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丁玲談自己的創作

丁玲談自己的創作(1)

　　我生在農村，長在城市，是小城市，不是大城市，但終究還是城市。我幼年因為逃避兵患戰禍，去過農村，但時間較短，所以我對於農民雖然有一些印象，但並不懂得他們。我很早就寫過農村，一九三一年我的短篇小說《田家沖》，不知你們看過沒有，就是寫的農村。再有我的《母親》裡面也寫了一點農村。那時的農村，表面上比較平靜，但實際封建壓迫沉重，農民掙扎在死亡線上。我寫了地主老爺隨便打死佃戶，寫了農民自發起來參加大革命，但對於生活在農村裡面的人物，真正農民的思想、感情、要求，我還只是一些抽象的表面的瞭解。我的《水》也是寫農村，寫農民，寫農民的悲慘命運和鬥爭，同自然鬥爭，同統治者鬥爭。發表的當時，較有影響。並不是說它寫得很好，主要是題材不同於過去了。

　　過去，一般作家都喜歡寫個人的苦悶，對封建社會的不滿，大都以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為主。而《水》在當時衝破了這個格格。寫了農村，寫了農民，而且寫了農民的鬥爭。我少時居住的常德縣，在沅江下游，人們經常說：「常德雖好，久後成湖。」那裡離洞庭湖很近，洞庭湖附近好幾個縣，如華容等，都是沅江沖積下來的泥沙淤積而成的。原來沅江上游，地勢很高，水流很急，每到春夏，就要漲水。一漲水，常德縣城就像一個飯碗放在水中，城外一片汪洋，有時都和城牆一樣高了，城內街巷都要用舟船往來。老百姓傾家蕩產，災黎遍地，乞丐成群，瘟疫疾病，跟踵而來，因此，我對水災後的慘像，從小印象很深。所以，我寫農民與自然災害作鬥爭還比較順手，但寫到農民與封建統治者作鬥爭，就比較抽象，只能是自己想像的東西了。

　　後來我到了延安，到了陝北。環境變了，那個地方周圍全是農民，延安就是農村環境嘛。延安城小，留在那裡的黨、政、軍人數也不算多，一走出機關，不論你幹什麼，總要和農民打交道。農民，特別是貧苦農民，是擁護共產黨、八路軍的，但是你自己若和農民不打好交道，僅僅依靠八路軍的聲譽，你想吃頓飯也不容易。所以，你必定得同農民搞好關係。陝北是山地，比較閉塞，農民過去文化低，思想比較保守，他如果不瞭解你，可以半天不和你講話，你想吃頓飯，想找個地方住，非和他交朋友不可。弄得好了，農民就把你當成他自己家裡人了。因為他們的子弟也參軍了，也是八路軍，八路軍到他們家裡來，他們非常歡迎，歡迎子弟兵，就像他們自己的孩子們回來了一樣。那麼，一到這樣的地方，你也好像到了自己的家，那種關係，就使得工作很順利，使得八路軍和老百姓之間的關係更加融洽。

　　在解放區，在抗日戰爭時期和解放戰爭時期，到農民那裡去是比較容易的，現在知識分子要下鄉就不大容易，農民生活比過去改善了，但吃的還是不好，比城市差的很遠。那時候正相反，老百姓吃的儘管不如現在，但比我們要好一點。那時我們八路軍每頓吃的小米飯，常是陳米，土豆菜也不削皮，或者只是鹹菜，又沒多少油，可是到老百姓那裡，同樣吃小米，他們的小米弄得好；同樣是土豆，很少油，他們家裡用小鍋做得好。他們歡迎公家人去，怎麼樣也要想辦法，弄點好東西給我們吃，吃點麵條，吃點雜面。那時到農民那裡去吃一頓飯，我們還叫做「改善生活」。陝北有一首流行歌，唱：「陝北好地方，小米熬米湯。」小米確實很好吃，初吃吃不來，慢慢就習慣了。這樣，我們要去接近農民，就比較容易了。

　　從延安出來，我到晉察冀鄉下的時候，站在一家農民的房門口，因為是從前沒有去過的地方，便在門外站一會兒，看一看，歡迎不歡迎我？歡迎我，我好進屋去呀！這時，屋裡邊的老大娘就嚷開了：你瞧什麼？屋裡有老虎呀？意思是說：你怎麼還不進來呀，屋子裡沒有老虎，會吃你嗎？在戰爭環境中的一個普通的農村老大娘，她就是這樣說話，把你當成家裡人一樣，這是非常親熱的表示，說明人民對我們是無間的。至於我寫《太陽照在桑乾河上》，那是一九四六年，黨中央發下「五四」指示，要在農村中進行土地改革，我參加了晉察冀中央局組織的土改工作隊，去河北懷來縣涿鹿縣工作。

　　有些情形，在這本書一九四八年的序言和一九七九年的重印前言裡已經講到了。我在涿鹿溫泉屯村裡參加了一個月的工作，經常和老鄉們在一塊兒。今天和這個聊，明天又找那個聊，我在工作上雖然本領不大，卻有一點能耐，無論什麼人，我都能和他聊天，好像都能說到一塊兒。我和那些老大娘躺在炕上，兩個人睡一頭，聊他們的家常，她就和我講了：什麼兒子、媳婦啊，什麼鬧架不鬧架啊，有什麼生氣的地方啊，有什麼為難的事情啊；村子裡誰家是好人啊，哪一家窮啊，哪一家不好啊。我可以和老頭子一起聊，也可以和小夥子一起聊……不論對什麼人，我都不嫌棄他們，不討厭他們。變革中的農村總是不那麼衛生的。記得我在陝北下鄉時，一回機關，首先就得洗頭髮，因為長蝨子了。那時不比現在，現在農村的老百姓乾淨得多了，過去農村老百姓長蝨子並不希奇。

　　陝北水很少，住在山上，要到山下挑水，一上一下好幾裡，怎麼能嫌老百姓髒呢？有些知識分子替農村搞衛生計劃：規定一個月洗一次被子。心是好心，可是完全不符合實際，沒那麼多水，更沒那麼多時間，而且也不覺得有那麼髒。就是我，在黑龍江農場也不能做到一個月洗一次被子，我們不過是一年洗個二次三次的。對農民，不要嫌他們髒，不要嫌他們沒有文化、落後，農民的落後是幾千年封建社會給造成的嘛。要同情他們保守落後，同情他們的髒，（自然不是贊成這些）這樣關係就搞好了。

　　我剛才講，我是個土包子，現在也是。我好像一談到農民，心裡就笑，就十分高興，我是比較喜歡他們的。在桑乾河畔，我雖只住了一個月，但由於是同農民一道戰鬥，同命運共生死，所以關係較深。因此，一結束工作，腦子裡一下就想好這篇小說的輪廓了。當我離開張家口，到了阜平時，就像我說過的：需要的就是一張桌子，一個凳子，一本稿紙，一支筆了。這本書寫得很順利，一年多就完成了。這中間還參加了另外兩次土改，真正寫作時間不到一年。

　　有人問我，書裡面那些人物是不是真人呢？說老實話，都不是真人。自然，也各有各的模特兒。我後來曾到桑乾河上去了幾次，去年又去了。我以前去時，那兒有些人找我，說我寫了他們。那個婦女主任對我說：「哎喲，你寫我寫得挺好的，可怎麼把我的名字給改了呀？」當時的支部書記也認為我寫了他。前個月，他還來北京，要到醫院去看我。小說中的那些人，好像有些是真人，但並不完全是具體的真實的人，而是我把在別的地方看到的人，也加到這裡的人的身上了。腦子裡有很多人物的印象，凡是可以放在一塊兒的，都放到一塊兒，捏成一團，融成一體。

　　現在我在寫《在嚴寒的日子裡》，有些人問我：是不是還是《太陽照在桑乾河上》那些人？我說：大體都不是了，但也還有那裡的人的影子。因為我後來到別的地方工作，很多人都是另一個地方另一個環境的，我把他們搬家，搬到老地方來。這些人在我腦子裡生活的時間長了，很多很多的，有時候我自己也搞不清了，到底是真人，是「假人」，比如那個支書到底叫張裕民，還是叫曹裕民，還是別的什麼名字？但我腦子裡總是有這麼一群人的，這些人經常生、經常長，是原來的樣子，又不是原來的樣子，他們已經變了。變了的人，在另外一個人身上出現了，但是，事實上根子還在這個人身上。這好像有些玄乎，實際上就是這個情況。

　　五七年的時候，有人批判我，說我是資產階級生活作風，家裡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說我家裡的客人很多，連什麼工人、農民都有。我想，人家講這話，大約是表揚我，不是罵我罷？我這個人，有個脾氣，宴會倒是沒有的，只是與朋友來來往往，但不是冠蓋雲集，普通朋友，遇事隨便，見茶喝茶，遇飯吃飯，因此，有幾個鄉下朋友。他們想來北京瞻仰，那時我在北京有個小四合院，房子多兩間，他們來了，就到我家來住。我沒有多的時間，就讓公務員帶他們逛天安門呀，參觀故宮呀，看電影呀，看戲呀，回家來很簡便，吃頓餃子就是農村過年吃的東西了。來我家的這些人是不少的。前幾天有人來看我，我說：如果不寫你們，我捨不得。我捨不得丟掉你們這些朋友，因為我們是在下面一起戰鬥過的。儘管他們還有這樣那樣的缺點，一個人誰沒有缺點呢？可是他們是那樣樸實，那樣真心實意，我們又彼此那樣關心。我和這些人的關係是不會斷的。

　　我在北大荒的時候，照慣例是不容易找到朋友了，因為我那時是個大右派，誰要和我在一塊兒，將來會挨整的。但是，有這樣顧慮的人哩，大部分是知識分子，農民是不怕的，工人是不怕的。他們覺得，我不管你們什麼派不派，我看實際，我看著誰對心思，誰好，我就和誰來往嘛。他們肩上沒有包袱，既不是官，也不保烏紗帽，他們沒有什麼要保的東西，沒有很多個人的東西。這樣的人，他們對我很好，我當然對他們也好，我們之間建立起了瞭解、信任和感情。現在我們有好長時間不在一塊兒了，可我們還是有感情啊！自然我要寫他們的時候，就覺得很容易了。我腦子裡有許多這樣的人，這些人使我喜歡他們，愛他們。比如杜晚香，就是這樣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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