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一個真實人的一生(3)

一個真實人的一生(3)

　　上海這年的夏天很熱鬧，剛成立不久的左翼作家聯盟和社會科學家聯盟等團體在上海都有許多活動。我們都參加了左聯，也頻並且在由王學文與馮雪峰負責的一個暑期講習班文學組教書。他被選為左聯的執行委員，擔任工農兵文學委員會主席。他很少在家。我感到他變了，他前進了，而且是飛躍的。我是贊成他的，我也在前進，卻是在爬。我大半都一人留在家裡寫我的小說《一九三〇年春上海》。

　　是八月間的事吧。也頻忽然連我也瞞著參加了一個會議。他只告訴我晚上不回來，我沒有問他。過了兩天他才回來，他交給我一封瞿秋白同志寫給我的信。我猜出了他的行動，知道他們會見了，他才告訴我果然開了一個會。各地的共產黨負責人都參加了，他形容那個會場給我聽。他們這會開得非常機密。他說，地點在一家很闊氣的洋房子裡，樓下完全是公館樣子。經常有太太們進進出出，打牌開留聲機。外埠來的代表，陸續進去，進去後就關在三樓。三樓上經常是不開窗子的。上海市的同志最後進去。進去後就開會。會場滿掛鐮刀斧頭紅旗，嚴肅極了。會後是外埠的先走。至於會議內容，也頻一句也沒有告訴我，所以到現在我還不很清楚是一種什麼性質的會。但我看得出這次會議更加引起了也頻的濃厚的政治興趣。

　　看見他那一股勁頭，我常笑說：「改行算了吧！」但他並不以為然，他說：「更應當寫了。以前不明白為什麼要寫，不知道寫什麼，還寫了那麼多，現在明白了，就更該寫了。」他在擠時間，也就是說在各種活動、工作的短促的間歇中爭取時間寫他的長篇小說《光明在我們的前面》。

　　這一時期我們生活過得比以前任何時候都艱苦都嚴肅。以前當我們有了些稿費後，總愛一兩天內把它揮霍去，現在不了，稿費收入也減少，有一點也放在那裡。取消了我們的一切娛樂。直到冬天為了我的生產，讓產期過得稍微好些，才搬了一個家，搬到環境房屋都比較好些的靠近法國公園的萬宜坊。

　　陽曆十一月七號，十月革命節的那天，我進了醫院。八號那天，雷雨很大，九十點鐘的時候，也頻到醫院來看我。我看見他兩個眼睛紅腫，知道他一夜沒有睡，但他很興奮地告訴我：「《光明在我們的前面》已經完成了。你說，光明不是在我們前面嗎？」中午我生下了一個男孩。他哭了，他很難得哭的。他是為同情我而哭呢，還是為幸福而哭呢？我沒有問他。總之，他很激動地哭了。可是他沒有時間陪我們，他又開會去了。晚上他沒有告訴我什麼，第二天他才告訴我，他在左聯的全體會上，被選為出席蘇維埃第一次代表大會的代表，並且他在請求入黨。這時我也哭了，我看見他在許多年的黑暗中掙扎、摸索，找不到一條人生的路，現在找著了，他是那樣有信心，是的，光明在我們前面，光明已經在我們腳下，光明來到了。我說：「好，你走吧，我將一人帶著小平。你放心！」

　　等我出醫院後，我們口袋中已經一個錢也沒有了。我只能和他共吃一客包飯。他很少在家，我還不能下床，小孩愛哭，但我們生活得卻很有生氣。我替他看稿子，修改裡面的錯字。他回來便同我談在外面工作的事。他是做左聯工農兵文學委員會工作的，他認識幾個工人同志，他還把其中一個引到過我們家裡。那位來客一點也不陌生，教我唱《國際歌》，喜歡我的小孩。我感到一種從來沒有過的新鮮情感。

　　為著不得不雇奶媽，他把兩件大衣都拿去當了。白天穿著短衣在外邊跑，晚上開夜車寫一篇短篇小說。我說，算了吧，你不要寫那不好的小說了吧。因為我知道他對他寫的這篇小說並不感興趣。他的情緒已經完全集中在去江西上面。我以為我可以起來寫作了。但他不願我為稿費去寫作。從來也是這樣的，當我們需要錢的時候，他就自己去寫；只要我在寫作的時候，他就儘量張羅，使家中生活過得寬裕些，或者悄悄去當鋪，不使我感到絲毫經濟壓迫，有損我的創作心情。一直到現在，只要我有作品時，我總不能不想起也頻，想起他對於我的寫作事業的尊重，和盡心盡力的愛護與培養。我能把寫作堅持下來，在開始的時候，在那樣一段艱苦的時候，實在是因為有也頻那種愛惜。

　　他的入黨申請被批准了，黨組織的會有時就來我們家裡開。事情一天天明顯，他又在上海市七個團體的會上被選上，決定要他去江西。本來商量我送小平回湖南，然後我們一同去的，時間來不及了。只好仍作他一人去的準備。後來他告訴我，如果我們一定要同去的話，馮乃超同志答應幫我們帶孩子，因為他們也有一個孩子。這件事很小，也沒成功，但當時我們一夜沒睡，因為第一次感到同志的友情，階級的友情，我也才更明白我過去所追求的很多東西，在舊社會中永遠追不到，而在革命隊伍裡面，到處都有我所想像的偉大的情感。

　　這時沈從文從武漢大學來上海了。他看見也頻穿得那樣單薄，我們生活得那樣窘，就把他一件新海虎絨袍子借給也頻穿了。

　　一月十七號了，也頻要走的日子臨近了。他最近常常去蘇維埃代表大會準備會的機關接頭。我們一切都準備好了，只等著走。這天早晨，他告訴我要去開左聯執委會，開完會後就去從文那裡借兩塊錢買挽聯布送房東，要我等他吃午飯。他穿著暖和的長袍，興高采烈地走了。但中午他沒有回來。下午從文來了，是來寫挽聯的。他告訴我也頻十二點鐘才從他那裡出來，說好買了布就回來吃飯，並且約好他下午來寫挽聯。從文沒有寫挽聯，我們無聲地坐在房裡等著。我沒有地方可去，我不知道能夠到哪裡去找他。我抱著孩子，呆呆地望著窗外的灰色的天空。從文坐了一會走了。我還是只能靜靜地等著命運的撥弄。

　　天黑了，屋外開始刮起風來了。房子裡的電燈亮了，可是卻沉寂得像死了人似的。我不能呆下去，又怕跑出去。我的神經緊張極了，我把一切想像都往好處想，一切好情況又都不能鎮靜下我的心。我不知在什麼時候沖出了房，在馬路上狂奔。到後來，我想到乃超的住處，便走到福煦路他的家。我看見從他住房裡透出淡淡的燈光，去敲前門，沒有人應；又去敲後門，仍是沒有人應。我站在馬路中大聲喊，他們也聽不見。街上已經沒有人影，我再要去喊時，看見燈熄了。我癡立在那裡，想著他們溫暖的小房，想著睡在他們身旁的孩子，我瘋了似的又跑了起來，跑回了萬宜坊。房子裡仍沒有也頻的影子，孩子乖乖地睡著，他什麼也不知道啊！啊！我的孩子！

　　等不到天大亮，我又去找乃超。這次我走進了他的屋子，乃超沉默地把我帶到馮雪峰的住處。他也剛剛起來，他也正有一個嬰兒睡在床上。雪峰說，恐怕出問題了。柔石是被捕了，他昨天同捕房的人到一個書店找保，但沒有被保出來。他們除了要我安心以外，沒有旁的什麼辦法，他們自己每天也有危險在等著。我明白，我不能再難受了，我要挺起腰來，我要一個人生活。而且我覺得，這種事情好像許久以來都已經在等著似的，好像這並非偶然的事，而是必然要來的一樣。那麼，既然來了，就挺上去吧。我平靜地到了家。我到家的時候，從文也來了，交給我一張黃色粗紙，上邊是鉛筆寫的字，我一看就認出是也頻的筆跡。我如獲至寶，讀下去，證實也頻被捕了，他是在蘇維埃代表大會準備會的機關中被捕的。他的口供是隨朋友去看朋友。他要我們安心，要我轉告組織，他是決不會投降的。他現住在老閘捕房。我緊緊握著這張紙，我能怎樣呢。我向從文說：「我要設法救他，我一定要把他救出來！」我才明白，我實在不能沒有他，我的孩子也不能沒有爸爸。

　　下午李達和王會悟把我接到他們家裡去住，我不得不離開了萬宜坊。第二天沈從文帶了二百元給我，是鄭振鐸借給我的稿費，並且由鄭振鐸和陳望道署名寫了一封信給邵力子，要我去找他。我只有一顆要救也頻的心，沒有什麼辦法，我決定去南京找邵力子。不知什麼人介紹了一個可以出錢買的辦法，我也去做，托了人去買。我又找了老閘捕房的律師，律師打聽了向我說，人已轉到公安局，我又去找公安局律師，回信又說人已轉在龍華司令部。上海從十八號就雨雪霏霏，我因產後缺乏調理，身體很壞，一天到晚在馬路上奔走，這裡找人，那裡找人，腳上長了凍瘡。我很怕留在家裡，覺得人在跑著，希望也像多一點似的。跑了幾天，毫沒有跑出一個頭緒來。但也頻的信又來了。我附了一個回信去，告訴他，我們很好，正在設法營救。第二天我又去龍華司令部看他。

　　天氣很冷，飄著小小的雪花，我請沈從文陪我去看他。我們在那裡等了一上午，答應把送去的被子，換洗衣服交進去，人不准見。我們想了半天，又請求送十元錢進去，並要求能得到一張收條。這時鐵門前探監的人都走完了，只剩我們兩人。看守答應了。一會，我們聽到裡面有一陣人聲，在兩重鐵柵門裡的院子裡走過了幾個人。我什麼也沒有看清，沈從文卻看見了一個熟識的影子，我們斷定是也頻出來領東西，寫收條，於是聚精會神地等著。果然，我看見他了，我大聲喊起來：「頻！頻！我在這裡！」也頻掉過頭來，他也看見我了，他正要喊時，巡警又把他推走了。我對從文說：「你看他那樣子多有精神啊！」他還穿那件海虎絨袍子，手放在衣衩子裡，像把袍子撩起來，免得沾著泥一樣。後來我才明白他手為什麼是那樣，因為他為著走路方便，是提著鐐走的。他們一進去就都戴著鐐。也頻也曾要我送兩條單褲、一條棉褲給他，要求從褲腿到褲襠都用扣子，我那時一點常識也沒有，不懂得為什麼他要這種式樣的褲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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