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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玲談自己的創作(2)


  我有個體會,就是在接觸人時,決不可以有架子,你得先把自己的心,自己全部的東面,給人家看,幫助人家瞭解你。只有人家瞭解了你,才會對你不設防了,這樣,他才會把全部的東西講給你聽,那麼,你就可以瞭解他了,你就可以寫他了。如果不是平等坦率地和人相處,那麼,人家也就不會對你講什麼真話了,所以,我總是這樣,如果人家開始不說話,那我就再說,想辦法把自己的心,自己的一切,交給別人,讓你們來說我,批評我。你們對我好,對我壞,冷,熱,那沒關係,我都不在乎。一個人寫文章,搞創作,就必得要體會社會上複雜的、各種各樣的人的內心活動,你不瞭解他,你就沒有辦法去反映他。

  你們問《太陽照在桑乾河上》裡面的文采有沒有模特兒,過去也有人問過我:文采是不是寫的某某人?我說:你說有模特兒,就有模特兒。誰要自己對號入座,我也不反對。像文采這樣的人物在知識分子中現在還有不少,隨便去找,眼前就有。教條主義,主觀主義,自以為是,脫離群眾,高高在上,喜歡訓人,指揮人,這樣的人啊,多得很,實際上對農民一點兒都不瞭解,也沒有興趣,更談不上熱情。他們看了書先問是不是寫誰呀?真有意思。《桑乾河上》的文采沒有大錯誤,沒有大問題,還算比較好的。他無非是裝腔作勢,藉以嚇人。他在農村裡是那樣,在另外的環境裡,他還會那樣!而且能把人唬住,會有人相信他哩。這種人可以改好,但也可以變得很壞,變成一根打人的棍子。

  關於作者與《莎菲女士的日記》中的主人公的關係問題,是個有趣的問題。過去已經有許多人發表了不少高明的見解。五七年有個叫姚文元的小編輯,投「左」傾之機,寫了幾篇文章,得到某些人的欣賞而躍上了文壇。他判決莎菲是玩弄男性。居然有些理論家和少數落井下石的人,跟著狂叫了一陣。直到現在還有人說,說得稍微好聽些,莎菲是鼓吹性愛。我不明白這幫人口中的性愛是指的什麼!當年莎菲也曾被圍攻、批鬥。有的圖書館現在還保存著這類材料。我真希望這些塞在莎菲檔案裡的材料可別毀了,因為它可以供以後年輕的研究莎菲的人翻閱、引用、借鑒。現在也確有不少愛讀書、肯用腦子的人,為莎菲鳴不平,想為莎菲平反,但自然還是阻礙重重。這些事我個人不想插手,我相信:「千秋功罪,自有人民評說。」也有人說那個玩弄男性或者講性愛的莎菲就是作者自己,要我去受莎菲的牽連,這很可笑。

  有些人讀文學作品,都習慣從書中找一個影子,把自己或者把別人貼上去,喜歡對號入座。一部作品同作者本人的思想是否有因緣呢?一定有。作品就是作家抒發自己對人生、對世界、對各種事物的認識、感覺和評論,通過描述具體的人、事的發展來表達。主人公不過成了作家創作中的一個工具,作者借他(或她)讓讀者體會出作者所要講的話,怎麼能簡單地去猜測這是寫的誰,而且就肯定是誰呢?一個作品裡的人物是各種各樣的,一個作家一生的作品裡所描寫的人物就更多了,即使是主要人物,也存在著千差萬別的,怎麼能恣意挑選,信口胡說,把作品中的人物貼在作家臉上去呢?我相信世界上有不少人會懂得創作,懂得作品與作家本人的正確關係,懂得通過創作去理解作家的心靈深處和作品的成敗得失。至於個別心懷叵測的小丑,就讓他們披著皇帝的新衣去跳舞吧。

  還有人說黑妮是莎菲;也有人問我黑妮這個人物是從哪裡得來的,我不得不替黑妮說幾句話。

  我在懷來搞土改的時候,看見過一個小姑娘,在地主家的院子裡晃了一下,我問人家,這個女孩子是誰呀?人家給我講,她是這地主家的侄女,說她很可憐,他們欺負她,壓迫她,實際是家裡的丫環。這個人在我面前一閃而過,我當時並沒有把這個女孩子仔細地觀察,就這麼一點影子,卻在作家的腦子裡晃動了:她生活在那個階級裡,但她並不屬￿那個階級,土改中不應該把她劃到那個階級,因為她在那個階級裡沒有地位,沒有參與剝削,她也是受壓迫的。所以,寫黑妮的時候,並沒有什麼具體的模特兒,而是憑藉一刹那時間的印象和聯想,那一點火花,創造出來的一個人物。就是這樣簡單,值不得理論家去探索,去聯繫:莎菲是作家本人,黑妮也一定是作家本人。哈……

  我是一個搞創作的人,很少從理論上,而更多是從現實生活裡去認識社會。三十年代的時候,年紀輕,參加群眾鬥爭少,從自己個人感受的東西多些。等到參加鬥爭多了,社會經歷多了,考慮的問題多了,在反映到作品中時,就會常常想到一個更廣泛的社會問題。我寫《我在霞村的時候》就是那樣。我並沒有那樣的生活,沒有到過霞村。沒有見到這一個女孩子。這也是人家對我說的。有一個從前方回來的朋友,我們兩個一道走路,邊走邊說,他說:「我要走了。」我問他到哪裡去,幹什麼?他說:「我到醫院去看兩個女同志,其中有一個從日本人那兒回來,帶來一身的病,她在前方表現很好,現在回到我們延安醫院來治病。」他這麼一說,我心裡就很同情她。

  一場戰爭啊,裡面很多人犧牲了,她也受了許多她不應該受的磨難,在命運中是犧牲者,但是人們不知道她,不瞭解她,甚至還看不起她,因為她是被敵人糟踏過的人,名聲不好聽啊。於是,我想了好久,覺得非寫出來不可,就寫了《我在霞村的時候》。這個時候,那裡有什麼作者個人的苦悶呢?無非想到一場戰爭,一個時代,想到其中的不少的人,同志,朋友和鄉親,所以就寫出來了。到現在,這還是一篇沒有定論的東西,有人批評它,說它同情漢奸。也有人說女主人公是莎菲的化身,自然也有人說是寫的非常深刻,非常好。我照例不受這些所左右,我仍是按著我自己的思想,繼續走著我自己的創作的道路。

  因為鬥爭經歷得多了,於是就從整個社會、整個運動、整個結果去看一些人,去想一些人。至於這是不是現實主義,是不是已經超脫了自然主義,我沒有考慮。作品要達到一個什麼樣的政治目的,這不是主觀願望所決定的。作品寫出來了,就一定會產生政治效果,究竟是鼓舞人心,還是渙散人心,在我看來,這種效果並不是作家在動筆前或在寫的時候依靠主觀願望而能得到的,它是由作家自身的思想、感情來決定的,是根據作家生平的社會實踐、個人的修養和寫作能力來決定的。

  至於講到我們同現實生活的關係,我認為:不可否認,有些現象是令人很痛心的,我們不能說我們現在是很好了,我們看到了許多壞的東西,特別是我們一代人、兩代人的思想裡封建餘毒,「四人幫」的流毒還很深廣,資產階級的腐朽思想還在影響我們。我們的國家問題多得很,怎麼辦?要不要有人挑擔子,是不是大家都不挑,只顧自己?像我們這樣的人,說來似乎完全可以不去管那些事了,「你這麼大年紀,操那麼多心幹什麼?你的生活也可以,養養老,過個幸福的晚年算了。」可是不行啊,國家的問題太多,總是要有人來挑擔子,作家也應該分擔自己的一份。一個作家,如果不關心這個困難,不理解挑擔子的人的難處,你老是寫問題,那麼,你的作品對我們國家民族有什麼好處呢?對老百姓有什麼好處呢?對年輕人有什麼好處呢?在這個問題上,有人說我是保守派,說我不夠解放。

  難道一定要寫得我們國家那麼毫無希望,才算思想解放嗎?我不懂了,那解放有什麼好處?有什麼用處?這能給人民帶來一點福利嗎?人民的生活能提高,沒有房子的能有房子住了嗎?你不幫忙,你在那裡老是挑剔,那有什麼好處?人家又說,你這個人嘛,過去挨了批評,你是怕再挨批評,心有餘悸啊。並不是這樣的。正因為我挨過批評,我跟黨走過很長的艱難曲折的路,吃過很多苦,所以,我才懂得這艱難。我們國家的四個現代化難得很,你不調動千千萬萬人的思想,再好的辦法也搞不成。你有這麼好那麼好的計劃,可是人們不積極幹,那你就落空了。我們文學家應該理解這個困難。

  我寫的《三八節有感》提出的問題很小,現在實際上要比《三八節有感》的問題多了。《三八節有感》不過是指責了隨便離婚而已,把那個土包子老婆休了,另外找一個知識分子,現在看來,實在沒有什麼了不起。離婚自由,雙方沒有共同語言,沒有愛情,當然可以離婚。《三八節有感》就是表現這麼一點,裡面有一點批評,也不多,不過是替少數女同志發了點牢騷而已。那時在延安也沒有掀起批判的浪潮,當時毛主席講話,對我還是保護的。只是到了一九五七年才改變調門,把它打成反黨作品。最近我編選雜文集,把這篇雜文也選進去了,這不是一篇了不起的好文章,留在那裡,也為了保存材料,讓後人再批吧。

  問到我最喜歡的作家,這很難說,過去有人說我最喜歡莫泊桑,受莫泊桑的影響很大,可能有一點,不過說老實話,那時候,雖然法國小說我看得很多,喜歡的不只是莫泊桑、福樓拜,也喜歡雨果,也喜歡巴爾紮克。但很難說我具體受哪個作家的影響。英國小說家我喜歡狄更斯。真正使我受到影響的,還是十九世紀的俄國文學和蘇聯文學。還是托爾斯泰、屠格涅夫、高爾基這些人。直到現在,這些人的東西在我印象中還是比較深。我看書的時候,都覺得很好,但你說我專門學習哪一個人,學哪個外國作家,沒有。我是什麼書都看,都欣賞。而他們也是各有特色的嘛!

  我比較更喜歡我國的《紅樓夢》《三國演義》。看這些書,看他們寫人和人的關係,寫社會關係,可以使人百讀不厭,你可以老讀它老讀它,讀完了再讀。《三國演義》寫那麼多大政治家,歷史上有名人物,寫他們的關係寫得那麼複雜,那麼有味道,我覺得很少有的。但是,現在是不是就能夠照他們的那個樣子寫呢?繼承它的好的地方是必要的,我們現在也還沒有很好繼承。可是,我們的社會變化太快,生活變化太快,表現那個時代的手法,和今天的社會相差太遠,兩方面結合起來不是很容易的。

  我想,我最喜歡的還是曹雪芹,賈寶玉、林黛玉、王熙鳳……都寫得太好了。但現在像這樣的人物都不多了,自然像賈雨村這樣的人物還是夠多的。現實更複雜了,須要用一些更為宏偉的章法來寫了。但過去的有些手法還是值得我們今天借鑒的。

  原載《新苑》一九八〇年第4期,是根據丁玲一九八〇年六月與幾名英國、日本、突尼斯留學生的談話,由孫瑞珍、尚俠、王中忱整理的,曾經丁玲審閱、訂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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