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我所認識的瞿秋白同志

我所認識的瞿秋白同志(1)

　　——回憶與隨想

　　王劍虹

　　我首先要介紹的是瞿秋白的第一個愛人王劍虹。

　　一九一八年夏天，我考入桃源第二女子師範預科學習的時候，王劍虹已經是師範二年級的學生了。那時她的名字叫王淑墦。我們的教室、自修室相鄰，我們每天都可以在走廊上相見。她好像非常嚴肅，昂首出入，目不旁視。我呢，也是一個不喜歡在顯得有傲氣的人的面前笑臉相迎的，所以我們從來都不打招呼。但她有一雙智慧、犀銳、堅定的眼睛，常常引得我悄悄注意她，覺得她大概是一個比較不庸俗、有思想的同學吧。果然，在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爆發後，我們學校的同學行動起來時，王劍虹就成了全校的領頭人物了。她似乎只是參與學生會工作的一個積極分子。但在辯論會上，特別是有校長、教員參加的一些辯論會上，她口若懸河的講詞和臨機應變的一些尖銳、透闢的言論，常常激起全體同學的熱情。她的每句話，都引起雷鳴般的掌聲，把一些持保守思想、極力要穩住學潮、深怕發生越軌行為的老校長和教員們問得瞠目結舌，不知如何說，如何做是好了。這個時期，她給我的印象是極為深刻的。她像一團烈火，一把利劍，一支無所畏懼、勇猛直前的隊伍的尖兵。後來，我也跟在許多同學的後邊參加了學生會的工作，遊行、開講演會、教夜校的課，但我們兩人仍沒有說過話，我總覺得她是一個渾身有刺的人。她對我的印象如何，我不知道，也許她覺得我也是一個不容易接近的人吧。

　　這年暑假過後，我到長沙周南女子中學，後來又轉入岳雲中學學習。在這兩年半中，我已經把她忘記了。

　　一九二一年寒假，我回到常德，同我母親住在舅舅家時，王劍虹同她的堂姑王醒予來看我母親和我了。她們的姐姐都曾經是我母親的學生，她們代表她們的姐姐來看我母親，同時來動員我去上海，講陳獨秀、李達等創辦的平民女子學校。原來，王劍虹是從上海回來的，她在上海參加了婦女工作，認得李達同志的愛人王會悟等許多人，還在上海出版的《婦女聲》上寫過文章。她熱忱于社會主義，熱忱于婦女解放，熱忱于求知。她原是一個口才流利、很會宣傳鼓動的人，而我當時正對岳雲中學感到失望，對人生的道路感到彷徨，所以我一下便決定終止在湖南的學業，同她冒險到一個熟人都沒有的上海去尋找真理，去開闢人生大道。

　　從這時起，我們就成了摯友。我對她的個性也才有更深的認識。她是堅強的，熱烈的。她非常需要感情，但外表卻總是冷若冰霜。她是一個失去了母親的女兒。我雖然從小就沒有父親，家境貧寒，但我卻有一個極為堅毅而又灑脫的母親，我從小就習慣從痛苦中解脫自己，

　　保持我特有的樂觀。……

　　但現實總是殘酷的。我們碰到過許多人，觀察過許多人，我們自我鬥爭，但我們對當時的平民女校總感到不滿，我們決定自己學習，自己遨遊世界，不管它是天堂或是地獄。當我們把錢用光，我們可以去紗廠當女工、當家庭教師，或者當傭人、當賣花人，但一定要按照自己的理想去讀書、去生活，自己安排自己在世界上所占的位置。

　　一九二三年夏天，我們兩人到南京來了。我們過著極度儉樸的生活。如果能買兩角錢一尺的布做衣服的話，也只肯買一角錢一尺的布。我們沒有買過魚、肉，也沒有嘗過冰淇淋，去哪裡都是徒步，把省下的錢全買了書。我們生活得很有興趣，很有生氣。

　　一天，有一個老熟人來看我們了。這就是柯慶施，那時大家叫他柯怪，是我們在平民女子學校時認識的。他那時常到我們宿舍來玩，一坐半天，談不出什麼理論，也談不出什麼有趣的事。我們大家不喜歡他。但他有一個好處，就是我們沒有感到他來這裡是想追求誰，想找一個女友談談戀愛，或是玩玩。因此，我們儘管嘲笑他是一個「爛板凳」（意思是說他能坐爛板凳），卻並不十分給他下不去，他也從來不怪罪我們。這年，他不知從什麼地方知道我們在這裡，便跑來看我們，還雇了一輛馬車，請我們去游靈穀寺。

　　這個較遠的風景區我們還未曾去過咧。跟著，第二個熟人也來了，是施複亮（那時叫施存統）。我們認為他是一個好人，他是最早把我們的朋友王一知（那時叫月泉）找去做了愛人的，他告訴我們他和一知的生活，他們已經有了一個女兒。這些自然引起了我們一些舊情，在平靜的生活中吹起一片微波。後來，他們帶了一個新朋友來，這個朋友瘦長個兒，戴一副散光眼鏡，說一口南方官話，見面時話不多，但很機警，當可以說一兩句俏皮話時，就不動聲色地渲染幾句，惹人高興，用不驚動人的眼光靜靜地飄過來，我和劍虹都認為他是一個出色的共產黨員。這個人就是瞿秋白同志，就是後來領導共產黨召開「八七」會議、取代機會主義者陳獨秀、後來又犯過盲動主義錯誤的瞿秋白，就是做了許多文藝工作、在文藝戰線有過卓越貢獻、同魯迅建立過深厚友誼的瞿秋白，就是那個在國民黨牢獄中從容就義的瞿秋白，就是那個因寫過《多餘的話》被「四人幫」誣為叛徒、掘墳揚灰的瞿秋白。

　　不久，他們又來過一次。瞿秋白講蘇聯故事給我們聽，這非常對我們的胃口。過去在乎民女校時，也請另一位從蘇聯回來的同志講過蘇聯情況。兩個講師大不一樣，一個像瞎子摸象，一個像熟練的廚師剝筍。當他知道我們讀過一些托爾斯泰、普希金、高爾基的書的時候，他的話就更多了。我們就像小時候聽大人講故事似的都聽迷了。

　　他對我們這一年來的東流西蕩的生活，對我們的不切實際的幻想，都抱著極大的興趣聽著、讚賞著。他鼓勵我們隨他們去上海，到上海大學文學系聽課。我們懷疑這可能又是第二個平民女子學校，是培養共產黨員的講習班，但又不能認真地辦。他們幾個人都耐心解釋，說這學校要宣傳馬克思主義，要培養年輕的黨員，但並不勉強學生入黨。這是一個正式學校，我們參加文學系可以學到一些文學基礎知識，可以接觸到一些文學上有修養的人，可以學到一點社會主義。又說這個學校原是國民黨辦的，于右任當校長，共產黨在學校裡只負責社會科學系，負責人就是他和鄧中夏同志。他保證我們到那裡可以自由聽課，自由選擇。施存統也幫助勸說，最後我們決定了。他們走後不幾天，我們就到上海去了，這時瞿秋白同志大約剛回國不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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