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李娃傳》(2)|戴望舒

讀《李娃傳》(2)

　　二

　　《李娃傳》中有一段文字，常為讀者所注意而且加以懷疑的，那就是記述滎陽公子床頭金盡之後，中了李姥姥計，和李娃求孕嗣回來，途經宣陽裡，止于娃之姨宅，忽有人報姥暴疾，李娃先行，生為娃所留，日晚始往平康裡李氏宅，則李已他徙，生將馳赴宣陽裡以詰其姨，然已日晚，計程不能達，乃賃榻而寢的那一段。

　　凡是略知當時長安坊裡的細心讀者都會覺得，宣陽平康二裡毗鄰，路途邇近，即便日晚，也可以連夜趕去，何至於計程不能達？

　　清代的大學者俞正燮對於這一段文字也抱著同樣的懷疑。在他所著的《癸巳存稿》卷十四《李娃傳》條中，我們可以看見他這樣說：

　　……此傳所言坊曲，頗合事理。《長安圖志》，平康為朱雀街東第三街之第八坊，其第九坊即宣陽；以丹鳳街言，則第五坊平康，第六坊宣陽。傳云：「平康裡北門東轉小曲，即宣陽。」是平康宣陽路皆直南北，其街則直東西。傳又云：「日暮計程不能達」，則作傳者信筆漫書之，非實情也。……又案《北裡志》云：「平康裡入北門東回三曲，即諸妓所居之聚也」，又「其南曲中者，門前通十字街」。蓋宣陽，平康，南北俱有曲可通，不必外街……

　　從這些話裡，我們可以看出：俞正燮認為作者是錯誤了的，然而他卻曲為回護，說「作傳者信筆漫書之，非實情也」。

　　然而，實際上作傳者並沒有錯誤，也並沒有漫筆書之。像白行簡那樣熟悉於長安靜坊小曲的人，還會把那有名的平康裡的地理弄錯嗎？俞正燮之所以這樣說，正就是因為他自己對於長安坊裡的組織完全沒有明白。他據《長安圖志》來數平康宣陽二裡的次第有沒有數錯，我們這裡不必提，因為這還無關重要。可是就在俞正燮的這幾句短短的話中，我們就看到了三個錯誤：第一，他說平康裡北門東轉小曲即宣陽裡；第二，他說平康宣陽路皆直南北，其街則直東西；第三，他說宣陽平康二裡南北俱有曲可通，不必外街。

　　關於第一點，俞正燮的誤解是可以原諒的，因為他所見到的《李娃傳》是《太平廣記》本，文中有脫漏之處，因而看去不很明白。所謂「至裡北門」者，初看上去好像是指平康裡，然而仔細看下去，就明白是指宣陽裡。如果傳中說「至宣陽裡北門」，那麼俞正燮就不會誤解了。按平康裡宣陽裡均在長安東城，其西為朱雀街東第二街，其東為朱雀街東第三街，隔街對著東市；平康裡在北，宣陽裡在其南，故宣陽裡的北門，正面對著平康裡的南門。滎陽公子和李娃求孕嗣歸，原擬自平康裡南門入，所以當他們到了平康裡的南門前的時候，也就是到了宣陽裡北門。李娃所謂「此東轉小曲」是指宣陽裡北門內東轉小曲，因《太平廣記》本「裡」字前漏了「宣陽」兩字，致俞氏有此誤。

　　關於第二點，俞氏之所謂路和街，不知其分別何在，不知是否以裡內的街道稱路，裡外的官街稱街。可是無論如何，俞氏總是錯誤。因為唐代長安各坊裡，除了皇城之南的三十個裡內只有東西橫街以外，其餘各裡之內，均有自東至西及自北達南的十字街。十字街是在坊內的，因其形如十字，故稱，這是俞氏所沒有理解的。

　　關於第三點，俞氏的話是十分武斷的。查唐代長安各坊裡，都是互相隔絕的，坊裡的四周是裡垣，垣外為官街，非三品以上和坊內三面皆絕者，不得向官街開門的，坊裡和官街的交通，非經裡門不可，如果我們以現在對於那些熱鬧的大街的觀念來理解唐代長安的官街，那就大錯了。所以俞氏的「宣陽平康，南北俱有曲可通，不必外街」之說，完全是毫無根據之談，其原因是沒有看懂《北裡志》，以為其中所謂十字街就是官街。

　　現在，我們來看一看從李娃宅到李娃姨所稅宅的路程吧：李娃宅是在平康裡內橫街西南的鳴珂曲，而李娃姨所稅的空宅，是在宣陽裡內直街東北方的小曲中。所以，要從平康裡西南的鳴珂曲到宣陽裡東北的小曲，我們必須走平康裡中的橫街（其全程長六百五十步），向東，至十字交叉點，然後向南走直街（其全程長三百五十步），出平康裡南門，過朱雀門南之第二橫街（寬四十七步），入宣陽裡北門，走直街，東轉，始抵小曲。這就是最捷近的路，算起來大約有五六百步左右，路並不算近。

　　可是這樣解釋了之後，讀者之疑仍不能明，因為從平康裡到宣陽裡，雖則要經過我們前面所說的路徑，但是兩坊究竟還是鄰坊，何至於會像傳中所說的那樣「日已晚矣，計程不能達」？這裡，我們除了要瞭解唐代長安街裡組織之外，還要知道唐代京師的夜禁之律。

　　當時長安是京畿之地，帝皇之居，為了治安起見，有執行很嚴的夜禁的必要。這夜禁是由金吾掌執的。天晚晝漏既盡，順天門（神龍元年以後改稱承天門）擊鼓，各坊裡閉裡門，官街上就斷絕交通，不聽人行，只許在坊裡之內來往。直到五更三籌，順天門再擊鼓，坊門複開，官街上始聽人行。夜禁中還在官街上走的，就是犯夜，按律就得處罰。

　　在《李娃傳》中，當滎陽公子初至李娃家，推說住處路遠，想賴在那裡的時候，姥曰：「鼓已發矣，當速歸，無犯禁」；在沈既濟的《任氏傳》中，當鄭六在妖狐任氏那裡宿了一宵出來的時候，「及裡門，門扃未發。門旁有胡人鬻餅之舍，方張燈熾爐。鄭子憩其簾下，坐以候鼓」；薛用弱《集異集》的《裴通遠》條（《太平廣記》卷三四五引），記裴通遠自通化門歸來，有白頭嫗隨之，「至天門街夜鼓將動，車馬轉速，嫗亦忙遽而行」；而牛肅《記聞》的《張無是》條（《太平廣記》卷一百引）也記「天寶十二載冬，有司戈張無是，居在布政坊，因行街中，夜鼓絕，門閉，遂趨橋下而跧」等事。這些記載，都可以作為唐朝嚴厲執行夜禁的旁證。

　　夜禁的法令，在《唐律疏義》上說得更明白。該書卷二十六《雜律上》《犯夜》條律云：

　　諸犯夜者笞二十，有故者不坐。

　　注曰：「閉門鼓後，開門鼓前，有行者皆為犯夜；故，謂公事急速及吉凶疾病之類。」疏義曰：「宮衛令，五更三籌，順天門擊鼓，聽人行。晝漏盡，順天門擊鼓四百槌訖，閉門。後更擊六百槌，坊門皆閉，禁人行，違者笞二十。故注云：『閉門鼓後，開門鼓前，有行者皆為犯夜；故，謂公事急速……』但公家之事須行，及私家吉凶疾病之類，皆須得本縣或本坊文牒，然始合行。若不得公驗，雖複無罪，街鋪之人不合許過。」既雲「『閉門鼓後，開門鼓前禁行』，明禁出坊外者，若坊內行者，不拘此律。」

　　律又云：

　　其直宿坊街，若應聽行而不聽，及不應聽行而聽者，笞三十；即所直時有賊盜經過而不覺者，笞五十。

　　《疏義》曰：

　　諸坊應閉之門，諸街守衛之所，有當直宿，應合聽行而不聽及不應聽行而聽者，笞三十。若分更當直之時，有賊盜經過所直之處，而宿直者不覺，笞五十；若覺而聽行，自當主司故縱之罪。

　　這兩條律文和注疏，把唐代夜禁令的施行方法解釋得明明白白。《李娃傳》中李娃姨氏之所以要等到日晚才對滎陽公子說「郎驟往覘之，某當繼至」，就是利用了這犯夜的禁令，算定滎陽公子到了平康裡之後，坊門即閉，不能即刻再回到宣陽裡來質問李娃何以遷居，而她又可以從容收拾器物，退了稅屋而去；而滎陽公子之所以「計程不能達」，至於弛其裝服，質饌而食，賃榻而寢，及質明始策蹇而赴宣陽，也就是為了這個夜禁。總之，我們應該注意，娃姥施行她的奸計，其最大關鍵全在於利用這個犯夜律，使滎陽公子兩面撲空，而金蟬脫殼之計始遂。

　　白行簡在寫這一段文章的時候，是確實有他的理由，而且也完全出於實情，決不是「漫筆書之」的，只是時移代轉，當時人盡皆知的事，便不再為後人所理解了。後世的人不明白當時坊裡的組織，不明白當時夜禁的法令，便至於不瞭解這一段文章的用心之處，反而懷疑到作者的錯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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