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一個真實人的一生(2)

一個真實人的一生(2)

　　窮慣了的人，對於貧窮也就沒有什麼恐慌。也頻到了完全無法應付日子的時候，那兩個朋友一些小小施予只能打發幾頓飯、打發一點剃頭錢、一點鞋襪而不能應付公寓的時候，他就把一件舊夾袍、兩條單褲往當鋪裡一塞，換上一元多錢搭四等車、四等艙跑到煙臺去了。煙臺有一個他同學的哥哥在那裡做官。他去做一種極不受歡迎的客人。他有時陪主人夫婦吃飯，主人要是有另外的客人，他就到廚房去和當差們一道吃飯。主人看見是兄弟的朋友，不便馬上趕他走，他自己也沒有什麼不安，他還不能懂得許多世故，以為朋友曾經這樣約過他的，他就不管。時間很長，他一個人拿幾本從北京動身時借的小說到海邊上去讀。

　　蔚藍的海水是那樣的平穩，那樣的深厚，廣闊無邊，海水洗去了他在北京時那種嗷嗷待哺、亟亟奔走的愁苦，海水給了他另一種雄偉的胸懷。他靜靜地躺在大天地中，聽柔風與海浪低唱，領會自然。他更任思緒縱橫，把他短短十幾年的顛簸生活，慢慢在這裡消化，把他僅有的一點知識，在這裡凝聚。他感到了所謂人生了。他朦朧地有了些覺醒，他對生活有了些意圖了。他覺得人不只是求生存的動物，人不應受造物的捉弄，人應該創造，創造生命，創造世界。在他的身上，有了新的東西的萌芽。他不是一個學徒的思想，也不是一個海軍學生的思想，他只覺得他要起來，與白雲一同變幻飛躍，與海水一道奔騰。於是他敞衣，跣足，遨遊於煙臺的海邊沙灘上。

　　但這樣的生活是不會長久下去的。主人不得不打發他走了。主人送他二三十元的路費，又給了他一些庸俗的箴言，好像是鼓勵他，實際是希望他不要再來了。他拿了這些錢，笑了一笑，又坐上了四等艙。這一點點錢又可以使公寓老闆把他留在北京幾個月。他非常喜歡這些老闆，覺得他們都是如何寬厚的人啊！

　　北京這個古都是一個學習的城，文化的城。那時北京有《晨報》副刊，後來又有《京報》副刊，常常登載一些名人的文章。公寓裡住的大學生們，都是一些歌德的崇拜者，海涅、拜倫、濟慈的崇拜者，魯迅的崇拜者，這裡常常談起莫泊桑、契訶夫、易蔔生、莎士比亞、高爾基、托爾斯泰……而這些大學生們似乎對學校的功課並不十分注意，他們愛上舊書攤，上小酒館，遊覽名勝，愛互相過從，尋找朋友，談論天下古今，尤其愛提筆寫詩，寫文，四處投稿。也頻在北京住著，既然太閑，於是也跑舊書攤（他無錢買書，就站在那裡把書看個大半），也讀起外國作品來了；在房子裡還把《小說月報》上一些套色畫片剪下來，貼在牆上。還有準備做詩人的一些青年人，也稍稍給他一些眼光，和幾句應酬話。要做技術專家的夢，已經完全破滅，在每天都可以餓肚子的情況下，一些新的世界，古典文學，浪漫主義的生活情調與藝術氣質，一天一天侵蝕著這個孤單的流浪青年，把他極簡單的腦子引向美麗的、英雄的、神奇的幻想，而與他的現實生活並不相稱。

　　一九二四年，他與另外兩位熟人在《京報》編輯了一個一星期一張的附刊，名為《民眾文藝週刊》。他在這上邊用胡崇軒的名字發表過一兩篇短篇小說和短文。他那時是傾向於《京報》副刊、魯迅先生的，但他卻因為稿件的關係，一下就和休芸芸（沈從文）成了文章的知己。我們也是在這年夏天認識的。由於我的出身、教育、生活經歷，看得出我們的思想、性格、感情都不一樣，但他的勇猛、熱烈、執拗、樂觀和窮困都驚異了我，雖說我還覺得他有些簡單，有些蒙昧，有些稚嫩，但卻是少有的「人」，有著最完美的品質的人。他還是一塊毫未經過雕琢的璞玉，比起那些光滑的燒料玻璃珠子，不知高到什麼地方去了。因此我們一下就有了很深的友誼。

　　我那時候的思想正是非常混亂的時候，有著極端的反叛情緒，盲目地傾向於社會革命，但因為小資產階級的幻想，又疏遠了革命的隊伍，走入孤獨的憤懣、掙扎和痛苦。所以我的狂狷和孤傲，給也頻的影響是不好的。他沾染上了傷感與虛無。那一個時期他的詩，的確充滿了這種可悲的感情。我們曾經很孤獨地生活了一個時期。在這一個時期中，中國轟轟烈烈的大革命運動在南方如火如荼，而我們卻蟄居北京，無所事事。也頻日夜鑽進了他的詩，我呢，只拿煩悶打發每一個日子。現在想來，該是多麼可惋惜的啊！這一時期如果應該受到責備的話，那是應該由我來負責的。因為當我們認識的時候，我已經老早就進過共產黨辦的由陳獨秀、李達領導的平民女子學校，和後來的上海大學。在革命的隊伍中是有著我的老師、同學和摯友。我那時也曾經想南下過，卻因循下去了。一直沒有什麼行動。

　　直到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敗。「四一二」、「馬日事變」等等才打醒了我。我每天聽到一些革命的消息。聽到一些熟人的消息，許多我敬重的人犧牲了，也有朋友正在艱苦中堅持，也有朋友動搖了，我這時極想到南方去，可是遲了，我找不到什麼人了。不容易找人了。我恨北京！我恨死了北京！我恨北京的文人、詩人！形式上我很平安，不大講話，或者只像一個熱情詩人的愛人或妻子，但我精神上苦痛極了。除了小說，我找不到一個朋友。於是我寫小說了，我的小說就不得不充滿了對社會的鄙視和個人孤獨的靈魂的倔強掙扎。我的苦痛，和非常想衝破舊的狹小圈子的心情，也影響了也頻。

　　一九二八年春天，我們都帶著一種朦朧的希望到上海去了。開始的時候我們還只能個人摸索著前進，還不得不把許多希望放在文章上。我們兩人加上沈從文，就從事于雜誌編輯和出版工作。把雜誌和出版處都定名為「紅黑」，就是帶著橫豎也要搞下去，怎麼樣也要搞下去的意思。後來還是因為種種原因不能堅持下去。但到上海後，我們的生活前途和寫作前途都慢慢走上了一個新的方向。

　　也頻有一點基本上與沈從文和我是不同的。就是他不像我是一個愛幻想的人，他是一個喜歡實際行動的人；不像沈從文是一個常處於動搖的人，既反對統治者（沈從文在年輕時代的確有過一些這種情緒），又希望自己也能在上流社會有些地位。也頻卻是一個堅定的人。他還不瞭解革命的時候，他就詛咒人生，謳歌愛情；但當他一接觸革命思想的時候，他就毫不懷疑，勤勤懇懇去瞭解那些他從來也沒聽到過的理論。他先是讀那些馬克思主義的文藝理論，後來也涉及到其他的社會科學書籍。他毫不隱藏他的思想，他寫了中篇小說《到莫斯科去！》。那時我們三人的思想情況是不同的。

　　沈從文因為一貫與「新月社」、「現代評論」派有些友誼，所以他始終羡慕紳士階級，他已經不甘於一個清苦的作家的生活，也不大滿足于一個作家的地位，他很想能當一個教授。他到吳淞中國公學去教書了。奇怪的是他下意識地對左翼的文學運動者們不知為什麼總有些害怕。我呢，我自以為比他們懂得些革命，靠近革命，我始終規避著從文的紳士朋友，我看出我們本質上有分歧，但不願有所爭執，破壞舊誼，他和也頻曾像親兄弟過。但我也不喜歡也頻轉變後的小說，我常說他是左傾幼稚病。我想，要麼找我那些老朋友去，完全做地下工作，要麼寫文章。我那時把革命與文學還不能很好地聯繫著去看，同時英雄主義也使我以為不搞文學專搞工作才是革命（我的確對從實際鬥爭上退到文學陣營裡來的革命者有過一些意見），否則，就在文學上先搞出一個名堂來。我那時對於我個人的寫作才能多少有些過分的估計，這樣就不能有什麼新的決定了。只有也頻不是這種想法。他原來對我是無所批判的，這時卻自有主張了，也常常感歎他與沈從文的逐漸不堅固的精神上有距離的友誼。他怎樣也不願失去一個困苦時期結識的摯友，不得不常常無言地對坐，或話不由衷。這種心情，他只能告訴我，也只有我懂得他。

　　辦「紅黑出版社」是一個浪漫的冒險行為，後來不能繼續下去，更留給我們一筆不小數目的債務。也頻為著還債，不得不一人去濟南省立高中教書。一個多月以後，等我到濟南時，也頻完全變了一個人。我簡直不瞭解為什麼他被那麼多的同學擁戴著。天一亮，他的房子裡就有人等著他起床，到深夜還有人不讓他睡覺。他是濟南高中最激烈的人物，他成天宣傳馬克思主義，宣傳唯物史觀，宣傳魯迅與雪峰翻譯的那些文藝理論，宣傳普羅文學。我看見那樣年輕的他，被群眾所包圍、所信仰，而他卻是那樣的穩重、自信、堅定，侃侃而談，我說不出地欣喜。我問他：「你都懂得嗎？」他答道：「為什麼不懂得？我覺得要懂得馬克思也很簡單，首先是你要相信他，同他站在一個立場。」我不相信他的話，我覺得他很有味道。當時我的確是不懂得他的，一直到許久的後來，我才明白他的話，我才明白他為什麼一下就能這樣，這的確同他的出身、他的生活、他的品格有很大的關係。

　　後來他參加了學校裡的一些鬥爭。他明白了一些教育界的黑幕，這沒有使他消極，他更成天和學生們在一起。有些同學們在他的領導下成立了一個文學研究會，參加的有四五百人，已經不是文學的活動，簡直是政治的活動，使校長、訓育主任都不得不出席，不得不說普羅文學了。我記得那是五月四日，全學校都轟動起來了。一群群學生到我們家裡來。大家興奮得無可形容。晚上，也頻和我又談到這事，同他一道去濟南教書的董每戡也在一道。我們已經感覺到問題的嚴重性。依靠著我的經驗，我說一定要找濟南的共產黨，取得協助，否則，我們會失敗的。但濟南的黨怎樣去找呢？究竟我們下學期要不要留在這裡，都成問題。也頻特別著急，他覺得他已經帶上這樣一個大隊伍，他需要更有計劃。他提議他到上海去找黨，由上海的關係來找濟南的黨，請他們派人來領導，因為我們總不會長期留在濟南，我們都很想回上海。我和董每戡不贊成，正談得很緊張時，校長張默生來找也頻了。張走後，也頻告訴我們道：「真湊巧，我正要去上海，他們也很同意，且送了路費。」

　　我們不信，他就從口袋裡掏出一卷鈔票，是二百元。也頻說：「但是，我不想去了。我要留在這裡看看。」我們還不能十分懂，也頻才詳細地告訴我們，說省政府已經通緝也頻了，說第二天就來捉人，要抓的還有楚圖南和學生會主席。何思源（教育廳長）透露了這個消息，所以校長甘冒風險，特為送了路費來，要他們事先逃走。看來這是好意。這個消息來得太突然，三個人都沒有什麼經驗，也不懂什麼懼怕。也頻的意見是不走，或者過幾天走，他願意明白一個究竟，更重要的是他捨不得那些同學，他要向他們說明，要勉勵他們。我那時以為也頻不是共產黨員，又沒有做什麼秘密組織工作，只宣傳普羅文學難道有罪嗎？後來還是學校裡的另一個教員董秋芳來了，他勸我們走。董秋芳在同事之中是比較與我們靠近的，他自然多懂些世故。經過很久，才決定了，也頻很難受地隻身搭夜車去青島。當我第二天也趕到時，知道楚圖南和那學生會主席也都到了青島，那年輕學生並跟著我們一同到了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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