便協力合作，一人詠為歌行，一人敘作傳記，一詩一文，相偶而行，這樣地創造了一種以前所沒有的新體，如楊貴妃故事有陳鴻的《長恨歌傳》和白居易的《長恨歌》，鶯鶯故事有元稹的《鶯鶯傳》和李紳的《鶯鶯歌》；以後的無雙故事有薛調的《無雙傳》和無名氏的《無雙歌》，汜人故事有韋敖的《湘中怨》和沈亞之的《湘中怨辭》。所以李娃故事之有白行簡作傳，元稹作詩，也是一件很自然的事。元稹在白氏家中聽到講李娃故事是確實的了，那麼我們有什麼理由來說白行簡不會把這個故事寫成小說呢？《李娃傳》之確為白行簡所作，這是第二個證據。

　　我們已把白行簡在哪一年，哪一個地方，由於什麼原故，跟什麼人合作寫了這篇《李娃傳》說明白了，那麼所謂《李娃傳》是托行簡之名以誣謗鄭亞鄭畋之說，便不攻自破；至於主張傳中滎陽公子系指元和十一年狀元鄭澥之說，當然也不值一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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